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技术。但这项技术最终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认为该技术能改善我们生活的技术乐观主义者来说，它预示着一个物质丰富的未来。

这种结果远非板上钉钉。但即使人工智能的技术承诺得以实现 —— 随之而来的是曾经棘手的问题得到解决 —— 这种丰裕又将如何被利用呢？

我们已经在澳大利亚的食品经济中看到了这种矛盾的较小缩影。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说法，我们每年总共浪费约760万吨食物。这大约相当于每人312公斤。

与此同时，多达八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面临食品短缺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所需的食物。

这说明了我们是否有能力公平分配人工智能革命所承诺的丰裕成果？

人工智能可能打破我们的经济模式

正如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奠定现代市场经济学基础时所阐述的，经济学是研究目的（我们想要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我们所拥有的）之间的关系。

人们理解市场通过将稀缺资源分配给无穷无尽的欲望来运作。稀缺性影响价格 —— 即人们愿意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而需要为生活必需品付费则要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工作以赚钱并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人工智能带来丰裕并解决复杂医疗、工程和社会问题的前景，与这种市场逻辑显得格格不入。

这也直接关联到人们对技术将使数百万工人失业的担忧。而没有有偿工作，人们如何赚钱？市场又如何运作？

满足我们的欲望和需求

然而，导致失业的并不仅仅是技术。市场经济一个相对独特的特征，是它们能够在表面丰裕之中，通过失业或低工资制造出普遍的匮乏。

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揭示的，衰退和萧条可能是市场体系本身的结果，导致许多人陷入贫困，即使原材料、工厂和工人闲置。

在澳大利亚，我们最近经历的经济衰退并非由市场失灵引起。它源于大流行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然而，它仍然揭示了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技术驱动的丰裕所带来的经济挑战。

政府福利政策的改变 —— 增加支付金额、取消活动要求（activity tests）并放宽经济状况审查（means-testing） —— 极大地减少了贫困和食品短缺问题，即使经济的生产能力下降了。

全球范围内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超过200个国家引入了现金支付措施。这次大流行的经历强化了日益高涨的呼声，即将技术进步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相结合。

这是澳大利亚基本收入实验室（Australian Basic Income Lab）的一个研究重点，该实验室由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合作建立。

如果每个人都有足够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保障性收入，那么市场经济或许能够应对转型，而技术的红利也可能被广泛分享。

福利，还是应得份额？

当我们谈论全民基本收入时，我们必须清楚其含义。该理念的某些版本仍然会留下巨大的财富不平等。

我在澳大利亚基本收入实验室的同事伊莉斯·克莱恩（Elise Klein）与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共同提出，全民基本收入不应作为福利，而应作为一种“应得份额”（rightful share）。

他们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和社会合作创造的财富是全人类集体努力的成果，应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由所有人平等享有。就像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是其人民的集体财产一样。

这些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辩论远比当前人工智能引发的问题更为久远。类似的概念兴趣激增发生在20世纪初的英国，当时工业化和自动化促进了增长，但并未消除贫困，反而威胁了就业。

更早之前，卢德分子（Luddites）试图砸毁那些用来压低工资的新机器。市场竞争可能会产生创新激励，但它也极不均衡地分散了技术变革的风险和回报。

全民基本服务保障

除了抵制人工智能，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改变分配其成果的社会经济体系。英国作家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愿景 —— “完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他欢迎技术进步，认为这应该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允许更多的闲暇。这是工党政府新近青睐的著作《丰裕》（Abundance）中所概述的更温和目标的一个激进版本。

巴斯塔尼首选的解决方案并非全民基本收入。相反，他倾向于全民基本服务保障（universal basic services）。

与其给人们钱去购买所需，为什么不直接提供必需品 —— 如免费的医疗、护理、交通、教育、能源等等？

当然，这将意味着改变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的应用方式 —— 有效地将其使用社会化，以确保它们满足集体需求。

乌托邦并非必然

全民基本收入或服务的提议突显了，即使在乐观的解读下，单凭人工智能本身也不太可能带来乌托邦。

相反，正如彼得·弗雷泽（Peter Frase）所概述的，技术进步与生态崩溃的结合可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未来，这不仅体现在我们集体能生产多少，还体现在我们如何在政治上决定谁获得什么以及以什么条件获得。

由亿万富翁运营的科技公司的巨大权力，可能预示着某种更接近前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所称的“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的东西，即对技术和在线平台的控制将取代市场和民主，带来一种新的威权主义。

等待技术的“涅槃”会错失当下的真正可能性。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食物养活每个人。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消除贫困。我们不需要人工智能来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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