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上海，冷得像块冰。

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弄堂里的路灯忽明忽暗，巡捕的皮鞋声敲在石板路上，每一声都像砸在临时中央同志们的心上。此时的临时中央机关，挤在一间不起眼的石库门里，桌上的油灯捻子快烧完了，负责机要的同志对着一堆没油的钢笔发愁——连买墨水的钱都快没了。

"瑞金的款子，啥时候能到?"负责联络的老李搓着手，哈出的白气在灯光下散得飞快。他面前的名单上，九个在押同志的名字被圈了红圈，"再不凑够保释金，巡捕房那边......"

话没说完，门被轻轻推开，林伯渠从苏区派来的联络员闪身进来，压低声音："苏区想尽办法，凑了120两黄金，林老亲自安排的路线，这几天就到。"

全屋的人都松了口气。120两黄金，铸在十两一根的金条，裹在锡封的木盒里。按当时的行情，能买2000石大米，够机关撑半年，更能把那九个同志从牢里捞出来。这哪是经费?是救命钱。

没人想到，这救命钱，会在半路蒸发。

第一章：消失的救命钱

运送路线是林伯渠反复琢磨的：瑞金出发，经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后到上海。七个交通员像串在暗线上的珠子，一个接一个传。为防出错，林伯渠想了个绝招来验身份：每人手里有三样东西——一把钥匙、一把锁，还有半块刻着"快"字的木牌。

上一个交通员把箱子交给下一个时，得用钥匙打开自己的锁，再把自己的锁交给对方，看着对方锁好箱子。木牌也得交接，最后七个木牌拼齐，就说明黄金安全到了。

11月6日，黄金从瑞金启运。按说最多一个月，上海这边就能收到。可左等右等，从11月等到12月，催了五次，连个箱子角都没见着。苏区那边更急：七个木牌，只收回来六个，最后一块，卡在了松江到上海的路上。

坏消息跟着就来了。

12月中旬，牢里的九个同志没等来保释金，被敌人拖到龙华寺附近枪毙了;三个得了肺病的机关干部，没钱买药，咳着咳着就没气了;四个烈士家属揣着最后几个铜板来上海寻亲，最后钱花光了，在街头乞讨，没多久就没人见过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原本计划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日资工厂大罢工，就因为没经费买粮食、印传单，硬生生黄了。

那120两黄金，像掉进了无底洞。七个交通员里，最后一个负责从松江到上海的人，连同黄金一起，没了踪影。

白色恐怖笼罩的年月，谁也没法去查。交通员的名字、长相，都是机密，组织上只知道最后一段的人没把东西送到，至于他是死是逃，黄金是被抢还是被吞，没人说得清。这桩案子，就这么被埋在了战火里，一埋就是18年。

第二章：主席的命令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成立一个月，北京中南海的灯光亮到深夜。

毛泽东翻着一份泛黄的卷宗，眉头拧成了疙瘩。那是关于1931年120两黄金失踪案的记录，薄薄两页纸，字里行间都是血——九个烈士、三个病故的干部、失踪的家属......他指着卷宗对身边的罗瑞卿说："这笔钱是用来救命的，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给上海公安局说，成立专案组，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命令传到上海，落到了公安局侦查办公室第三组头上。组长蒋文增，带着徐立鼎、胥德深、邬泓三个组员，对着那两页纸犯了难。

"就这?"徐立鼎翻来覆去看了三遍，"七个交通员，一个名字都没有?路线倒是写了，可18年了，路都变了几茬，找谁去?"

蒋文增捏着卷宗边角，纸都快被捏烂了："林老现在是中央秘书长，说不定他记得些啥。"

还真问对了。林伯渠一听说要查这案子，立刻想起了关键信息："第一个交通员，从瑞金到南平的，姓秦，以前是高自立的警卫员。"

高自立当时在东北工作，专案组打了好几封电报，才联系上他。高自立一回忆："小秦啊，我记得，后来好像去了广西部队。"

专案组马不停蹄赶到南宁，在十三兵团的军营里找到了这位"小秦"——如今已是秦师长。秦师长握着蒋文增的手，眼睛红了："那批黄金，我亲手交给了南平关帝庙的庙祝，三十来岁，别的记不清了......"

