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跨境支付体系并非单纯的跨国资金划转工具，而是依托代理行网络与监管信任构建的百年演进系统，核心是通过双边契约机制，抵御地缘政治、经济危机等重大冲击，维系全球金融连通性。本报告聚焦四大关键历史节点，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解构百年代理行网络变迁，探讨全球金融枢纽的核心地位演进与体系韧性逻辑。当前全球金融格局深度调整，跨境支付的自主性与稳定性成为大国金融竞争的关键抓手，中国在历次动荡中展现的制度适应性与中介能力，为当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构建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报告通过海量历史数据与节点分析，以期为应对全球金融体系变革、筑牢国家金融安全屏障提供历史启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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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本次报告聚焦最新全球代理银行网络研究，通过1920-2005年数字化跨境代理银行数据，重建百年全球代理银行网络，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量化研究，核心是探究重大冲击对银行网络的影响，故选取20世纪具代表性的四大关键节点：1929年大萧条（银行业倒闭全球冲击）、1939年二战爆发（国际战争与政治冲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制度变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市场轰塌）。研究核心结论为：全球金融一体化推进更多依赖战略性整合与制度性调整，而非单一扩张；经济与地缘政治动荡会强化伦敦等金融枢纽的中心地位，推动银行网络部分瓦解与结构性重组；中国在体系中展现出制度和法律的延续性及中介能力，对维系国际关系起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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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

（一）代理行定义与价值

代理行是支撑资本主义运转的跨境支付系统，类比人体循环系统，核心机制为Nostro账户（一国银行在境外代理行开设的外币账户）。其优势显著，一是成本低，无需在境外设立实体机构；二是安全性高，规避国际冲突中实体机构被截取的风险。代理行依赖双边法律契约与监管基础，需依托契约执行、法律延续及监管信任构建全球资金韧性网络。目前代理行体系历史演变缺乏系统性梳理，跨大西洋核心区域外研究尤为空白。

（二）金融系统中的跨边界

金融系统跨边界与政治、经济边界不同。清代主要存在两种金融边界形式，一是依据治外法权条约或通商口岸条约划定，与国家法定边界分离，兼具国家与城市边界属性；二是通过统一国际支付制度设定，如中资与外资银行采用不同账户体系清算。民国时期金融边界碎片化，形成多个独立清算机制与货币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在货币制度、资本流动及金融监管上呈现显著差异，形成制度化边界。中国20世纪经历帝制崩溃、民国动荡、冷战及改革开放等阶段，各阶段均对代理行关系的结构与功能产生不同影响，其案例对金融全球化与制度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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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来源

（一）银行年鉴

（二）市档案馆城市数据库

仇乙彤及其团队基于市档案馆构建该数据库。上海档案馆收录10家本土银行的163条代理关系；天津银行更活跃，23家本土现代银行建立305条代理关系。银行年鉴同时记录了其他中国城市民国及新中国时期的银行数据，为四大关键历史节点的网络中心密度与方向性分析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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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关键历史节点的影响分析

（一）1929年大萧条

对于全球代理行网络，大萧条未导致国际银行关系收缩或去中心化，反而使代理行网络展现出惊人韧性，部分关键层面实现扩张，推动形成以伦敦为核心的辐射式网络。欧洲大陆与美国金融机构纷纷向伦敦聚拢，德英代理行关系从4375条增至5998条（涨幅37%），瑞英（68%）、法英（58%）、荷英（53%）、英美（20%）等双边通道均显著增长；意大利、西班牙等经济脆弱国家也增加对英代理关系。同时，欧洲大陆间横向代理关系适度收缩，如德瑞减少250条、瑞意减少58条，形成全球金融结构的再分配，网络从多元区域化转向等级化，且未出现大规模通道中断，全球金融基础设施韧性超预期。

对于中国，呈两面性，一方面危机打乱贸易金融体系，压低商品价格，削弱中国贸易伙伴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伦敦枢纽地位上升为上海、香港的中国银行提供机遇，部分银行借此重新谈判合作条款、扩展网络或转向更可靠的英国合作方。中国北方与内陆银行面临英镑清算渠道受限的挑战，对香港、新加坡机构依赖度上升，但整体银行体系在经济收缩中实现存续而非崩溃。

