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近日一篇报道，披露了特朗普赦免某逃税高管的细节——

保罗·沃尔扎克因未缴纳超1000万美元的税款，受到13项税务犯罪指控，被判处18个月监禁、赔偿438万美元。他于2024年11月认罪，并在选举日前后提交了赦免申请，但未获通过。随后，其母伊丽莎白·法戈受邀前往海湖庄园参加了一场入场费100万美元的筹款晚宴，获得了一次与特朗普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不到三周后，特朗普给予沃尔扎克全面无条件赦免。

至于被赦免的理由，白宫发言人称，沃尔扎克被起诉本身就是非正义的——仅仅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特朗普支持者的儿子”，才遭拜登政府迫害。 言下之意，此前检方搜罗到的清晰罪证，以及这位当事人的认罪伏法，都是“逗你玩”。

（一）

美国总统的赦免权到底有多大？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赋予了总统在特定情况下赦免罪犯或减刑的权力。这一权力在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中得到了确认，除弹劾案之外，总统有权对违反联邦法律者颁赐缓刑和特赦。

理论上，美国总统的赦免权仅受两项限制：一是必须针对违反联邦层级法律的当事人，二是不能赦免被国会弹劾的对象。 除此之外，总统尽可“自我发挥”，因此这项权力也被视为“一项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赦免权曾发挥过一些推动社会进步、弥合社会分裂的作用，重要战争结束之后是其使用高峰。比如，在南北战争期间，1865年，南方军队首领罗伯特·李率部投降，但他本人及部下仍面临叛国审判，于是，战后联邦政府赦免了其叛国罪行和战争过错。

（二）

初衷或许很好，但总统赦免权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向世界生动展示了：不受管控的权力会被滥用到何等地步。

从时间分布看，自1945年以来，除约翰逊外，每任美国总统都在任期的最后四个月内以较高比例颁布赦免，特赦亲属或政治盟友几乎成了常规操作。比如，第41任总统老布什在任期最后几天赦免涉嫌参与储蓄和贷款丑闻的儿子尼尔·布什；第42任总统克林顿在任期最后一天赦免因贩卖可卡因受到指控的同父异母弟弟罗杰·克林顿；第45任总统特朗普在卸任前一个月赦免亲家查尔斯·库什纳的逃税和其他罪行……

最戏剧化的，则是拜登在卸任前出尔反尔的一出。在连任选举中，拜登生怕被贴上“徇私枉法”的标签，屡屡表示不会利用行政权力赦免儿子或减轻其刑罚。但在大选尘埃落定后，拜登迅速改变立场，声称儿子是因“政治立场”遭到“区别对待”，已经承认了9项联邦税务指控的亨特·拜登，由此获得“无条件赦免”。

某种程度上，在党争加剧、社会极化的背景下，“政治立场”似乎成为了万能的申诉理由，但这显然遮不住总统们以权谋私、维护裙带关系的嘴脸。

（三）

尽管总统赦免权的使用屡屡引发巨大争议，但在破窗效应和缺乏有效制度监督的情况下，不限次数的权力滥用，大有走向失控之势。

比如，上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卸任之前，疯狂采取特赦行动。以一日内宣布对“近2500名被判犯有非暴力毒品罪的人减刑”，刷新其在一个月前创下的“美国现代历史上单日规模最大的特赦行动”的纪录，也让其顺利成为赦免和减刑人数最多的总统。

比如，在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前，外界认为，他可能会打破总统在任期末尾发布争议性赦免令的长期传统。其果然“不负众望”，在上任当天就赦免“国会山骚乱”的参与者。 据美国司法部网站显示，截至5月27日，特朗普已给予了40次特赦。

某种意义上，“总统特赦”已成为犯罪者的脱身神器，沦为暗通款曲的“权力黑洞”。

《纽约时报》引用的一张社交媒体图片显示，沃尔恰克被赦免后，与家人一起庆祝，并戴着一顶特朗普风格的红色帽子，上面写着“让保罗（沃尔恰克）再次伟大”。这样的狂欢，堪称对美国司法公正、制度民主的最大讽刺。

（四）

有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总统赦免自己亲属的行为高度反感，74%的人认为“不合适”。但显然，他们的反感什么也不能改变。

另有研究显示，白人申请者获得赦免的概率要高于少数族裔。若这项研究再加上申请者的资产数额，只怕结果会更加赤裸。 在司法部设置的种种申请门槛，以及总统本人的意愿之下，谁能利用这项特权金蝉脱壳，谁会愈加有恃无恐知法犯法，答案不言自明。

有专家指出，美国长期以来的强大实力造就了美国政客对自身体制的过度自信，他们总是以怀疑乃至敌视的眼光防范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对手”，却从未注意本国内部的体制漏洞。如今种种，应了中国一句古话，“祸起于萧墙之内”。

也许更应该思考的，是美国所谓“无比精巧的制度设计”，究竟是事实，还是虚幻光环呢？

撰文：杜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