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发布的播客频道“太平洋两极”（Pacific Polarity）中，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美国政策专家埃文·费根鲍姆博士在与播客主持人李泽西、理查德·格雷对话时分析称，由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不顾域内国家的需求，偏重于针对中国的安全考量，美国的影响力将在十年内逐渐从区域淡出。

埃文·费根鲍姆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总裁。他此前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多项高级职务，包括南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中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专注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离开政界后，他深耕智库领域。

埃文·费根鲍姆（资料图）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

节目中，埃文·费根鲍姆指出，美国曾经在亚太地区是安全提供者，也是重要的经济领导者，因为它是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走向繁荣的动力，它还是标准制定者、规则制定者和规范推动者。但他强调，如果美国现在还想在亚洲保持影响力，就必须回应亚洲国家自身的核心目标与诉求。

他指出，现实在于，其一，区域内多数国家不愿与中国分道扬镳。其二，它们也确实没有这个条件这么做，因为这些国家首要议程是达成经济增长、保障就业、实现可持续性与技能提升，而在这些领域，中国均可为域内国家提供合作选项，亚洲鲜有国家会断然拒绝。

美国四处宣扬“将中国剔除出亚洲叙事”“拒用中国资金与技术”，然而，其在90%的亚洲地区难获认同。

埃文·费根鲍姆提出，“美国需提供有竞争力的方案”已成陈词滥调，但问题的关键不单单是竞争。美国更需要与亚洲伙伴协同设定规则框架。

“我之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期间的上司、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近日离世。他是一位资深的日本及亚洲事务专家，”埃文·费根鲍姆说，“他有句名言：‘要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你必须先制定正确的亚洲政策’。其深意在于：美国并非总能直接左右中国决策，但若能塑造中国与伙伴互动的战略环境，至少可为北京的决策路径提供正向激励或反向约束。”

然而，埃文·费根鲍姆发现，现今，美国已彻底颠覆阿米蒂奇指明的方法。近几届美国政府非但没有通过努力制定正确的亚洲政策来保障正确的对华政策，反而令其所有的亚洲相关的措施和战略从属于对华竞争。遗憾的是，这种针对中国的主张（China centrism）与域内多数国家的观点背道而驰。

埃文·费根鲍姆接着分析说，美国的对华态度完全是“安全化的”（securitized）。不论技术、人文交流、经济流动，还是中国投资，全被视作国家安全问题。但这只是美方的视角，马来西亚人未必认同，对华态度矛盾的越南也未必这么看。美国现在的这种思维难以获得广泛认同，更削弱美国为该区域提供的“美式方案”的吸引力。

美国态度能否调整？埃文·费根鲍姆说：“我深表怀疑”。

他认为，当前美国两党已形成高度聚焦于对华安全竞争的固化政策轨道，其区域战略也被迫削足适履，以适应对华战略。这恰恰是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外难获认同的主因。亚洲区域内，“四方安全对话”提出的叙事，与多数国家的主张严重脱节。虽然有像菲律宾这样的个别例外，但菲律宾每六年政权就会更迭，随后往往改弦更张，今日菲律宾的政策五年后恐面目全非。这就是挑战所在。

他补充说，且不论美国现政府的具体政策，特朗普政府对亚洲既无原则亦无战略，仅服务于美方狭隘、安全化且自利的目标的话，实在难以建立起真正塑造区域秩序的多边联盟。特朗普鼓吹的“美国优先”的症结在于：域内国家会质问“美国优先是否意味着我们垫后？”

埃文·费根鲍姆强调：“亚洲遍布体量可观、能力出众、心怀利益诉求的中等强国，它们渴望参与塑造区域未来。而美国的政治取向难以适应此现实，这便是我15年来不厌其烦撰文预言‘美国将从区域淡出’的原因。”

埃文·费根鲍姆在另一档播客中曾表示，美国正沦为亚洲的“黑森佣兵”。尽管美国的战机和舰艇可以在区域内巡航，但其他领域建树寥寥。

“我深以为忧。可以设想，十年后，空喊‘中国威胁’将仿佛在嘈杂的剧院里一样恐怕难获共鸣。尽管美国在域内多国眼中仍存在威慑中国的作用，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亚洲正迈入‘去美国化’的后美国时代。这就是我说的‘信任危机’：人们无法确信，除安全领域外，美国会以契合其目标的方式在场。”

埃文·费根鲍姆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并无益于解决这个症结。他的职责本来就是关于安全议题。但如果域内各国担忧美国“重安全、轻其他”，那么安全事务也无法脱离美国的政策全局而孤立存在。

此外，埃文·费根鲍姆表示，如果美国的关税政策重创各国的增长与发展，怎么还能轻描淡写地腆着脸声称“我是你的首选的安全伙伴，忘了其他（的不愉快）吧”？在亚洲国家眼中，这些都是有机的整体。

“所以我重申，十年内，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将完全偏离其历史形象。”埃文·费根鲍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