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金点睛

自序

写一本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书是我的夙愿，这和我过去求学及工作的经历有关。我第一次系统接触国际货币体系是2005年在彼得·凯南（Peter B. Kenen）教授的课堂上，距今已二十余年了。凯南教授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威专家，给予我很多鼓励和超出我实际能力的赞誉，这种老师对学生的欣赏让我感到温暖，并让我长期对这个课题抱有兴趣。再就是2008年我幸运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项目遴选，职业生涯伊始便供职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组织，后来我又较早地参与新兴市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救助工作。我对国际货币体系认识、理解和传播的种子应该就是在那些时候埋下的。

但这本书在我的写作计划里排在很后面，当初我甚至和编辑吴素萍老师开玩笑说，即便按最乐观的估计，也要等我快退休的时候。2013年10月，在我离开IMF回国服务前，同事们组织了一场告别活动，请我做欧洲债务危机救助经验的分享，我记得最后一句话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大概率还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后来在2023年年初，当我完成《信心的博弈：现代中央银行与宏观经济》（以下简称《信心的博弈》）时，吴老师催我尽快完成《货币的秩序》一书，我仍回复还早，至少要等五年后。

可世事难料，就像有句话所说，“有时候几十年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几个星期就发生了几十年的事情”。进入特朗普2.0时期后，尤其是2025年4月美国对全球各国加征所谓“对等关税”，美元不升反贬，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一度快速上行，全球对美元安全资产①地位的怀疑加剧，国际货币秩序加速重构，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沉睡多年的记忆被唤醒，各种图书、文稿、读书笔记和会议材料都被从故纸堆里挖掘出来，我着迷之时，不眠不休，系列报告也在中金研报陆续推出。在搜集和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我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早在2014年8月就转过一份《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报告，指名请我研究。后适逢布雷顿森林体系70周年，他又转给我一份报告，并强调“研究结果望告”。我当时并未觉得有太多灵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这本书就像迟交十多年的作业。

这本书的素材积累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2019年起我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开设“全球金融系统”课程，我要感谢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坚持开设这门和企业日常营收并无必然联系的课程，这体现了金融学院的专业性、前瞻性和情怀，也促使我更加努力，争取深入浅出地把问题讲清楚。

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还有几个关键节点。2023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召开浮动汇率50周年的高级别研讨会，我作为唯一参会并发言的中国代表，汇报了地缘政治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牵头在杭州召开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80周年的大会，我很荣幸参会并主持了和几位央行行长及学界领袖的小组讨论。2025年，我先后参加了韩国和克罗地亚等国央行的年会，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汇报相关研究的进展。尤其是2026年春，在本书收官之际，普林斯顿大学的熊伟和谢宇教授邀请我回到母校访学。我又见到我的导师阿兰·布兰德教授，虽然我还是没有抢到账单。之后我乘火车去华盛顿参加阿贝·塞拉西(Abe Selassie)在IMF的荣休仪式，一如十八年前，我从普林斯顿到华盛顿初识国际货币体系。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是坚持了一贯的市场、学术与政策互相验证的风格，主动接受学术与市场的双重检验。2025年中国股票市场迎来牛市，我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视角提出，全球资金多元化和碎片化再配置，是驱动资本市场提振的关键因素。“当国际货币秩序重构时，格局转换和资金流动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一段时间、一个市场和一个国家基本面的变化”，这是我2025年6月在中金公司上海策略会上的判断。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视角来研判资本市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我要感谢与我一样身处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观察者，给予我积极的反馈和鼓励。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宋铮教授，他邀请我作了几场专题学术报告，并组织教授们进行专题研讨，给了我很好的反馈。感谢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教授，我们在上海讨论美元格局，后来又多次交换意见。感谢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黄益平、范保群两位老师，他们在第一时间邀请我到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了专题报告。还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波森(Adam Posen)所长，2025年岁末邀请我在华盛顿做了这本书的专题讲座，并与我进行对谈，他提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将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正因如此，在中文文稿还没有完全定稿之时，我又开始了英文稿件的翻译和撰写。这些信任鞭策我以更高标准和严谨的态度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在成书过程中，还有几位对我帮助很大的学友。廖岷副部长经常和我讨论相关议题，给我很多启发和鼓励。高善文博士抱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且同我的前两本书一样，做了独出机杼的推荐，斯人已逝，怅何如之。徐诗语、杨晓卿和袁帅也是本书的第一批读者；唐晓玲在最后定稿过程中慧眼如炬，提出很多创造性的修改；聂蕴哲协助我将本书逐字逐句译成英文。我在中金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了我很多关照和很好的研究氛围，尤其是陈亮董事长和王曙光总裁，还有很多同事，我就不一一致谢了，他们知道他们是谁。

