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植

“如今，银行返程股权投资的角色定位相当尴尬。”2025年9月17日，一家银行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总监许皓杰对记者表示。

他所说的银行返程股权投资，是指10多年前，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少数城商行在香港地区设立投资银行，再由这些投资银行在境内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以银行自有资金投资境内企业股权。

2011年，许皓杰所在的银行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正是通过返程股权投资方式，在境内设立多只股权投资基金。此后，他们还与地方政府合作发起产业投资基金，投向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的企业股权。

“由于金融主管部门不鼓励银行返程股权投资，我们已暂停新基金发行。”许皓杰告诉记者。随着上述股权投资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陆续到期清算，目前他管理的股权投资资产所剩无几，若找不到新的业务模式，相关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或将谢幕。

近年来，金融监管总局相继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的通知》等政策，允许银行通过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参与股权投资，令银行自有资金参与股权投资拥有了合规操作通道，也无需再借道“返程股权投资”。

“既然银行资金参与股权投资有了正门，返程股权投资这个偏门也就自然关上了。”曾在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任职的某股份制银行投行部门业务主管刘纯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段时间，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也在酝酿业务转型，或涉足资产管理与内地企业融资及资本市场业务，或干脆投资银行内部金融科技公司，变身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内部孵化投资平台。

从兴盛到淡出

15年前，银行返程股权投资一度火热。

2010年前后，建设银行在香港发起的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先后在内地设立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建银国际财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建银国际（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建银国际（深圳）有限公司，以此发起多只股权投资基金，投向医疗保健、文化、航空、环保等产业领域的企业股权。

2010年，交通银行在香港发起的持牌证券公司——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交银国际（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者发起多只股权投资基金，涉足信息技术、医药生物、智能科技等领域企业的股权投资。

许皓杰回忆说，当时银行返程股权投资之所以火热，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一二级市场的价差套利空间较大，银行也不想错过赚钱机会。但是，当时政策规定：“银行资金不得参与股权投资”，于是有些银行便采取“返程股权投资”模式，绕开了上述政策规定。

许皓杰指出，随着人民币基金的兴起，银行返程股权投资一度迎来了“高峰期”。2012年—2015年期间，众多地方政府与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合作发起人民币基金，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参与地方产业迭代升级和国有企业改革。借助人民币基金活跃的风口，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不再局限于使用银行自有资金，还积极开展对外募资，通过发起百亿级股权投资基金，令其资产管理规模持续扩大。“当时，建银国际一度跻身国内股权投资领域头部平台，其先后发起50亿元规模的建银医疗保健基金、200亿元规模的中国航空产业基金，募资规模跻身行业前列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许皓杰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在这段时间也迎来较快发展期，先后发起多只产业投资基金，总募资额也超过70亿元。

记者多方了解到，当时众多资本之所以愿意投资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设立的产业基金，一是银行拥有大量拟上市企业客户，给这些产业基金带来了更多优质项目投资机会与更可观的一二级市场套利机会；二是他们希望通过银行系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地方国企改革，押注后者快速上市以获取丰厚的股权投资回报。“但是，银行返程股权投资模式始终存在争议。”许皓杰表示。由于这种操作模式绕开了“银行资金不得参与股权投资”的政策规定，因此他们在对外宣传方面显得小心谨慎，尽可能回避“银行自有资金注资产业投资基金”之类的话题。

多位银行投行部门人士向记者表示，金融主管部门也不鼓励银行返程股权投资。究其原因，除了这种资本操作抓住了政策监管空白，存在合规性问题，还有股权投资具有高风险特点，一旦某些重大股权投资项目出现波折，或殃及银行整体声誉。

记者独家获悉，部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辖区内的城商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后者暂停返程股权投资。

刘纯表示，2018年后，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开始逐步淡出市场。具体表现在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所发起的股权投资基金数量逐步减少、相关股权投资基金在股权投资市场的活跃度明显降温。

刘纯回忆说：“2018年前，我们时常会碰到多只银行系股权投资基金共同竞争一家Pre-IPO（临近上市）项目的股权投资额度。但2018年后，这种状况很少发生。”与此对应的是，他此前任职的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的投资决策格外审慎。2018年至2019年，他共向基金投资委员会推介了8个优质股权投资项目，但没有一个获批。原因不是出在项目本身，而是在监管部门“不鼓励”的影响下，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开始压缩业务规模。

许皓杰也感受到类似变化。他所在的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高层多次提醒，未来团队将精力时间都放在推动投资项目尽早IPO或并购退出，顺利完成基金到期清算。

“那一刻起，我们团队开始感受到银行返程股权投资模式快要谢幕了。”许皓杰表示。尤其在2024年9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做好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扩大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的通知》后，银行发起AIC参与股权投资试点如火如荼。

中报显示，截至2025年6月底，工行AIC试点基金的签约意向规模超1500亿元、设立基金28只、认缴规模超330亿元，重点支持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

农行中报提到，该行与全部AIC股权投资试点城市签署合作协议，累计设立13只试点基金，认缴资金规模逾百亿元。

“现在我们面对拟投资企业时，角色定位特别尴尬。不少科技企业负责人都会问，既然银行AIC可以直接参与科技企业股权投资，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如何求存发展？”许皓杰直言。现实是，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更愿接受银行AIC的股权投资款，因为他们意识到银行返程股权投资模式存在政策风险。

随着银行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扩大至境内18个城市，许皓杰还发现，银行AIC与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的项目投资地域高度重叠，令后者的投资空间不断被压缩。

“当前我所在的银行系股权投资基金员工人数仅10余人，主要工作是做好项目投后管理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力争所有股权投资基金都能顺利到期清算。”他直言。

转型探索

“一旦所有的产业投资基金与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到期清算，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没有了存量业务，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皓杰。

许皓杰表示，近年来，他们团队也多次讨论业务转型方向，包括涉足资产管理、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财务顾问等领域。但是，团队始终认为这些转型方向的盈利前景不如股权投资业务。

其间，他也看到其他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已迈出新的步伐，比如2020年交银国际（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额出资6亿元，发起设立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推动交银集团数字化转型；还有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联动香港投行母公司及母行，向内地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高端制造、生物医药及大健康等领域企业提供IPO、企业综合投融资、产业并购、债券发行承销等服务，逐步从单一的股权投资业务转向企业资本市场综合服务。

“我们也在借鉴这些业务转型做法，确定最终的业务转型方向。”许皓杰告诉记者。但是，若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迟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转型方向，他将考虑离职，自己创建股权投资基金。

然而，自主创业的难度不小。一是当前股权投资市场募资难度较大，二是这些年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没有发行新基金与投资新项目，导致不少出资人（LP）流失与优质项目储备匮乏，令许皓杰感到缺乏创业资源。

在一家国有大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担任资深投资经理的徐伟表示，他正在思考新的职业发展方向。“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金融监管趋严，具有擦边球属性的银行返程股权投资模式迟早会谢幕。”徐伟说。他们团队最大的希望是，银行在关闭银行返程股权投资平台后，能将他们转至银行AIC公司或投资银行部，继续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