线索到这儿，断了。庙祝早就不在关帝庙，连名字都没人知道。

专案组不死心，又往北京跑，从中央档案馆的绝密档案里扒出了前六个交通员的资料。第六个，负责从杭州到松江的，名叫刘志纯，现在是金华的一个篾匠。

蒋文增几人立马奔金华，在一个堆满竹篾的小铺子里找到了刘志纯。老人七十多了，耳朵有点背，一听是问1931年12月从杭州到松江送的东西，眼睛亮了："记得!在松江'汉源栈房'交的，对方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按规矩对了暗语，交了钥匙锁，还收了我的半块木牌......"

"那人长啥样?"

"记不清了，就记得穿件青布棉袍，说话像上海口音。"

专案组又去了松江的汉源栈房。老板换了三任，账房先生、店小二，问遍了，都说"没印象"。发动群众排查了数万人，连个沾边的都没有。

"难道要空手回去?"胥德深蹲在栈房门口，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蒋文增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急，你不是说松江军分区有个老乡叫杜复明吗?去看看他，就当歇口气。"

谁也没想到，这口气歇出了转机。

第三章：富春楼的线索

杜复明是松江军分区的参谋，见老家来人，高兴得不行，拉着蒋文增四人去了军分区招待所，还特意把食堂的厨子叫过来陪酒。

酒过三巡，蒋文增叹了口气："唉，说来惭愧，我们来松江查个案子，18年前的事，查来查去没头绪。"

"啥案子啊?"杜复明追问。

"1931年12月，有人在松江接了批货，送到上海，结果人和货都没了。"

旁边的厨子突然插话："1931年12月?那阵子我在富春楼当学徒，那地方不光住军官，还住他们的亲戚。有个上海药铺的师傅，就在那儿住了几天。"

蒋文增心里咯噔一下："啥药铺?叫啥名字?"

"好像叫'祥德源'，那人姓梁......具体记不清了，就记得他是个营长介绍来的，那营长的叔叔是药铺老板。"

专案组连夜查了富春楼的老账本(幸好当年的账册被军分区收着)，还真翻到了记录：1931年12月1日至4日，梁壁纯，上海祥德源药铺，介绍人是某营营长郭某(其叔为药铺老板郭北昌)。

入住时间、身份，都和刘志纯说的对接时间对得上!

可郭北昌1941年就死了，祥德源药铺也早就改了名字。蒋文增几人在药铺旧址附近打听，终于找到几个当年在祥德源当学徒的老人。

"梁壁纯?"一个白胡子老头想了半天，"有这个人!1931年12月突然就走了，再也没回来。"

另一个老人突然一拍大腿："我这儿有张照片!当年学徒们凑钱拍的，里面就有他!"

照片泛黄发脆，老人指着中间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男人："这就是梁壁纯。"

蒋文增揣着照片赶回金华，刘志纯一瞅，手抖得厉害："就是他!没错!当时他穿的就是这件青布棉袍!"

第七个交通员，找到了。可他为啥带着黄金消失了?是卷款跑路，还是出了意外?

第四章：钟表匠的秘密

梁壁纯的老家在上海嘉定。专案组顺着线索查，先找到了他当年的师父——"积福堂"的陆积福，又从陆积福那儿问到了梁壁纯的妻子娘家在黄渡千秋桥，最后打听到，梁壁纯在1942年把老婆孩子接到了上海浦东洋泾镇。

1949年12月的一天，浦东洋泾镇的一条弄堂里，蒋文增敲开了一扇木门。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戴副老花镜，手里还拿着个拆开的怀表。

"你是梁壁纯?"

男人手里的镊子"当啷"掉在桌上，脸色瞬间惨白。

他就是梁壁纯，这些年改名申继谷，靠修钟表过日子。

进了屋，梁壁纯没反抗，只是指着灶膛说："你们要的东西，在那儿。"

灶膛里挖出个陶瓷罐子，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证明，是1931年12月5日上海曹家渡旅社开的，上面写着："兹证明药铺梁壁纯，于4日凌晨被人送至本店，昏迷至晚，随身行李中木箱遗失......"证明人有旅社经理、两个店小二，还有当时在场的三个住客。

