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财联社报道，四川省内成都银行（601838）、成都农商银行和四川银行正联合推进银行理财公司申设工作，目前前期准备已全面展开。

知情人士透露，三家机构对此次联合拿牌“较有信心”。

头部垄断与中小银行的生存突围战

若四川三家银行联合申设理财公司的方案最终获批，自2023年12月浙银理财获筹建批复后，长达20个月的银行理财子公司牌照“断供期”将被打破。这一潜在突破的背后，是理财子行业“冰与火交织”的鲜明分化——头部机构依托规模优势持续扩容，中小银行却在监管趋严与市场挤压的双重压力下加速离场。

审批节奏的剧烈转向，恰恰折射出监管逻辑的深刻调整。2019-2022年期间，理财子公司以年均8家的速度批量获批筹建，行业规模迅速扩容至32家；但自2023年底浙银理财获筹建批复后，监管闸门骤然收紧，20个月间再无一家新机构获准筹建。这种转向，既是监管层对理财业务“打破刚兑、净值化转型”深化阶段的风险敬畏，更体现出对机构合规能力、股东资质的严苛筛选。

与此同时，行业“金字塔式垄断”格局持续加剧。6家国有大行理财子公司占据32.5%的市场份额，12家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占比45.3%，二者合计管理规模达23.3万亿元，共同构成行业“第一梯队”；2024年管理规模排名前五的招银理财、兴银理财、农银理财等机构，合计规模达10.5万亿元，占全市场34.9%，其中招银理财以2.4万亿元的管理规模独居行业榜首。

区域资源禀赋的差异也进一步凸显。东部沿海地区已聚集8家城商行系理财子公司，而西部12个省市仅拥有渝农商理财一家农商行系机构，中西部地区资管能力呈现“断崖式”落差。

中小银行的生存困境，在数据中暴露无遗。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的数据勾勒出清晰图景：2024年末，全国尚有218家银行开展存续理财业务；到2025年二季度，这一数量已骤降至194家——短短半年间，64家机构退出理财市场。规模方面，从2024年末的3.6万亿元萎缩至2025年二季度的3.2万亿元，缩水4500亿元；产品数量同步减少2070只，降至1.4万只。

按照监管要求，2026年底前需完成存量理财业务清理，当前超3万亿元规模的存量业务已进入出清倒计时。然而，“注册资本不低于10亿元+健全风控体系”的理财子公司设立门槛，让多数区域中小银行陷入“转型无门、清理无力”的两难境地。

在行业集中度与区域失衡的双重挤压下，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四川银行的联合申设，成为打破困局的“试验性突围”。

模式创新的价值，在于突破“单一银行全资设立”的传统路径。过往32家理财子公司中，除5家合资机构外均为银行全资控股，而三家银行合计超2万亿元的资产规模，既能实现客群与渠道的互补；更能通过联合出资分担注册资本压力与运营风险，契合监管层“优化中小银行设立理财公司路径”的政策导向。

这种创新的示范意义不言而喻：当多数中小银行还在“单枪匹马冲击牌照”的死胡同中挣扎时，四川三行以“区域协同+资源整合”的模式开辟新赛道。若成功获批，不仅将填补中西部理财子公司的区域空白，更可能引发湖南、湖北等中西部省份效仿，推动理财牌照从“东部集中”向“区域均衡”重构，为资管行业的差异化竞争注入全新逻辑。

三行理财规模合计近1487亿

从规模“家底”看，三家银行联合申设理财公司已具备区域竞争基础。具体来看，成都银行2025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其存续理财产品净资产规模达567.2亿元；成都农商银行2024年末表外理财产品余额为700.2亿元；四川银行2024年末个人AUM（资产管理规模）达1710.9亿元，若按“个人AUM减储蓄存款”测算，其理财业务规模约219.3亿元。三者现有理财业务规模合计近1487亿元，这一体量已接近西部唯一农商行系理财子公司渝农商理财——截至2025年6月末，渝农商行理财产品余额为1635.6亿元。

不过，若横向对比东部城商行系头部理财机构，差距仍较为显著：南银理财、杭银理财2024年末管理规模均突破5000亿元，规模是四川三家银行联合阵营的3倍有余。这种规模落差背后，既反映出东西部金融资源禀赋的客观差异，更凸显出中西部银行通过联合模式整合资管力量、突破发展瓶颈的迫切性。

而三家银行选择联合申设，并非单纯应对规模差距的被动之举，而是源于双方天然契合的“协同基因”——这种基因从股权架构到管理团队层面深度渗透，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股权结构看，成都银行截至2024年末由成都市国资委通过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等企业合计控股30.2%；成都农商银行2020年完成国资重组后，市区两级国资持股比例达79.6%，正式回归市属国企阵营；四川银行作为省级金融平台，股东包含四川发展等省属国资主体。三方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统一战略下，形成“成都国资+四川国资”的联动格局，资源调配、战略布局方向天然一致。

更值得关注的是，银行间高频次的高管流动，进一步为合作注入了“管理互信”。2025年8月，成都银行原董事长王晖与成都农商银行原董事长黄建军完成“掌门互换”，这种罕见的人事调整直接体现出两家银行管理体系的深度兼容；此外，成都银行现任行长徐登义曾长期担任成都农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成都农商银行副董事长王忠钦亦有成都银行任职经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才流动生态，让三家银行的风控逻辑、业务打法天然趋同，大幅降低了联合合作中的磨合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