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江西省通信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江西省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有电信、移动、联通营业网点存在外地身份证办理电话卡需预存高额话费、提供工作证明等问题，江西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已责成相关企业全面开展排查整改，切实保障用户权益。

记者以“外地身份证办理新电话卡”为由，对江西、福建、甘肃、黑龙江等地10家营业厅进行电话实测，发现各地审核标准差异显著，其中江西多地办卡门槛明显“加码”。

除了电话卡，也有市民在办理银行卡时也遇到了重重审核、额度限制等困难。为何办张卡要求这么多？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异地办卡门槛差异大多地条件“加码”

记者以“外地身份证办理新电话卡”为由，对江西、福建、甘肃、黑龙江等地10家营业厅进行电话实测，发现各地审核标准差异显著，其中江西多地办卡门槛明显“加码”。

江西景德镇的一家运营商工作人员表示，外地身份证线下办卡，需提供工作证明、营业执照、房产证中的任意一种，或房屋租赁合同，且需预存500元。

该工作人员称，此举是为抬高办卡门槛、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避免流动人员办卡后异地作案，且该要求并非景德镇独有，江西其他城市异地办卡同样严格。

而另一家运营商工作人员则表示，外地身份证办卡只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场，无需工作证明、无犯罪证明等额外材料，但无论选择何种套餐，均需预存500元，当地其他运营商对外地身份证办卡也有类似预存要求。

图源：视觉中国

江西九江市某营业厅工作人员在询问记者身份证属地后明确，因防控电信诈骗，外地身份证办卡需提供工作证明、营业执照或居住证明中的任意一种，若计划开店可提供营业执照，无其他额外材料；同时办卡需预存话费，金额依套餐而定，最低100元，证明材料与预存话费均为强制性要求。此外，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线上App办卡无需额外证明材料，可直接下单，与线下要求不同”。

相比之下，福建、甘肃、黑龙江等地异地办卡门槛相对宽松。

此外，记者了解到，即便是本地户籍，在江西部分地方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电话卡，也需要提供工作证明、社保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银行流水等其中之一，只是预存的电话费没有那么高。

有消费者在相关平台投诉称，此前异地办卡时遇到过类似情况。

工作人员称严审为“反诈”

但政策依据模糊

为何办卡要求差异大？多个营业厅工作人员均以 “落实反诈工作” 为由解释。

某运营商客服明确向记者表示，“应反诈工作要求，用户入网（办卡）需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工作证明或银行流水三选一，具体以营业厅为准”。记者询问具体依据的是哪一条规定，对方称，“暂时没看到详细的文件。”

记者注意到，运营商客服和线下营业厅的具体要求也可能不一致。

前述规定是否合理？针对多地要求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记者查阅《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发现，该证明仅适用于 “升学、服现役、就业” 等法定情形，异地办理电话卡并不在此列。此外，多数运营商客服或营业厅工作人员无法提供对应的政策文件。

反诈与便利

应该兼得

针对前述情况，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记者，“无犯罪证明”“房产证／居住证”“预存款 500-1000 元”等，目前暂无全国统一法规明确授权运营商必须在异地办卡时这样要求。若运营商把上述额外条件作为必须条件，且无地方规范依据，则其合法性存疑。

刘兴亮说，监管部门应出台“异地办卡基本标准”，另一方面，运营商应分风险等级审查，对普通用户流程简化，禁止无理加收预存款或设置不合理门槛，提升线上办理能力。

此外，他建议先设“全国统一的基本材料＋地方可附加项但需说明”的模式——通过线上快速渠道为普通用户办理，线下或复杂情况用于高风险用户，建立风险识别机制，对低风险用户减少门槛，对高风险用户加强审查，提高用户知情权，明确材料、流程和申诉渠道。

门槛不止出现在电话卡上。日前有媒体报道，南昌有市民在办银行卡时，除了身份证外，还被询问是否有户口本或房产证等证件。因无法提供，被告知只能办理二类银行卡，每日转出的限额为2000-5000元。市民则吐槽，“这个额度不够”。

办张银行卡还要户口本、房产证，在本地若没有工作记录，甚至无法办卡。同样也是出于“配合反诈”的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明确说明，“将会把证件照片提交给反诈中心审核，审核过了即可办理”。 与此同时，也有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严苛的审核要求既令客户不解，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和压力。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曾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商业银行的确承受了落实公安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巨大压力。重压之下，有少数银行片面强调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采取过于严苛的账户管理措施，给客户带来诸多不便。

事实上，反诈工作理应精准、科学，减少对正常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干扰。

理性来看，反诈确实有必要，但如何探索一种更精准、更智能的治理方式，才是长久之计。比如防范电诈应该大幅提升技术手段，更多依赖数据分析、风险分级、行为识别等科技手段，提高识别精度与响应效率。同时，监管部门和银行、运营商也应完善审核机制，对基层的反诈措施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避免要求过高、束缚过紧。特别是要防止责任压力层层传导，导致基层机构因害怕担责而过度防范、随意加码。

总之，防范诈骗与保障便利，不应该是零和博弈，应当在安全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反诈措施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真正实现“将诈骗防住，也让生活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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