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地缘经济风险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新闻文本大数据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表明，自2018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地缘经济风险水平发生结构性跃升、持续在高位震荡。地缘经济风险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等多重渠道，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系统性挑战。面对不断深化的地缘经济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保障产业链安全、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向更均衡格局演进的战略支点。

在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是一种追求“绝对收益”的“正和博弈”。资本、商品、技术与人员的跨境流动被认为是促进共同繁荣、化解冲突的有效途径，这一进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了全球分工体系。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了严峻挑战。增长放缓、分配不均、以及大国竞争的回归，共同催生了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世界经济正在从合作共赢的增量博弈，向着以相对收益为核心的存量竞争悄然转变。

01

中国地缘经济风险动态演变及解读

为了科学反映我国所面临的地缘经济风险，我们基于《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新闻大数据，构建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GER），直观地反映了我国自1979年来所面临的地缘经济风险动态演变情况。

如图1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所示，我国面临的地缘经济风险的演变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1979年至2017年的近四十年间，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主要围绕其长期均值波动，整体水平相对平稳。这反映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宏观背景下，地缘经济层面的对抗性风险感知相对较低或不突出。然而，自2018年起，中国面对的地缘经济风险急剧攀升，其后数年间更是多次触及历史峰值，这一根本性转变的背后，是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调整，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发起关税贸易战导致中美经济关系的日趋紧张。

图1 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演变趋势（1979—2025）

2018年通常被视为中美关系发生转折的关键节点。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在经济领域采取一系列对抗性措施。始于2018年的关税战是这一转变最直接和最初的表现，直接导致了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首次急剧攀升。随后，这种竞争迅速扩展到科技领域、投资领域、金融领域，甚至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安全与重构。每一次对抗性政策的出台或升级，都直接推高了对地缘经济风险的上升，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呈现持续高位剧烈波动。可以说，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面临的地缘经济风险发生根本转变的最主要外部原因。此外，与中美竞争相伴随的全球范围内对传统全球化模式的反思以及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新一轮技术革命如5G、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部门，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这些因素使得国际经济互动的不确定性和摩擦点显著增加，导致中国面临的地缘经济风险显著上升。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地缘经济风险的结构性特征和驱动因素，根据地缘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和风险表现形式，我们进一步构建了六个关键领域的分项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分别是与地缘经济风险相关：贸易风险、投资风险、技术风险、金融风险、供应链风险以及其他风险指数。这些分项指数不仅揭示了不同类型地缘经济风险动态演变与相对重要性，也为理解总体地缘经济风险波动的内在结构和驱动力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视角。地缘经济风险各分项风险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此轮风险升温呈现出清晰的领域扩散特征和动态演化路径。

图2 细分领域的地缘经济风险

首先，地缘贸易和投资风险是此轮地缘经济风险攀升的重要推动因素。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与贸易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急剧攀升，尽管此后贸易领域的直接对抗激烈程度有所缓和，但贸易风险仍维持在历史高位，与贸易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已程长期化趋势。与投资风险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同样自2018年起开始呈现上升趋势，但在2020年后出现了更为显著的高峰。这表明与投资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如外资准入限制、投资安全审查、以及对海外投资的潜在风险等成为日益重要的地缘经济风险源，且近年仍持续发酵。

其次，从与技术风险的地缘经济风险演变趋势可以看出，地缘经济竞争迅速从贸易领域扩展到科技领域。2018年之前，与技术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长期处于低位，但从2018年开始，该风险急剧且持续攀升。这与中美科技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高度相关，竞争领域从5G、半导体，逐步扩展到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围绕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的限制措施，以及对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都成为驱动技术风险感知的核心且持久的因素。

再次，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开始，与供应链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出现了爆炸性、持续性增长，成为近年来最为突出的地缘经济风险源之一。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暴露了全球生产网络的脆弱性，引发了关于产业链“脱钩”、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的广泛关注。这使得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安全性和韧性问题，成为官方叙事和政策考量的重中之重。最后，与金融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也呈现同步加剧的态势。与金融风险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在整个时期内表现出较高的波动性，除了与全球重大金融危机相关外，还与近年来关于金融“脱钩”、中概股监管、金融制裁等议题密切相关，从而使得与之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他地缘经济风险捕捉了未能明确归入前五类的地缘经济风险因素，其走势在2018年后也呈现整体抬升，且波动与总体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有一定同步性，这反映了近年来地缘经济风险的日趋泛化与复杂化特征。

02

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影响

地缘经济风险通过诸多经济渠道与途径，对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与物价水平均构成全面且深刻的挑战。