审讯室里，梁壁纯终于说出了藏了18年的事。

1931年12月4日凌晨，他从松江接了箱子，坐水路到上海曹家渡码头。天还没亮，他雇了辆黄包车，想赶紧送到接头地点。

"那黄包车刚上曹家渡桥，就过来几个小混混，说帮着推车。"梁壁纯的声音发颤，"我累得慌，没多想，闭了眼歇口气。突然就被一块湿毛巾捂住了嘴，一股子怪味，然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他在旅社醒来，行李还在，装黄金的箱子没了。

"我知道那箱子里是硬通货，可没想到是120两黄金啊!"梁壁纯捶着桌子，"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哪还有脸回去?组织上问起来，我说得清吗?只能跑，只能躲......"

他回药铺跟老板说"任务完成，想歇几天"，然后就带着证明躲了起来，改名换姓，靠修表糊口。18年里，他没敢跟任何人提过这事，连老婆都不知道他当年为啥突然跑路。

专案组查了旅社的老账，证明是真的。看来，黄金不是梁壁纯吞的，是被抢了。

第五章：黄包车与监狱里的线索

黄金被抢了，那抢匪是谁?

曹家渡旅社的一个老伙计突然想起个事："当年听拉黄包车的闲聊，说那天有辆车牌是300169的车，在桥边转悠......"

专案组立刻查了1931年的黄包车登记册，300169号车的主人叫曹胜林。找到曹胜林时，老头快气笑了："那车是我家的私家车，1931年我爹当宝贝似的，谁也不借，更不会让外人拉活!"车夫也作证，那天根本没去过曹家渡桥。

线索又断了。蒋文增几人急得嘴上起泡，只能去问上海的旧巡警——那些在1931年当差的老人。

"1931年的抢案?"一个留着山羊胡的旧巡警嘬着牙花子，"那会儿小混混多了去了，说不定早蹲大牢了。"

这话点醒了蒋文增。他们去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对着犯人广播："谁知道1931年曹家渡桥黄金抢劫案，线索属实的，算重大立功，提前释放!"

广播播了三天，没人应声。就在专案组准备撤的时候，一个叫曾丰的犯人找到了他们。曾丰以前也是巡警，因为旧案被关进来的，他说："我跟同监的冯安宝闲聊时提了这案子，他好像知道点啥。"

冯安宝被带了过来，一开口就吓了众人一跳："那车不是300169，是300196!我表哥吉家贵的车!"

冯安宝说，1931年他表哥吉家贵和两个朋友阿古、小克，经常拉着家里淘汰的旧黄包车(车牌300196)在曹家渡桥一带"找活"——说白了就是碰瓷、抢点小钱。

"12月那几天，吉家贵突然阔了，"冯安宝回忆，"还在租界开了家'吉家欢南货店'，跟我们说'发了笔横财'。后来他跟阿古、小克就不往来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专案组立马去查"吉家欢南货店"，果然有这家店，老板就是吉家贵，1931年12月开张，资金来源不明。

1950年3月，吉家贵在南货店里被抓。搜查时，从他床底下搜出个锡封的木盒——正是当年装黄金的箱子，只是空了。

水落石出

吉家贵一咬牙，全招了："那天在桥上，见那客人背着个沉箱子，就跟阿古、小克合计，用蒙汗药把人弄晕，抢了箱子。打开一看是金条，我们仨分了，各走各的路。"

小克在1937年抗日时牺牲了，他爹妈捧着20两金条来公安局："这是儿子当年走之前留下的，说'万一我没回来，就交还给该给的人'，我们一直不敢动。"

阿古拿着分到的黄金，在北京开了家五金店，1950年5月被捕，搜出了剩下的黄金。

120两黄金，除了小克爹妈交回的20两，其他的都被吉家贵和阿古挥霍得差不多了，但人证物证都在，案子终于破了。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阿古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了10年，但考虑到他当年确实是被抢，且一直没敢露面是怕担责，没多久就被释放了，1959年因病去世。冯安宝因为检举有功，半年后出狱;曾丰也被认定立功，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保安。

18年的悬案，终于了结。那120两黄金，本该救回九条命、撑起一场罢工，却因为几个抢匪的贪婪，酿成了无数悲剧。但公道或许会迟到，绝不会缺席——就像毛主席说的，这笔救命钱，必须有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