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日本“失去的30年”，多数人会下意识归因于1991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但前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在回忆录《动荡时代》中，以39年央行职业生涯的亲历者视角，揭开了更接近本质的真相，“失去”的说法本身就有偏差，那更像是80年代虚假繁荣后的“理性回调”。

真正让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是回调过程中三个层层递进的困局，泡沫破裂后金融系统“止血”的十年拖延，让实体经济持续“失血”。

“日本制造”在全球化中陷入“本土空心化”与“竞争力固化”的双重悖论，而最隐性却最致命的，是人口结构恶化抽走了长期增长的根基。

金融困局

很多人知道日本泡沫破裂，却少有人关注后续金融系统的“败血症”，1997-1998年，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行业巨头接连破产，整个银行体系坏账高企。

这场危机的破坏力远超泡沫本身，而作为1990年起直接负责不良债权处理的核心参与者，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中披露，这场“失血”的根源是四重制度与认知障碍造成的处理拖延。

首先是金融机构的非理性乐观，1992年起不良债权规模已持续扩大，但银行普遍寄望于房地产市场回暖自然化解风险，即便后续住专公司问题暴露，仍不愿主动处置资产。

其次是会计制度的致命缺陷，当时不良资产损失确认标准模糊，银行可通过“展期贷款”掩盖真实坏账规模，直到1995年，7家主要住专公司不良率普遍超过70%，部分机构甚至接近90%，问题彻底藏不住后，大藏省才被迫修订统计标准。

更关键的是法律框架的缺失，1997年前日本尚无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清算条例，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时竟因“无章可循”拖延半年才完成资产接管。

最后是政治博弈的拖累，民众对“用纳税人钱救银行”的强烈反对，使得1998年25万亿日元注资方案在国会反复拉锯，最终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泡沫的形成，并非简单归因于与美国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

白川方明在清华讲座中直指，1985年协议签订后，日本贸然答应“扩大内需、削减经常账户盈余”的刚性目标，为兑现承诺，日本央行从1986年起将贴现率降至历史低位2.5%，当时通胀已趋近于零，过度宽松的货币迅速涌入股市与房地产。

“储蓄与投资的差距由人口和技术决定，强行用宏观政策扭转，最终催生了不可持续的泡沫，”白川的反思点出了政策误判的核心。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金融系统的长期“止血”不力，直接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1998年后，日本本土银行普遍收紧信贷，丰田、本田等制造业企业为降低资金压力，不得不加速将生产线迁至东南亚，这又为后续“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埋下伏笔。

后来的结果已被验证：拖延处理的代价是市场信心彻底崩塌，即便日本央行后来推出零利率、量化宽松，企业和居民仍因对未来缺乏信心而不愿借钱，形成“越收缩越低迷”的恶性循环。

白川方明在书中痛心直言：“如果能早5年处理不良债权，日本经济增速至少能有所提升”。

产业困局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是品质与技术的代名词：索尼随身听、丰田汽车在全球市场“横扫”对手。

但2000年后，“日本制造”却慢慢陷入“降价求生”的被动，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中用“贸易条件恶化”量化了这种衰退，1999-2013年，日本出口一件商品能换回的外国货持续减少。

日企曾探索出两种“抱团出海”模式试图破局：丰田带动八大供应商同步海外建厂，在泰国形成完整汽车产业链，住友商事联合川崎重工组成联合体，拿下东南亚多个铁路项目。

为防止技术流失，企业还建立“母工厂”制度，本土保留高附加值核心环节，仅将组装环节转移至海外。

但这种模式在2020年后遭遇严峻挑战：日本车企在东南亚市场的份额出现明显下滑，而中国新能源车企凭借电动化技术，成为主要挤压力量，芯片设备领域，韩台企业通过技术追赶，也让日本市场份额稳定性持续下滑。

日本政府近年多次下调出口评估，进一步暴露结构性隐忧，对亚洲的芯片设备出口因“本地化替代加速”回落，对美汽车出口受关税政策扰动趋于停滞。

白川方明曾警示的“制造业创新惰性”已然显现，这不仅是投入问题，更与产业结构固化相关：日本企业虽国内研发投入强度长期维持在3%以上，但汽车行业大量研发资源仍集中于传统燃油车技术，而中国车企在电动化领域的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高于日本同行。

封闭的供应链体系又导致技术迭代速度滞后于中美，原本引以为傲的“精益制造”正沦为“僵化标签”。

人口困局

如果说金融收缩是“短期冲击”，企业失势是“中期困境”，那人口结构恶化就是日本经济的“长期痼疾”。

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中反复强调，这是“日本经济无法回到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从源头抽走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劳动人口创造的价值，且通过多重路径抑制创新与需求。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99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7.3%，劳动年龄人口开始逐年减少，到2023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9%，劳动年龄人口比峰值时期减少显著。

即便日本人均劳动生产率能与德国比肩，但“人少了”的拖累远超过“效率高了”的拉动，就像一个车间从10个工人减至8个，即便每人效率提升，总产出仍难回升。

关键的是人口老龄化通过三重路径持续侵蚀经济活力，劳动力供给萎缩，研发人员数量减少直接影响技术突破速度。

消费需求固化，老年群体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接受度低，抑制了创新产品的市场空间；其三，社会风险偏好下降，老龄化社会整体趋于保守，风险投资规模缩水，初创企业活力不足。

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台过鼓励生育、完善养老的政策，但“动手太晚”，等政策落地时，人口结构的颓势已难以逆转，这也成为白川方明眼中“最遗憾的错失”。

结语

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中写道：“日本先于其他国家经历了泡沫崩溃、老龄化等问题，这些经验对全球都有参考价值”。

他的亲历观察，帮我们跳出了“泡沫=一切”的简单认知，而这三重困局带来的启示，尤为清晰。

说到底，日本“失去的30年”不是“失败案例”，而是一本“预警手册”，白川方明用39年的亲历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没有“永动机”，正视每个阶段的问题、及时破局，才能避免陷入长期停滞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