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

《货币、金融、现实与道德》一书最独到之处，就是提出了“后贵族式金融”这一概念,该书所有内容都围绕这一概念展开。

作者爱德华·哈达斯教授将融资分为经济性融资和社会性融资两类。其中，经济性融资以推动经济更好发展为目的,其资本报酬具备合理性；社会性融资则是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进贡”的金融形式,这里的“利息”就是现代化的“贡品”。尽管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贵族,但“后贵族式金融”仍以一种隐蔽的生产关系,将贵族时代的社会规则遗留了下来。而这种现象的根源,正在于货币的存在。

此书前两章主要讲货币的问题。哈达斯教授指出,在货币出现之前人类处于以物易物、以劳动换取劳动的“大交换”时代；货币出现后,这种大交换因为货币的存在而复杂化了。因为货币具有储蓄功能,所以追求货币成为了人类的动机。

聚焦特权阶层的金融本质

此书的精华是从第三章开始的。从这章开始,哈达斯教授开始批判“后贵族式金融”,他认为“后贵族式金融”的结果,是将货币从社会相对贫穷的成员转移到相对富裕的财务投资者。与经济性融资不同的是,“后贵族式融资”的根本目标并非解决目前资金短缺的问题。即便它偶尔能起到这一作用,其核心导向仍是构建一种由穷人要向富人履行的长久货币性义务。在经济性融资出现之前,这种社会性融资就已经广泛出现,比如前现代农民和工匠就会向他们的精英领主与主人提供劳务与其劳动果实。

在以农业为主的前现代经济体中,大部分土地由贵族与其他地主所有,租户需履行的义务被称为“租金”。随着货币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原本由社会地位较低者向较高者履行的回报义务，开始以货币形式而非实物形式表达——这便是财务“贡品”。

“后贵族式融资”甚至不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而设计的,恰恰相反,它旨在为特权阶层的特权买单并保护其特权。“后贵族式融资”破坏了当代社会的平等主义规范,它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益处,并且直接反对现代社会所声称的平等主义社会和经济理念。“贵族式金融”让极少数人享受极度奢侈的生活,而让一群人陷入绝望的贫困。部分人因人性中的缺陷，期望得到不切实际的巨额收益，而“后贵族式金融”最终会导向阶层固化,是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进贡”。

哈达斯教授指出,在现代住宅、商业以及工业地产的租金中,贫困向富裕的资金流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就像过去一样,用农民佃户的贡献支出他们领主的奢侈生活方式与军事冒险,当今资金流向也表达着一种类似的贵族式劳动配置,租客向现代房东支付的房地产租金,也使现代房东的奢侈生活与社交投机成为可能。

哈达斯教授总结道:“后贵族式金融”在现代地租、政府债务、消费信贷、过度商业收入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现代社会,债务违约不再剥夺一个人的所有社会自由,然而巨额债务——无论是否还清——仍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金融性奴役。债权人有效控制着债务深重的债务人可以在哪里生活与工作,而债务人对利息余额的担忧、对资金流失的焦虑,最终会催生一种近似“主人与奴隶”的附庸关系。生活在豪宅里的金融家是一批操纵国王与民选政府的傀儡大师。

西方国家的政府融资也具有“后贵族式融资”的特征：其融资产生的大部分回报最终流向了那些位居国家经济金字塔上较高位置的人,而这类偿付资金大多来自位居底层的纳税人。这种由穷人到富人的政府财政资金流动,与现代社会致力于提升经济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驰。“后贵族式融资”的根本是底层民众的贫困化,一旦进入经济不景气时期,这种“财务性贡品”的负担还会进一步加剧。

“过度商业收入”是导致“后贵族式金融”的第三种形式,名副其实的债务奴役,塑造了“后贵族式融资”,并且经济融资奠定了一个不良的道德基础,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作者在书中提到了2008年以及在此之前的历次全球经济危机,显然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后贵族式金融”极致化的崩溃。

“贪婪”是其出现的原因

哈达斯教授认为“贪婪”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对富裕的人如此致力于“后贵族式金融”。在没有贵族的时代,仍然有很多人期望过上贵族式的生活,他们不付出劳动,靠定期享受别人的“贡品”维持生活。

贪婪不仅具备破坏性,有时甚至带有反社会性——它破坏了对社会繁荣至关重要的共同纽带。究其原因，正是这种贪婪让富人不愿为国家服务,也拒绝缴纳他们本应承担的公平份额的税款。哈达斯教授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社会性贪婪就像小孩子觊觎玩伴的玩具那样,只是为了拥有而非使用它们。”

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每一次经济衰退都可以追溯到银行的贪婪行为。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公司受到股东价值的指导,将公司从共同利益的仆人转变为金融贪婪的主人。

如何抑制系统性金融贪婪

哈达斯教授提出了七种抑制贪婪的方法,分别是竞争、利润监管、行业监管、广泛的公共服务、官僚制度、公众与专业的压力、观念与理想。笔者并不反对以上建议,但也对此有一些补充。

根据我们上面的模型分析,若将贪婪定义为对利润的贪婪,那么降低利润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贪婪的蔓延,而货币的利润显然处于政府的可控范围之内。贪婪其实具有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恰恰对应着货币政策的周期:在高利率时期,社会普遍出现金融贪婪；在低利率时期,社会性的金融贪婪则出现下降趋势。我们只要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将货币利润降低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不会出现系统性的贪婪。这也是笔者提倡的“最优央行货币利率”。在笔者的理论中,“最优央行货币利率”是一个中间利率。如果人类实行笔者提出的“最优央行货币利率”规则,货币领域就不会再出现“高利率时期”,而系统性的金融贪婪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从宏观层面得到遏制。

哈达斯教授的研究不仅对西方社会有意义,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现代经济学虽然标榜意识形态独立,但最近几十年其研究重心却明显地关注政府道德问题,现在也应该将关注的目光转向社会道德问题了。

（作者为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