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1月20日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启动“关税战”。与此同时，美国通胀持续高企，美联储连续实施紧缩货币政策，这使得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日益凸显。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理解贸易政策如何受到货币政策制度影响变得尤为重要。本文聚焦于一个前沿问题：在名义价格存在黏性、货币政策具有关键作用的环境下，贸易保护动机及贸易战后果如何受到不同货币政策制度的影响？论文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包含价格黏性与开放经济宏观特征的模型，首次系统地探讨了通胀目标制和相机抉择两种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贸易保护的力度与全球贸易战的均衡结果。研究发现，相比传统灵活价格的假设环境，如果央行实施规则性的灵活通胀目标制，各国在贸易战中征收的关税与通胀水平均会明显降低，全球经济福利的损失也更小。相反，如果央行采取短视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各国贸易保护激励显著增强，导致更高的关税、更高的通胀，全球经济也将因此面临严重冲击。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与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现实启示。

贸易战、名义刚性与货币政策

Trade Wars, Nominal Rigidities, and Monetary Policy

0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主要经济体间保护主义政策的抬头引发了对全球贸易战升级的担忧。中美之间于2018年爆发的关税争端以及美国保护主义立法的推进，均表明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正面临严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往往基于自身利益独立设定贸易政策，从而形成非合作均衡，加剧全球福利损失。

对非合作环境下最优贸易政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Johnson（1953）的经典分析，该模型以价格完全灵活为前提，强调国家通过操控关税以改善本国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随后大量文献扩展了这一理论基础，引入国家规模差异、产业内贸易、不完全竞争以及企业异质性等现实要素，并利用多国多行业定量模型评估贸易战中的关税水平与福利损失。但这些分析大多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现实世界存在广泛的价格黏性，且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基于此，首次在一个具有价格黏性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中，系统考察货币政策规则如何影响最优关税选择与贸易战强度。研究表明，在存在垄断加价引致的初始扭曲（pre-existing distortions）以及价格黏性的环境中，最优关税高度依赖于货币政策立场。当各国央行遵循灵活通胀目标制（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时，通胀率维持稳定，关税水平相对较低，贸易保护冲动显著减弱，全球福利损失相对可控；而在货币政策缺乏承诺、每期相机抉择（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情形下，通胀与关税水平双双升高，贸易战损害加剧。

定量分析显示，在多国设置下，实施通胀目标规则的全球贸易战平均关税为13.7%，显著低于灵活价格设定下的18%与相机抉择情境下的19%。此外，国家净对外资产（NFA）及其计价货币亦对关税设定产生重要影响，体现出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与资产负债结构之间复杂的战略联动关系。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启示：在当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遭遇冲击、单边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各国应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规则的制度约束，以柔性稳定的通胀目标引导预期，不仅可抑制内部生产扭曲，更能削弱利用关税操纵贸易条件的激励，缓解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全球福利。

02

小型开放经济模型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具有价格黏性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以分析货币政策如何影响最优关税选择。在该模型中，家庭消费本国和外国商品，企业在存在垄断竞争的环境下生产差异化产品，并面临价格调整成本。政府每期选择最优关税，目标是最大化当前国内居民的福利，但由于缺乏未来承诺能力，形成的是一种相机抉择式的贸易政策。货币政策方面，模型分别考虑了两种情境：一种是央行遵循规则型通胀目标制，即通过预设的泰勒规则稳定通胀；另一种是央行在每一期内自由选择通胀率，缺乏制度性约束。

模型设定了两个关键前提。第一，稳态存在由垄断加价引起的结构性产出扭曲，即即使没有任何冲击，均衡产出也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第二，价格是黏性的，因此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变量。基于这两个设定，最优关税不仅受贸易条件效应影响，还必须权衡其对产出与通胀的间接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在灵活通胀目标制下，关税对国内需求结构的干扰会通过降低自然实际利率引发通缩压力。在价格黏性存在的情况下，这种通缩会进一步压低本已偏低的产出，从而削弱政府通过征收关税以改善贸易条件的激励。因此，最优关税水平低于完全灵活价格情形下的“经典垄断关税”。通胀目标规则发挥了一种“抑制保护主义”的机制作用。

而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情境中，政府可同时通过通胀和关税两个政策工具来应对两类扭曲：通过提高通胀应对垄断造成的产出低迷，通过关税操纵贸易条件改善国民福利。由于没有前瞻性规则约束，货币当局将更倾向于将通胀聚焦于缓解产出扭曲，关税则更激进地服务于操控贸易条件，最终导致更高的通胀率和更高的关税水平。这一结果显示，当货币政策缺乏承诺时，其与贸易政策之间的互动会加剧福利损失，贸易战的破坏性也更为严重。

03

两国模型

在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一个完全对称的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模拟现实中主要经济体间在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上的战略互动。在该模型中，两国均以中间品与本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并允许家庭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交易跨币种资产，形成汇率、资产组合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内生反馈机制。