（二）1939年二战

对于全球代理行网络，二战是全球金融构架的分水岭，导致代理行体系碎片化与部分崩溃，欧洲金融中心与英美核心的联系枢纽断裂，且涉及制度与法律层面。战后主要银行与英国的代理关系降幅达54%-74%，英美通道降幅66%，美元与英镑区域中间网络瓦解；欧洲大陆失去与伦敦联系后，未形成新的替代性金融中心，代理行活动未重新分布而是直接消失。仅少数边缘通道扩张，体现银行对契约与声誉资本的重视。

对于中国，中国金融机构面临双重局面，制约方面，依赖的欧洲通道崩溃、英镑清算恶化，导致国际支付、信用证发行及贸易融资受阻；转机方面，开辟与荷兰、菲律宾等地的新通道，借助侨民网络与殖民关系寻找替代方案。民国时期上海与天津代理行网络差异显著：上海银行侧重轻工业与侨汇业务，倾向与纽约化学银行、南洋夏威夷华侨银行合作；天津银行服务大宗农产品交易与军需采购，更倾向与德国等重工业国家建立代理关系。此外，德国德华银行、俄华银行等欧洲殖民银行随帝国瓦解逐渐消失，1930年起中国银行开始向Midland Bank、意大利银行等国际高信誉金融机构聚拢，选择代理行的核心标准是国际信用等级与清算能力，而非地理接近或历史联系。

（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中国，中国与英联邦及西方国家的代理关系部分中断，但中英代理关系稳定，前后五年均保持70家不变，核心依托香港作为缓冲带（英资银行在港分支维系法律运行与代理关系）。同时，中国新增与日本、比利时、瑞士、荷兰、中国台湾、匈牙利及丹麦的代理联系，通过“以物易物”贸易绕开美国封锁。

（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对于全球代理行网络，与前三次冲击不同，本次危机导致全球代理行网络彻底崩溃，无替代性结构与新信任中心出现，核心与边缘通道同步消退且无补偿性增长。日本作为亚洲金融锚点，危机前与美英中的代理关系全部清零；欧洲、拉丁美洲多国与全球中心的代理关系大幅收缩。英美作为传统核心未承担接盘侠角色，即使高信誉机构也视代理行与跨境支付为高风险业务。

对于中国，中国未直接卷入危机，但面临次生影响，日本银行全面撤离，切断自1950年建立的中日代理关系；外资银行集体撤离亚洲，导致中国银行获取美元流动性与资本支持难度加大。这一危机推动中国后续加强自主主导的金融渠道建设，倡导双边与区域性货币互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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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总结

20世纪全球代理行体系呈现断点式发展特征，四大关键节点对体系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1929年大萧条推动网络向核心集中，1939年二战导致体系碎片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引发局部调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全面崩溃。该体系具备结构可塑性，形态由制度惯性、法律构架与地缘政治约束共同塑造，而非单一受贸易流量或宏观经济基础决定，核心节点在冲击下可吸收风险甚至扩张覆盖范围，边缘国家易被金融网络切离。中国代理行活动始终依赖三大核心条件：稳定的法律构架、政治中立性的中介机制、具备适应能力的制度合作伙伴，这也是中国在多次全球金融动荡中维持代理行网络存续与调整的关键。

