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刚认为，在现行框架下，央行的流动性工具主要针对商业银行，非银机构只能通过银行间接获得流动性支持，或者依赖自身的资产变现能力。这种间接机制在常态下可以运作，但在市场压力情景下，可能因为银行的风险规避行为而失效。 ]

央行明确2026年七大重点工作。

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于1月5日至6日召开，会议部署全年七大重点工作，围绕货币政策实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风险防控、金融改革开放等核心领域明确行动路径。

其中，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强调，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业内专家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兼顾总量调节与结构优化，人民币汇率有望维持温和升值态势，但考虑到潜在的不确定性，市场不宜押注单边行情。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26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两个主要方向：首先是总量政策，其次是结构性政策。

会议明确，2026年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核心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投放均衡，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这一取向与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脉相承。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分析，综合考虑岁末年初经济增长动能变化，以及2025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基数偏高，着眼于稳定2026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不排除首轮降息降准在2026年春节前靠前落地的可能。此外，预计2026年物价仍将处于偏低水平，叠加美联储降息周期带来的外部约束缓解，国内货币政策具备充足的调整空间。但“十五五”期间构建科学稳健货币政策体系的目标，决定了全年政策不会大放大收，大幅降息与大规模数量宽松的可能性被基本排除。

结构性政策则将进一步精准滴灌重点领域。会议提出，进一步完善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框架，实施好考核评价制度，加强金融服务效果评估，提升金融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优化工具设计和管理，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王青认为，2026年央行将优化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总体上是“加量降价”，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额度总体上会增加，操作利率则会跟进降息适度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除了精准发力外，也会起到以结构带总量的作用，推动整体信贷、社融增长。

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新年伊始，人民币汇率呈现强劲回升态势。1月2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时隔两年半首次升破6.97，最高触及6.9664，创下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回溯2025年最后两周，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继突破7.0关口，开启升值通道。

央行会议对汇率政策的定调清晰明确：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防范汇率超调风险。同日召开的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也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筑牢外汇市场“防波堤”“防浪堤”，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与预期管理，维护外汇市场稳健运行。

展望全年，人民币温和升值具备坚实支撑。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2026年美联储仍处于降息通道，考虑到美联储与欧央行、日央行的货币政策差异，以及美国财政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干预美联储独立性等因素，预计美元指数偏弱运行的趋势或将延续。美元的上行风险或主要来自美联储降息后美国经济基本面的修复力度，人民币汇率面对的外部环境整体相对友好。

国内方面，结构性亮点或支撑出口韧性，但外贸仍面临一定的隐忧。基于此，明明认为，央行稳汇率工具的目标或在于引导市场预期，防止汇率市场形成单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强化。央行有望保持张弛有度的状态，助力人民币保持相对韧性。综上，在出口不发生超预期变动以及美元偏弱运行的情况下，预计2026 年人民币或有望温和升值。但考虑到潜在的不确定性，市场不宜押注单边行情。

探索非银机构流动性支持

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是2026年央行工作的重中之重，会议围绕融资平台债务、中小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关键风险点部署防控举措，并特别提出建立在特定情景下向非银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性安排。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撰文称，“特定情景”，应当理解为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正常流动性渠道受阻、单一机构或机构群体面临流动性危机且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此前的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宣布，央行将综合平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和防范金融市场道德风险，探索在特定情景下向非银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安排，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

在市场看来，在非银金融机构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这一机制安排的探索不仅是对现实挑战的回应，更是对金融稳定框架的前瞻性完善。

近年来，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机构管理着数十万亿元资产，深度参与各类金融市场交易，已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刚认为，在中国，虽然未发生系统性的非银流动性危机，但也需提前防范。在现行框架下，央行的流动性工具主要针对商业银行，非银机构只能通过银行间接获得流动性支持，或者依赖自身的资产变现能力。这种间接机制在常态下可以运作，但在市场压力情景下，可能因为银行的风险规避行为而失效。

曾刚建议，具体的机制设计可以考虑以下路径：一是建立分层次的流动性支持体系。对于系统重要性非银机构，可以建立类似于银行的常备借贷便利，但设定更高的门槛和成本。对于一般非银机构，则在特定压力情景下通过临时性工具提供支持。二是发展多样化的抵押品框架。非银机构持有的资产与银行不同，流动性支持需要接受更广泛的抵押品类型，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优质股票等，同时建立科学的估值和折扣机制。三是建立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同机制。流动性支持应当与宏观审慎管理、微观监管措施、市场稳定机制等协调配合，形成综合性的风险防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