相较于单国模型，两国模型的关键特征在于：关税决策不再是单方权衡，而是在两个国家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中形成的纳什均衡。每国政府在缺乏政策承诺的条件下，试图通过动态最优关税以改善本国福利，同时预判并应对对方的政策行为。货币政策规则的设定在此背景下成为影响贸易战强度的关键变量。

模型结果表明，通胀目标制不仅在一国框架内具有缓解保护主义的效果，在多国互动环境中，其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当两国央行均遵循规则型通胀目标制时，最终形成的关税均衡水平比完全价格灵活情形更低，且福利损失更小，显示出通胀规则具有“互相约束、共同节制”的政策外部性。

相反，当两国均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时，非合作博弈下的政策激励被放大，导致“双重保护主义”均衡的出现：平均关税提高6个百分点、通胀水平显著上升，贸易萎缩与宏观不稳定相互交织，全球福利下降幅度加倍。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引入非零净对外资产（NFA）的设定，发现一国的国际资产负债结构会系统性地扭曲其关税偏好。若一国为以本币计价的净债权国，其提升关税以改善贸易条件、提高资产回报的激励增强；反之，净债务国则更倾向于压低关税，降低债务负担。这表明货币计价结构与贸易政策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通道”，也进一步增强了货币政策与贸易政策之间的战略联动。

04

定量分析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通过校准的多国模型开展定量模拟，系统评估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全球贸易战的均衡结果。模型覆盖全球GDP超过60%的主要经济体，结合各国的经济规模、贸易开放程度、贸易弹性、人口规模以及净外债（NFA）状况进行参数设定，且统一假设所有NFA以美元计价，以更贴近现实中的国际资产结构。

在基准情景中，所有国家均实施规则型的通胀目标货币政策。模拟结果显示，此时全球贸易战中的平均关税水平为13.7%，但存在显著的国家间差异，关税水平从5.6%到17.2%不等，反映出各国在贸易结构与政策权衡上的异质性。将模型转为完全价格灵活的设定后，所有国家的最优关税水平均显著上升，平均关税达18%，各国福利普遍下降。这印证了前文关于价格黏性抑制保护主义冲动的理论机制。

进一步地，当各国实施相机抉择式货币政策时，贸易保护倾向被进一步放大：平均关税升至19%，分布区间扩展至11%至24.4%，所有国家的通胀率均为正值，福利全面下降。这一结果与理论分析高度一致，表明缺乏规则约束的货币政策强化了各国征收高关税的动机，放大了贸易战的破坏性。

最后，本文设计了一个反事实实验，考察在贸易账户平衡（NFA为零）条件下的最优关税水平。结果发现，美国在该情境下的关税将显著上升，比基准情景高出约50%，原因在于其作为一个以自身货币计价的大型净债务国，有动机通过降低关税以减少外债利息负担。这一发现进一步凸显了国际资产结构（特别是货币计价方式）对贸易政策倾向的系统性影响。

05

特定现实制度约束下的货币政策情形

首先，本文考察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情形，假设一国将本币汇率盯住另一国货币。这种安排实质上限制了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这一制度下，提高关税会推高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带来更强的国内通胀压力。由于汇率无法通过名义贬值吸收外部冲击，国内价格体系将直接承受关税冲击，这使得政府在选择最优关税时必须更加谨慎，因而显著抑制了关税操作的积极性。模拟结果显示，固定汇率体制下的均衡关税水平明显低于灵活通胀目标制下的关税水平，表明货币政策受限时，贸易保护主义的激励也随之减弱。

接着，文章分析了主导货币计价（Dominant Currency Pricing, DCP）的情形，即一国货币被广泛用于国际贸易中的商品定价，无论该商品的生产来源为何。在这一设定中，所有出口与进口商品的价格都以该主导国家的货币表示，使得该国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中更加稳定。这种稳定性带来一项重要后果：主导货币国家难以通过调整关税来有效操纵贸易条件，因为价格传导机制的刚性限制了贸易条件的变化幅度。因此，该国在贸易战中的政策回旋空间受限，表现出更低的保护主义倾向。相较之下，其贸易伙伴则保留了更大的贸易政策操作空间，导致贸易战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

然而，这种不对称保护主义格局仍然受到货币政策类型的影响。若主导货币国家不再执行规则型的通胀目标制，而是转向相机抉择式货币政策，则其政府可借助灵活调整通胀率来弥补关税操作受限所造成的政策空间缺口。在这种情境下，主导货币国反而会更加依赖关税作为操控贸易条件的手段，从而转向更激进的保护主义立场。因此，文章发现，在DCP与相机抉择政策并存的制度框架下，主导货币国家的保护主义动机会显著增强，这一结果与通胀规则制下的DCP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原文

作者：

Stephane Auray(CREST-Ensai and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France);

Michael B.Devereux(Vancouver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CEPR, UK and NBER, USA);

Aurelien Eyquem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Lausanne, Lausanne, Switzerland)

来源：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4

选题：货币银行与金融监管选题组

指导：刘泽豪

整理：田歌、胡云清

监制：商倩

版面编辑｜傅恒恒

责任编辑｜李锦璇、阎奕舟

主编｜安然、李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