首先，地缘经济风险会抑制对外经济活动。理论上，关税、出口管制、贸易制裁等工具直接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跨境交易成本，阻碍了贸易流动。供应链稳定性的下降也将引发企业行为模式的转变。当地缘经济风险升高时，企业不得不从追求效率最大化，转向更为看重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这将导致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企业可能选择成本更高但地缘经济风险更低的友岸外包或近岸外包，从而牺牲效率、增加成本，这也将减少全球贸易总量。此外，根据实物期权理论，当未来的政策环境、市场准入和运营条件充满高度不确定性时，跨国公司推迟投资决策的“期权价值”会大幅增加。换言之，面对一个可能随时出台限制措施的投资环境，理性的企业会选择“等待和观望”，而非进行长期巨额资本投资。因此，地缘经济风险的上升，也将削弱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吸引力。近年来，主要经济体频繁动用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安全审查等工具，正不断削弱中国经济的外部循环，对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构成现实制约。

其次，地缘经济风险通过预期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地缘经济风险的升高，意味着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更为甚者，一些科技企业可能面临关键技术“断供”，一些出口企业可能失去主要市场。为了补偿这种增加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来持有该公司的股票，即股权风险溢价上升。在企业的盈利预期没有相应提高的情况下，更高的折现率必然导致其股价的下跌。因此，地缘经济风险的持续深化，将直接冲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金融市场风险溢价的上升，从而压低了未来的资产回报预期。在利率层面，一方面，外部风险加剧会促使资金寻求更安全的资产，如国债，导致国债价格上升、利率下降。另一方面，市场会预期风险将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提前消化未来货币政策可能放松的预期，这往往会推动市场利率下行。在汇率层面，关税和贸易壁垒恶化了出口前景，减少了未来的贸易顺差，降低国际市场对本币的需求，导致本币贬值压力。

最后，地缘经济风险上升也将对国内价格水平产生影响。一方面，供应链中断、贸易壁垒等因素将导致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的成本上升，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会部分转嫁给终端消费品，对居民消费价格（CPI）形成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地缘经济风险的上升，将会抑制企业的投资信心和生产扩张意愿，同时也抑制了国内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抑制总需求。总需求的萎靡，特别是对工业品如钢材、机械设备、建材等需求的下降，将导致生产商面临订单减少和库存积压的困境。为求去库存和维持运营，企业不得不降低其出厂价格，从而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构成下行压力。

总体而言，地缘经济风险正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多重渠道，对中国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与物价水平等方面，构成全面且深刻的影响与挑战。

03

地缘经济变局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人民币国际化常被视为中国经济体量增长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结果。然而，面对不断深化的地缘经济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已不再是简单的“锦上添花”的被动结果，而是可以成为应对外部风险、保障经济主权与安全的重要战略。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是保障贸易与供应链安全的“防火墙”。贸易与供应链是当前地缘经济风险的核心来源，当国际经贸活动日益被工具化时，过度依赖美元进行计价结算时，无疑将中国的贸易体系与产业链安全置于潜在的外部威胁之下。因此，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及双边合作中，积极推动以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和融资，能够有效构建一个独立、安全且低成本的内部循环，为中国的经济命脉提供坚实的国际货币基础。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是稳定国内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压舱石”。外部风险通过金融渠道的传导既迅速又猛烈。一个更为国际化的人民币，必然伴随着一个更具深度、广度和韧性的在岸及离岸金融市场。这不仅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区别于传统发达市场的新型安全资产选项，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更能提升中国自身金融体系吸收和化解外部冲击的能力。当全球范围内持有和交易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增加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与有效性亦将得到增强，从而为稳定国内经济大盘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新名片”。面对保护主义与“脱钩断链”的逆流，中国坚定地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而人民币国际化正是这一战略的重要体现。通过为全球，特别是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提供美元之外的国际货币选择，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多元、更平衡且更具韧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从根本上防范美元霸权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促进更加完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

04

结论与展望

中国正面临一个地缘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期。面对地缘经济风险的长期挑战，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既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务实、审慎的前提下也需更有所作为。

一方面，应持续深化多层次经贸合作，以高质量实施RCEP、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创造和拓展人民币在贸易、投资活动中的自然使用场景，从而培育真实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应不断夯实金融基础设施与制度供给，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功能，同时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丰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体系，为全球用户提供便捷、高效、安全的资产配置平台。最后，还需前瞻性地拥抱数字经济浪潮，发挥在央行数字货币（e-CNY）研发上的先发优势，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以及与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并深度参与全球数字货币治理规则的制定，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抢占先机。

前路漫漫，挑战与机遇并存。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是中国经济自身高质量发展、金融体系不断成熟完善、以及国家治理能力持续现代化的过程。通过扎实推动实体经济层面的需求培育、金融市场层面的制度建设以及数字货币层面的未来布局，中国不仅能为自身的经济巨轮穿越风浪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也将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贡献一个更为稳定、多元和包容的国际货币选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来源

作者信息：

王道平（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沈欣燕（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业东（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

《当代金融家》杂志2025年第8期

版面编辑｜傅恒恒

责任编辑｜李锦璇、阎奕舟

主编｜朱霜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