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任期提前迎来倒计时，继任者会是何方神圣？

2025年7月，据Polymarket的数据显示，鲍威尔年内被免职的概率在两周内从15%飙升至38%，创下美联储百年史上在任主席面临的最严峻政治危机。这一异动直接源于特朗普的连续施压——他多次抨击鲍威尔维持高利率是“榆木脑袋”，并主张将利率降至1%以下以刺激经济。

鲍威尔

而更致命的信号来自白宫的程序性动作：特朗普政府已正式启动美联储主席遴选程序——尽管鲍威尔法定任期要到2026年5月才结束。财政部长贝森特更暗示，鲍威尔一旦卸任，若继续留在美联储理事会将会“引发市场混乱”，这几乎断绝了鲍威尔的退路。事实上，这场提前一年半的“权力过渡”，不仅是鲍威尔个人的危机，也让市场普遍担忧未来的美联储是否会丧失其政策独立性。

那么，如果鲍威尔提前卸任，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会由谁来继任呢？从目前白宫给出的信号来看，头号热门是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

凯文·哈塞特

哈塞特凭借与特朗普近十年的捆绑关系在这场继任者竞争中强势领跑。他在贸易、税收及货币政策上与特朗普高度同步，甚至公开为总统的“解雇鲍威尔”言论辩护。他所特有的“地理优势”更使其占据先机——他的办公室同样位于白宫西翼，这使他获得了随时接触特朗普的特权。而特朗普也曾公开放话，“他（哈塞特）懂我的经济愿景”。

但哈塞特虽受大老板的青睐，却也面临着多重质疑：

1、零货币政策实操经验。事实上，哈塞特缺乏的不止是实际操盘经验，他上世纪（1999年）出版的著作《道指36,000》，曾经预测道指将在3-5年内升至36000点。这一失败的预测一度沦为整个市场的笑柄；

2、业内认同度极低。哈塞特在美银全球基金经理调查中支持率仅7%，是目前四位主要候选人中最低的一位，远低于现任财长贝森特的26%——这说明市场从业人员完全不看好他；

3、市场普遍存在对其上任引发灾难性后果的担忧。一些经济学家警告，因市场视哈塞特为“政治傀儡”，若其成功上任美联储主席可能会引发美债抛售，这是市场和美国政府都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除了哈塞特，目前还有三位热门竞争者，分别是：

——现任财长贝森特（美银调查支持率26%，位居第一）：华尔街出身（索罗斯前副手），金融圈认可度高，但特朗普公开称其“非首选”，毕竟财长这个位置也十分重要，若转任美联储主席，特朗普还得再去物色合适的财长人选。

贝森特

——前美联储理事沃什（支持率17%）：保守派背景，近期转向鸽派。2017年曾获特朗普面试，但因“过于年轻且偏鹰派”而失宠。这几年重新进入特朗普政府的视野。

沃什

——现任理事沃勒（支持率14%）：技术官僚代表，独立性最强，被视为是这场竞争中突然出现的一匹“黑马”。但其核心劣势是与特朗普阵营缺乏纽带，这在极端重视“忠诚度”特朗普阵营中将会是致命劣势。

沃勒

事实上，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人事更迭的核心诉求非常明确。首先，继任者需绝对服从降息指令——特朗普多次指责当前利率“每年浪费千亿国债利息”；其次，他要毫无保留地效忠“MAGA经济路线”——在特朗普看来，美联储应为MAGA提供帮助和便利，而非跟政府唱反调，在这一点上，哈塞特支持全面关税的立场成其关键加分项；而在时间窗口上，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速战速决——由于特朗普“厌恶政策拖延”，遴选程序可能会加速，而权力交接的时间可能会比市场预料得更提前。

当然，特朗普这种赤裸裸的政治干预态度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法律学者指出，《联邦储备法》虽允许总统因“政策分歧”免职主席，但该条款从未被实施过。若特朗普强行操作，不排除会触发最高法院诉讼。

新主席的烫手山芋：

通胀、关税与美联储的“独立性”

当然，无论是鲍威尔留任、还是新人接手美联储主席的位置，都是手握一个烫手山芋。美联储目前面临的核心困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关税战推高通胀：美联储三把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姆斯公开警告，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行为，将在2025-2026年推高通胀1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新任主席强行推动大幅降息，将极有可能推高通胀，这是市场极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经济动能衰减：褐皮书显示5-7月仅有5个联储辖区微增长，消费疲软与企业观望情绪弥漫。当然，“刺激经济”也是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的一个重要理由，但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市场参与者和美联储决策者明显对这一操作的有效性缺乏信心；

——对“美联储为政治所裹挟”的担忧：近期，美国好几家大型银行的CEO都出来为美联储独立性发声，包括高盛、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等，他们都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非常重要，关系到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从目前的遴选人选来看，特朗普大概率会选一位能保证对其“忠诚”的人选来继任美联储主席。新主席上任后，如何在“政治忠诚”和“政策独立性”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也是为何哈塞特虽最受白宫青睐，却在美银调查中支持度最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对哈塞特以特朗普“政治代言人”的身份上任引发灾难性后果的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美联储历史上曾出现过类似情形：1970年代尼克松为了谋求连任，任命自己的经济顾问亚瑟·伯恩斯为美联储主席。伯恩斯上任后，尼克松多次向其施压，要求他配合其需求制定货币政策。根据白宫当年的录音资料显示，尼克松对伯恩斯明确提出，要对其个人和政党忠诚，时任财长舒尔茨强化了这一政治信息，最终促使伯恩斯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大选前维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后来公布的伯恩斯日记中，他也曾抱怨“总统及其幕僚……对美联储的骚扰将一直持续，甚至愈演愈烈”，而他自己的角色更像是白宫会议上的政府成员，而非独立央行的行长。

亚瑟·伯恩斯

而伯恩斯如此行事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大规模通货膨胀。

十字路口的美联储与全球金融新秩序

这场“鲍威尔保卫战”的结局，极大地关系到美联储能否守住自身的政策独立性防线。若哈塞特最终胜出，极有可能意味着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彻底让位于政治意志——短期通过助推降息刺激经济，但长期将极大地削弱美元定价根基，其结果必将是迫使全球加速“去美元化”布局。

眼下，当特朗普在7月加速遴选候选人时，市场正紧盯两个关键时点：

——7月29日：美联储利率会议——鲍威尔“绝地反击”的最后舞台；以及

——8月1日：若贸易伙伴未达成协议，新关税自动生效，通胀压力再添变量。

如果美联储主席真的在未来几个月发生更迭，那么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塑窗口或许将提前开启。这对身处大洋彼岸的我们来说，必定充满了挑战，但同时，也将会迎来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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