距上一本书《信心的博弈》出版正好三年。那本书获得了专业人士的高度认可。许多同行反馈需要反复阅读，这既是肯定，也成为我当时的遗憾。我想这本新书超过前作之处，首先在于它的问题导向性和现实针对性。例如，第一章提出的十个未解之谜，集中梳理了普遍存在的传统误解以及新形势下的诸多困惑；同时，围绕当前美元体系的种种异象，本书系统讨论了美元霸权、美元周期、美元陷阱等重要问题。其次是在可读性和受众范围上，这本书不再是首先写给我自己的，而是写给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大家”。

这本书不仅是心血之作，更倾注了我的热情，我带着很强的使命感在写这本书，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全球货币秩序重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热衷于讨论国际货币体系，IMF特别提款权(SDR)知道的人很少，就是IMF的工作人员都少有人能把这个晦涩的概念讲清楚。但是，特别提款权多次在中国登上《新闻联播》，甚至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这也反映了一个上升期的国家及其民众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和觉醒。

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人民币国际化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参与的前提是理解！国际货币体系长期以来遵循“中心—外围”架构，这个中心在过去100年里始终是美元，所以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起点是理解美元体系，它的强势、霸权也好，周期性波动也罢，背后没有阴谋论和货币战争，有的都是阳谋，是综合国力的彰显，也是审时度势的规则塑造。中国正在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是走向中央，越需要理解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

在研究的过程，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经济实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金融实力，贸易地位也不能自动转化为对货币的信任。国际货币地位的取得，不仅依赖于经济实力，还需要持续的市场培育和制度建设。货币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和信任的竞争。人民币国际化是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的结果，水到渠成，急不得也急不来，就好比长在树上的果实，要想果实甜美，果树必须茁壮，而这棵树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树要茁壮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经济肥沃的土壤。除此之外，它还要经风雨、见阳光，盆栽里面是长不出大树的，结出来的果实也必然有限，所以还需要坚持双向对外开放和汇率的清洁浮动。

本书最后定名为《货币的秩序》。货币秩序重构是百年一遇的机会，能否抓住时机，是时代给我们的课题。

本书缘起是在北京群明湖畔，风物悠然；落笔是在上海黄浦江头，浪奔浪流。

从静水安然，到大江浩荡，愿人民币国际化亦如是！

谨以此作为在不确定时代中尝试货币秩序重构的思想注脚。

缪延亮

二〇二六年初夏

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① 所谓“安全资产”，是指既能长期保值，又能随时变现，并在危机时体现为负β属性（即市场下行时反而升值）的资产(Brunnermeier et al.,2024)。见本书第六章“美元霸权：使用与动摇”。

缪延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长期处于市场和政策前沿，专注于全球宏观、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市场研究。2013—2023年就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高级顾问、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研究主管和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相关的全球宏观和策略研究工作，并牵头完成了研究团队建设试点计划。2008—2013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一线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救助工作。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曾在以色列央行任访问学者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讲授经济学。

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中英文论文，入选“国际金融学最佳中文论文TOP 10”榜单，著有《信心的博弈：现代中央银行与宏观经济》《从此岸到彼岸：人民币汇率如何实现清洁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