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曾说过，黄金是野蛮的遗迹。那么，白银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当初凯恩斯代表英国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如果英国黄金库存充足，凯恩斯还会坚持摒弃黄金吗？之所以提到凯恩斯，提到黄金，是因为作为世界最后一个使用银本位的国家，中国曾陷入类似的困境。

《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

（美） 奥斯丁·迪恩著

葛宇亮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郭晨凯 制图

◎禾 刀

凯恩斯曾说过，黄金是野蛮的遗迹。那么，白银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当初凯恩斯代表英国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如果英国黄金库存充足，凯恩斯还会坚持摒弃黄金吗？之所以提到凯恩斯，提到黄金，是因为作为世界最后一个使用银本位的国家，中国曾陷入类似的困境。

19世纪末，作为世界上使用白银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使用白银货币的过程中，存在币制杂乱等突出问题。白银在国内市场上的每一笔交易都成了一次“智慧的较量”。本书作者奥斯丁·迪恩长年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在书中，作者以时间为线索，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视角，还原了中外官员、银行家、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为推进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奔走建言的场景。在奥斯丁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不仅点燃了中国人反抗列强的勇气，还激发了中国人在币制改革方面的觉醒，中国人努力通过建立统一的货币标准，实现货币主权。然而，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西方国家以一己之私，企图主导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而也为白银的终结敲响了丧钟。

交易成了“智慧的较量”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白银一直是仅次于黄金的重要财富标志。在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下，随着全球贸易的日益频繁，1550年至1650年期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当时重要的货币金属。

但是，白银的计量标准却五花八门。据作者在书中叙述，19世纪的中国，虽然各地都以“两”作为白银的记账单位，但是每个单位的精度与重量都不同。据历史学家戴建兵估计，在晚清，全国至少有170种不同的常用银两标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在使用白银结算时，往往颇费周章。作者在书中戏称，每一次的白银交易都是“智慧的较量”。

在19世纪下半叶，清朝的货币体系已经千疮百孔。从1808年至1850年，中国白银外流了3.84亿美元，但是从1856年到1886年又有6.91亿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虽然流入的银元缓解了白银紧张的局面，但是官僚阶层并不认同，首当其冲便是货币的主权属性。商人郑观应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他看来，“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钱币，不应该使用其他国家的钱币”。为了对冲外国银币的影响，清政府开放各省的铸币权，但是由于技术参差不齐，各省银币成色差别明显，给货币市场又添加了新的混乱。

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是，白银价值并不稳定。1901年9月，清政府与11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史称庚子赔款。与过往不同，这次赔款要求“按海关银对各国金本位制货币的比率计算”。即条约虽然注明的是海关银，但是要以黄金价格结算，这意味清政府要承担更多汇率风险，除非白银价值上升。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勘测技术的进步，美洲、澳洲等地先后发现大银矿，这使全球白银产量快速上升，加之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使用白银货币，全球白银价格正在不断下跌，这意味着对于以黄金计价的赔款，清政府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

奥斯丁戏言的“智慧的较量”，显然是对当时货币制度无序的写照。虽然，商人乐于在其中逐利，但是货币体系的四分五裂，必然会造成更多损失。寻求统一的货币标准，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不断尝试的白银改革

从晚清时期一路延续至民国时代，白银退出中国货币体系的历程并非一蹴而就。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挽救白银的货币地位，各方曾数度付出努力，而奥斯丁对这段跌宕起伏历史的描写，生动地勾勒出了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兴衰沉浮。

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白银货币，选择了金本位制。然而，黄金的高度稀缺，加之国内政局的四分五裂，使得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无法紧跟金本位制的全球潮流。张之洞认为，金本位制方案会让渡太多的中国主权。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愿意放弃管理自己金融事务的权力。奥斯丁认为，张之洞并非反对金本位制，他只是认为时机不成熟。

