从浙江衢州某法院在买卖合同纠纷中未对承兑汇票进行质证即作出判决的案例来看，这一行为在法律层面存在多重程序违法与实体争议风险，需结合《民事诉讼法》《票据法》及司法实践进行深入剖析。

一、程序违法的核心问题：质证权的剥夺

法定程序的强制性要求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衢州中园能源诉源泉气体公司一案中，被告源泉气体公司提交金额为121,523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已付款凭证，但原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对该票据进行当庭质证，直接导致该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未经辩论即被采信。这一行为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再审事由，即“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上级法院据此裁定发回重审。

质证权的司法价值

质证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实现程序正义的核心环节。在票据纠纷中，承兑汇票的形式要件(如出票人签章、承兑人信息、票面金额)、背书连续性、拒付事实等均需通过质证予以确认。例如，若承兑汇票存在伪造、变造或背书瑕疵，未经质证将导致法院无法识别，进而影响实体权利分配。本案中，被告主张以票据支付部分货款，该票据的真实性直接关系到债务是否抵销，若未质证可能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程序违法的后果延伸

除发回重审外，程序违法还可能引发法官的司法责任。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法官故意规避质证程序可能构成枉法裁判罪。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中明确指出，即使证据已通过形式审查，若未组织对关键证据(如鉴定材料、银行流水)的质证，原判决即丧失事实认定的正当性。

二、实体争议的风险：票据权利的认定瑕疵

票据无因性的适用边界

虽然《票据法》赋予票据无因性特征(即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分离)，但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时仍需证明票据的真实性、背书连续性及合法取得。本案中，若承兑汇票未经质证，法院将无法审查以下关键要素：

形式合法性：票据号、出票日期、金额等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背书连续性：票据流转过程中的背书是否完整、签章是否真实;

取得合法性：被告是否通过真实交易取得票据，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

基础关系的关联性审查

即使票据形式合法，法院仍需结合基础关系(如买卖合同)审查票据的实际履行情况。例如，若被告主张以票据支付货款，需证明该票据已实际交付且未被退票。本案中，被告提交的承兑汇票显示其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预付货款，但原审法院未通过质证核实该票据是否已被原告兑付或存在拒付情形，导致债务抵销的事实无法确认。

举证责任的分配失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若法院未组织质证，可能导致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例如，原告主张被告拖欠货款146,889元，被告以承兑汇票抗辩已支付121,523元，此时法院需通过质证查明票据是否有效及是否已实际履行。未经质证的情况下，被告可能因无法充分举证而承担不利后果，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三、救济路径与司法启示

当事人的救济选择

上诉与再审程序：当事人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二审)或第二百一十一条(再审)申请纠错。本案中，源泉气体公司通过上诉成功启动再审程序，最终案件被发回重审。

补充举证与审计核查：在重审阶段，被告可申请对交易金额进行审计(如本案中法院委托审计确认货物总价为146,899元)，并结合票据证据进一步主张权利。

法院的程序合规要求

主动审查义务：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时，需主动提示当事人对票据进行质证，并重点审查票据的形式与实质要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在票据案件中审查证据的“实质关联性”和“决定性影响”，即证据是否直接影响票据权利的成立或消灭，以及缺乏该证据是否会导致裁判结果逆转。

庭审记录的完整性：法院需在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质证过程，包括当事人对证据的异议及辩论意见，确保程序合法性可追溯。

实务操作的改进方向

强化法官释明义务：对于当事人提交的票据等专业性较强的证据，法官应主动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鉴定或要求对方质证;

优化电子证据的质证规则：针对电子承兑汇票等数字化证据，可探索线上质证、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手段，提高质证效率与准确性。

四、结论

衢州法院未对承兑汇票质证即判决的案例，暴露了司法实践中程序意识淡薄的问题。从法律角度看，这一行为不仅违反《民事诉讼法》的强制性规定，更可能导致票据权利认定的实体错误。司法机关需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确保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的统一;当事人则应积极行使质证权与救济权，通过法律途径捍卫自身合法权益。（车虹）

来源：长江头条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