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兴/文

尽管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一门精确度能够与物理学相媲美的“科学”，但是，总体而言，这样的努力并不成功。这当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不够聪明，相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经济学可能汇聚了人类最具智慧的大脑，由此才会创造出如此丰富和深邃的思想，深化了对极为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理解，形塑了经济运行的规则，直接或间接地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时至今日，经济学仅仅在形式上徒有“科学”的外表，其实质内容与真正的科学仍然相去甚远。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是以人类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而人类的经济行为又取决于每个个体的思想以及形塑个体思想的社会理念，当个体和社会的思想理念发生改变时，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规律也必然随之改变。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都难以被永久性地或者决定性地证实或者证伪，理论思潮的周期反复是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凯恩斯理论不仅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为何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倾向，并由此导致不充分就业和经济危机，还要在保留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前提下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与以往的古典经济学家和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相比，在凯恩斯的方案中，政府在经济中明显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罗斯福政府推行的新政、二战期间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及战后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马歇尔计划”，似乎都证明凯恩斯已经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但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将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的滞胀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甚至认为大萧条也不意味着市场失灵，而是政府或者央行不当干预的结果。凯恩斯主义由此走下神坛，但是，在此后的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人们最先想起的几乎总是凯恩斯的名字。无论效果如何，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政策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利器，至少暂时如此。

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凯恩斯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其思想是任何严肃的宏观经济学家和务实的政策制定者都无法忽视的，在经济遭遇逆风时更是如此。在《通论》出版八十多年、凯恩斯逝世七十多年之后，世界经济已经发生巨变，各种经济思潮风起云涌，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也有诸多创新，当然，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也都遭遇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有时人们不仅会想，如果身处如今这个时代，凯恩斯那天才的头脑中又会产生何种奇思妙想?

也许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就是英国华威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他曾经花费二十多年的时间撰写了三卷本的皇皇巨著，为凯恩斯著书立传，深入细致地向世人展示凯恩斯辉煌灿烂的人生经历和复杂深邃的学术思想，以至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拉德福德·德龙教授半开玩笑地说，他“对凯恩斯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凯恩斯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包含在斯基德尔斯基的《货币与政府》一书中。

正如本书标题所揭示的，对于货币与政府的认识是凯恩斯理论区别于正统观点的关键，而凯恩斯对两者的理解均源自不确定性这一重要概念。人类的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在一个由现在指向未来的历史时间中完成的。对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未来都是无法确知的，或者说对于未来，存在很多“未知的未知”，并由此产生了不确定性。作为一名资深的股票和期货投资者，凯恩斯能够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因而特别强调预期、情绪和“动物精神”，而不是理性的计算，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由此，一个直接的推论就是，古典经济学或者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抽象掉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所得到的“均衡状态”，并不是经济活动的常态，对于均衡的偏离，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甚至经济危机，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趋势。

货币与政府都是人类发明的应对不确定性的手段。与其他任何资产不同，货币的名义价值在历史时间中可以保持不变，因而可以作为联系现在和未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确定性的工具。因此，货币不仅仅是一层便利交易的面纱，经济学也不能仅仅凭借区分由货币表示的名义值与由实物表示的实际值，将一个货币经济还原成实物经济。在经济下行和不确定性增强时，人们会将收入以货币的形式“窖藏”起来，因而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偏好陷阱。经济学家们曾经以为，流动性偏好陷阱仅是凯恩斯理论中一种假设的情形，在现实中很难出现，但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的经历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政府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另外一种重要手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总有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倾向，而经济个体的应对总会出现“节俭悖论”，即在经济下行时家庭减少消费、企业减少投资并降低工资，从宏观角度来看，尽管这对每个个体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总体上会使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政府的稳定化政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总需求，有助于减少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改变个体对未来的预期，推动经济恢复或者保持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此外，由于此时可能存在流动性偏好陷阱，人们对于货币这种更具安全性的资产需求是无限大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效力下降乃至完全失效，直接作用于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将在宏观调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被终结，其直接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出现的滞胀现象束手无策，但是根本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动摇了凯恩斯理论的基础。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有效需求不足之成因的分析，即如果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并不在于当期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在于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出现了失衡，那么刺激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只能暂时推迟危机的爆发，却会使结构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从而未来爆发危机时产生的破坏性更强。另一方面，以政府之手应对市场失灵，也要面临政府失灵的制约。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不仅不会弥补市场失灵，反而会使市场运行的效率变得更低。因此，“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但是，凯恩斯对长期和短期的区分仍是为凯恩斯主义政策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尽管稳定化政策只具有短期意义，但是由此产生的有益社会影响仍是不可忽略的，毕竟“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英美国家持续数年高达20%以上的失业率并未动摇其基本社会制度，但是，在德国，连续4年25%左右的失业率直接推动了纳粹党的上台，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危机时期指导各国宏观政策的仍是凯恩斯的理论。

在本书中，斯基德尔斯基教授从原汁原味的凯恩斯理论出发，以货币与政府为核心概念，结合漫长的理论争论和长期的政策实践，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深入探讨了凯恩斯的思想和观点对于当代理论发展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当然，凯恩斯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制度背景的，忽略了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政府恰当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可能会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我们在讨论和借鉴凯恩斯理论时应当注意的一点。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货币与政府》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