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当前，中国的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对此，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当前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已处于历史低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货币政策的操作重心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从总量调控走向总量与结构性工具协同发力。一方面，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仍是稳定总需求与价格预期的关键抓手。另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成为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正外部性领域的重要支点。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盛松成则指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核心工具。统筹推动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精准施策，有助于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潘功胜强调，央行将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前，中国的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我们将平衡好短期与长期、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与保持金融体系自身健康性、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关系，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潘功胜表示。

程实分析认为，作为以价格信号为核心的宏观调控工具，总量政策可以同时作用于银行资金供给和微观主体融资需求，更适合承担稳定通胀预期和修复总需求的职责。从操作取向看，开年之际的结构性调整一定程度上说明，2026年的政策宽松更可能体现为温和、分阶段推进。

在工具运用上，据程实判断，数量型工具或将相对靠前，通过降准等方式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结构性政策发挥效力创造环境。目前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3%，预计仍有50基点左右下调空间。价格型工具运用相对审慎，降息空间虽客观存在，但更可能采取小幅、渐进的推进方式，并根据政策传导效果进行动态评估。7天期逆回购利率当前已处于1.4%的历史低位，但仍具备10~20基点的适度调整余地。央行层面，人民币温和升值的市场预期为投放流动性提供了一定空间。银行层面，2025年以来净息差已出现企稳迹象，连续两个季度维持在1.42%，且2026年将有规模较大的三年期、五年期存款集中到期并重定价，为利率调整释放一定空间。微观层面，2026年新一轮“两新”政策延续对扩大内需的支撑作用，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等线下消费基础设施的设备更新被纳入支持范围，重点消费品得补率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进而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从结构性货币政策视角来看，程实指出，在货币政策的三大类工具中，通常将公开市场操作所锚定的短期利率视为政策利率。央行以7天期逆回购利率作为短期政策利率，向商业银行释放短期流动性。但从操作属性和期限结构看，再贷款的执行利率同样属于央行直接设定的政策利率，通过商业银行传导，只是对应于更长期限和特定用途的资金。根据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央行通过调节短期政策利率影响市场预期，并经由期限结构传导至中长期利率水平，最终作用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因此，在传统框架下，政策利率既承担宏观调控信号功能，也被寄予调节实体融资成本的直接作用预期。然而，在利率水平整体下移、传导弹性下降、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单一利率工具难以同时完成多重目标。近年来的政策实践表明，短期政策利率主要承担锚定利率中枢和稳定市场预期的功能，而再贷款利率则被用于定向降低特定领域的融资成本。

专家：政策协同发力

盛松成指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核心工具。统筹推动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精准施策，有助于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盛松成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过工具创新与机制配合，在政策对象、实施时点与节奏安排上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与匹配度。

从政策方向的一致性看，盛松成指出，在科技创新领域，央行推出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以优惠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引导其加大对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领域的信贷支持；财政部同步推出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提振消费领域，央行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财政政策通过“双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以及发放育儿补贴、消费券和推进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举措，直接改善居民与企业现金流状况。

从创新工具的互补性看，盛松成表示，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如各类再贷款），本质上是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优惠利率贷款，是一种以债权形式向金融体系“让利”的安排，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向特定领域。这类工具主要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负债端，通常具有明确期限与回收要求，强调本金安全与风险管控，侧重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短期现金流状况，但难以承担长期资本投入和风险化解功能。

相较之下，财政政策工具更多体现为“股权”属性。通过财政注资补充实体经济或金融机构资本金，形成长期资本沉淀。例如，通过特别国债注资商业银行，缓解资本充足率约束，增强其信贷投放能力；通过财政资金支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或通过发行专项债为重大项目提供资本金，保障重大战略落地。这类资金不以短期回报为目标，能够直接承担风险和损失，更契合长期结构调整需求。

盛松成总结，货币政策通过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如降准）以及政策利率调整，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保障政府债券顺利发行、稳定融资成本，进而扩大总需求。二者通过新型工具，聚焦科技创新、提振消费以及经济薄弱环节等领域，依托“债权+股权”工具互补机制，精准推进调结构、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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