清政府试图在统一银币上做出改变。作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奠基人的张之洞，在广东率先铸造“龙洋”，于是各省竞相效仿。但是，由于成色不足，“龙洋”未能广泛流通。张之洞的努力也未能挽晚清于危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1年，国内流通的银元货币中，有一半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鹰洋”。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倡导“钱币革命”，力图终止白银作为流通货币，推行无贵金属支撑的纸币。这一设想契合世界货币发展趋势，展现出深远的前瞻性。然而，尽管晚清已成往事，但中国却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各路军阀纷争、地方势力割据，货币种类繁杂，成为币制改革道路上几乎难以跨越的障碍。

1914年，国会在被袁世凯解散前通过了《国币条例》。该条例选用了银本位制，并且指出中国应向金本位制努力。依据《国币条例》，俗称“袁大头”的银币在南京、武昌等地铸造。同时，在法律上对“袁大头”的成色和铸造工艺进行了明确要求，较好地保证了货币成色与质量。“袁大头”不仅迅速取代了先前劣质杂乱的“龙洋”，还在市场上对曾风光无限的“鹰洋”形成压倒性优势。到1924年，在流通的9.6亿银元中，“袁大头”占据了7.5亿之多。对此，奥斯丁在书中评价认为，尽管新的白银货币依旧存在许多问题，但相较于以往标准繁杂、混乱复杂的局面，“袁大头”的出现，确实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曾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与张之洞的看法相似，认为“金本位制虽然是一个完美的货币本位制”，但在中国可能水土不服，“因为所需成本高昂且中国人有囤积贵金属的习惯”。作为近代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则建议禁止白银进口，以确保国内货币稳定。

奥斯丁认为，无论晚清还是民国，其货币改革的阻力从来不只来自国内，更有国际势力的介入与干预。

白银货币的黯然谢幕

白银在中国近代史的遭遇，本质上是一段国穷民困的屈辱史。

自晚清以来，作为中国货币的白银便遭遇重重困境。一方面，凭借坚船利炮，列强在金融这个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掠夺。据作者在书中叙述，各国银行在中国大量发行货币，这些外国货币与中国本土货币，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例如，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等都在中国发行了各自的纸币。这些外国货币的发行并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其发行量和价值稳定性完全取决于发行银行所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全球权力和货币市场的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实力受到削弱，美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在20世纪初，随着不同国家试图将中国货币与本国货币单位挂钩，中国很快就成为“各种金汇兑本位制计划竞争的战场”。各国纷纷借助货币贷款，频繁施加压力。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无他国能及。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的迅速崛起，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在这场争夺中，作为自明治维新后崛起的国家，日本也暴露出前所未有的野心，“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宣布日本在东亚负有特殊责任，并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提供任何‘其所不乐见的援助’。”

这就像是一场弱肉强食的盛宴，桌边坐着的是列强，而中国则是这场盛宴中唯一被摆在桌上的食物。作为最后一个使用白银货币的国家，中国在货币制度改革上只能仰人鼻息，缺乏应有的话语权。1932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取消了不同银两记账单位，确定了银本位制，迈出了统一白银货币标准的重要一步。然而，随着1933年美国《托马斯修正案》的出笼，国际银价一路上涨，直接刺激国内白银迅速外流。据研究，年流出的白银量高达1.8亿两。几乎与此同时，已经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大肆收购走私白银，破坏白银货币的稳定。

在全球白银产量高企，并且只剩下中国还在使用白银货币之际，理论上白银供应本应充足，但是事实上却在国内市场出现了罕见“钱荒”。“钱荒”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推高了币值，也严重打压了出口贸易。在多国势力的围猎下，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脱离银本位制，改用由政府控制的货币：法币。然而，白银的谢幕和法币的诞生，未能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稻草”。

巧合的是，白银货币在中国谢幕之时，正是罗斯福新政的高光时刻。在本书的结语中，奥斯丁写道：“20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将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是为了鼓励美国向中国出口。”而在21世纪，“美元与中国货币之间有了直接联系，然而，在美国并没有多少人称赞这一进展”。奥斯丁以讽刺的口吻表示，今天，美国继续试图影响中国的货币，但鉴于长期以来的历史，他们很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