延伸阅读

针对本期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70期与会嘉宾围绕代理行网络、研究框架与扩展建议以及金融连接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兰日旭指出，中国银行1912-1929年以代理行为主，1929年后开始在伦敦等地设分行，1979年后启动并购，2008年次贷危机后加速该进程。他认同报告中以金融危机、战争、政权变动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一是强调规则的关键作用，认为不参与货币相关探索可能导致后续游离于国际规则之外，历史上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均证明，规则制定与国家实力紧密相关，二战后英国被美国替代正是实力格局变迁的结果；二是指出跨境支付通道主导权由经济实力决定，从英国到美国的主导者更替，对历次冲击的应对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建议将次贷危机纳入研究，因大萧条前后金融危机的支撑点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与经济结构变化相关，可丰富研究维度。此外，兰教授建议将研究拓展至文化层面，认为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会影响国家风险应对模式，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守人民币不贬值与日本日元贬值的差异，背后便有文化因素作用。他还提及，自身研究已梳理中国银行相关档案，验证了不同阶段银行应对机制的差异性。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婧结合自身边币研究提到，中国在金融发展中持务实态度，即便在边区时期，虽未明确“货币区”概念，却已践行相关理念。她还提及，民国时期章乃器、马寅初等人已对中国与全球金融连接有深刻研究。同时，她提出多个疑问，一是二战后全球金融体系碎片化与网络崩溃存谜，一战时金融机构向英国聚集使其成为枢纽，二战却呈现不同态势，虽获部分解释仍有困惑；二是中国历经战争等动荡却未与全球金融失联，核心动力是什么；三是香港的异质性与特质性，对当下中国与全球金融连接是否仍具重要意义；四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同世界金融连接进程中，制度建设与保持原有声誉哪个更为关键。

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雪情指出，跨境支付此前学界关注度较低，多集中于技术与实务层面，近年因全球体系变革、疫情及新技术推动的用户需求与市场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更高效率和安全性要求，以及俄乌冲突后跨境支付“武器化”引发的广泛关注，该领域热度显著提升。她高度认可报告的研究价值，认为历史梳理能为新问题研究提供规律与本质认知，并结合中行实践提到代理行关系是全球跨境支付体系的基础与主体模式。随后她分享四点核心认识，一是全球银行代理行体系重心多轮转移，从中世纪欧、亚、中东枢纽，到19世纪后伦敦成为中心，二战后美欧崛起，如今支付流量集中于北美、欧洲、亚洲，中、美、欧元区为前三大支付体；二是当前跨境支付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结构，SWIFT为主要通讯渠道，美欧发达经济体主导治理，新兴市场处于外围；三是外部冲击影响显著，除报告分析的大萧条、二战等冲击外，当下技术、经济与地缘政治周期叠加，2022年末全球活跃代理行数量较十年前减少23.5%，未来趋势需重点关注；四是跨境支付与货币国际化密切相关，人民币跨境支付是其国际化的基础与关键支撑，支付效率提升对货币国际结算份额及投融资使用有正向影响，对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认为，主题报告击中了跨境支付中的几个核心问题。第一，跨境支付是经济的国际交往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及盟国阵营的对立而消失。只是由于地缘政治、战争与贸易的不同境况，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战争环境之下，跨境支付多依赖非制度化的民间贸易主体的自律活动，物物交换和推荐信中介的功能凸显出来。同时，基于地缘政治的国际关系走向的主导者，会自动地成为各国跨境支付的焦点和链接中心。和平环境常态的国际贸易，国家间金融组织之间的契约合作和组织协调塑造跨境支付体系，而其形式从代理行、分行发展到并购形成独立的跨国金融组织，与国际间形成的纯粹国际支付结算机构结合起来，支撑跨境支付。第二，跨境支付遵循固有的经济和金融逻辑。无论什么政治派别，一些基本的货币金融规律和行为规则，绝不能打破。和平时期对制度化的代币式支付建设，既便捷高效又节约成本，而在战争环境下支付选择硬通货（其价值相应上升）而贸易选择物物交换。但关注的核心，都在同一地保持国际支付的价值稳定，重在安全和效益。第三，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国家间的关系总是在战争与贸易两种选择之中切换。我们既要基于技术进步和国际协调的制度优化，不断改进跨境支付手段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型工具的开发，也要预设不可控的战争形势对于国际支付硬通货的客观要求。只有这样，才是基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合意的策略应对。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报告，编号IMI Report No.2601，发布于“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70期，作者：仇乙彤（伦敦大学学院（UCL）东亚近现代史长聘助理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史博士）

观点整理：余植巽

监制：商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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