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高，但居民可用来支配的收入，仍然偏低。

2025年末，我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大关，这一数字标志着我国已经稳稳站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距离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也仅仅一步之遥。

按照国际经验，当一个经济体达到这一发展阶段时，通常会伴随着消费结构的显著升级，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上升、服务消费占比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形成所谓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

但我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消费驱动特征。2025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约为53%，其中居民消费占比仅仅只有39%左右，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60%。

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人均GDP已经跨越1.3万美元，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却在放缓，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大规模的消费升级也并未如期而至。

消费和人均GDP严重背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人均GDP1.3万美元，这个数字看上去很高，但我们要知道，人均GDP只是一个平均数，它掩盖了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当我们谈论“人均GDP超1.3万美元”时，实际上是在谈论一个高度分化的收入分布结构。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基尼系数仍维持在0.47左右，处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之上。这意味着，全社会20%的最高收入群体掌握了约45%的总收入，而20%的最低收入群体仅占有不到5%的收入份额。换算成绝对值，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超过8万元人民币，而最贫困的10%人口可能不足1.2万元。

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直接导致了消费能力的严重分化：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极低，他们早已完成了基本消费升级，其新增收入更多流向投资、海外购物或储蓄；而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虽然有强烈的消费意愿，却因收入约束而无法释放有效需求。

人均GDP1.3万美元，很容易让人产生大家都变富了的错觉，实际上，这一平均值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少数高收入群体的拉动。如果我们剔除最富裕的20%人口，剩余80%人口的人均GDP可能只有8000美元左右。

换言之，对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远没有达到消费升级的门槛。

以城镇非私营单位为例，2025年平均工资约为12万一年，但中位数只有8万元左右，在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非私营单位人员月收入不足7000元，在扣除住房、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后，可用于消费升级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多。

非私营单位都是这样，对占更多就业人口的私营员工来说，可支配收入只会更低。

除了收入本身的高低差异之外，收入分配本身也值得关注。

在宏观层面，国民总收入被分割为三个部分：劳动者报酬、企业营业盈余和政府生产税净额。我国消费率偏低的核心原因在于，劳动者报酬占比长期偏低，另外两个部分拿走了更多的份额。

引入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下降过程。1990年代初期，这一比例还在55%左右，到了2008年也就是“4万亿大放水”之后，降至40%左右的历史低位。

此后虽然有所回升，但到2025年也仅仅恢复到48%左右，这远低于发达国家60%左右的水平。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这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数十年间，劳动者并没有充分分享到发展的成果。企业通过压低工资成本获得了超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又大多用于再投资而非分配给劳动者，最终形成了“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循环。

如果说初次分配决定了“蛋糕怎么切”，那么再分配机制的作用就是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来纠正市场分配的结果。而目前来看，我国的再分配机制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首先就是税制结构的累退性。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具有典型的“工薪税”特征，真正承担主要税负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而高收入群体往往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避税。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的税率远低于劳动报酬的边际税率，这使得富人能够以较低的税率积累财富，而工薪群体则承受着相对更高的税负。

与此同时，地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财富分配的税种迟迟未能落地，这也导致代际之间的财富差距不断固化。高收入家庭的资产增值速度远超普通家庭的工资增长，最终也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

如果说劳动收入差距还能通过教育和就业机会来弥合，那么财产性收入差距则是更加顽固的消费制约因素。在我国，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租金、股息、资本利得等）的分配极度不均，前10%的高净值人群掌握了超过70%的金融资产和大部分不动产。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实现了资产的快速增值，而无房家庭则面临着越来越高的居住成本。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购房首付和月供占据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严重挤占了其他消费支出。即使是已经购房的中产家庭，房贷压力也使其不敢轻易进行大宗消费或服务消费。

更糟糕的是，地产市场带来的财富效应具有高度的排他性：房价上涨带来的账面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绝大多数人感受到的却是购房压力的增大和生活成本的上升。

这种财富幻觉和生活焦虑并存的现象，才是消费升级难以大规模实现的微观基础。

综上所述，我国在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后未能迎来预期的消费升级，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机制出现了系统性偏差。

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过低、再分配中社会保障缺位、叠加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共同构成了制约消费增长的“三重枷锁”。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普通劳动者，我国才能跨越“消费陷阱”，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

而这条路，是必走之路。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