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兴力量，成为我国建设贸易强国的“新引擎”，并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机遇。本文基于贸易转型升级、币种选择话语权、跨境数字生态等视角，探讨数字贸易发展下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结果表明，数字贸易有望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至少以下三方面的边际改进：一是数字贸易通过优化企业运营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价值链地位攀升，从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外贸企业在贸易结算币种选择的话语权。二是数字贸易推动贸易方式和贸易对象的变革，有望为传统产业赋能，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境外持有者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信心。三是数字贸易助推跨境数字生态建设，提高跨境业务数字化程度，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进而有力地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演进、组合、迭代，贸易作为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正在经历数字变革，并逐渐催生出数字贸易这一新型贸易模式（马述忠和沈雨婷，2023）。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增长速度出现显著分化，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与经济新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我国也逐步重视数字贸易发展，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划，极大提升数字贸易在我国国际贸易当中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数字贸易，建设贸易强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数字贸易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成为我国建设贸易强国的“新引擎”。此外，我国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拓展数字贸易“朋友圈”，逐步由既有规则的“追随者”向数字贸易谈判的积极“参与者”转变。

随着数字贸易迅速兴起，相关讨论逐渐增多。早期研究认为，数字贸易主要包含数字产品和服务，未涵盖有形货物（USITC，2013），将跨境电商视作数字贸易发展的初级形态。而目前研究普遍认为，数字贸易是显著区别于传统贸易的新型贸易模式，相关探讨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贸易的微观效应。比如，数字贸易对企业创新水平、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数字贸易规则广度越广、深度越深，越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侯俊军等，2023）。二是数字贸易的宏观效应。比如，数字贸易可以降低双边贸易成本、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进而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规则签署能够显著提高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品向缔约国出口的比重，进而推动一国产业转型升级（武娜等，2024）。遗憾的是，有关数字贸易对货币国际化影响的研究鲜有涉及。即便有部分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全新应用场景（石磊和张静，2024），亦未对其背后深层逻辑和作用机制予以分析。

事实上，深入探究货币国际化决定因素并据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始终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其中，贸易发展会显著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进程（Krugman，1980）。贸易不仅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更是货币国际化的核心推动力量（李超，2010）。通常情况下，一国出口商品差异化程度越高、对外贸易竞争力越强、贸易市场份额越大，出口贸易以本币进行计价和结算的话语权就越大，从而更能推动本币在出口贸易中的使用（Goldberg and Tille，2008）。然而，尽管我国是贸易大国，但长期以来，贸易大而不强的问题始终存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加工贸易实现出口贸易粗放式发展，出口量增长迅速，但出口产品大多为中低附加值产品，可替代性较强，使得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此外，贸易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不足，议价能力受限，对计价货币的选择权较弱等问题，也影响其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的作用（陈卫东等，2023）。

有别于传统贸易与价值链贸易，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在贸易方式、贸易对象、贸易时效性、支付方式以及贸易监管政策等均发生了重要变革（盛斌和高疆，2021），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更为复杂，作用渠道与传统贸易、价值链贸易存在显著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探讨数字贸易发展下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逻辑，并从贸易转型升级、币种选择话语权、跨境数字生态等渠道，阐述数字贸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逻辑与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实际，进一步探讨了数字贸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路径与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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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的兴起与共识

（一）数字贸易界定与内涵

与传统贸易相比，数字贸易在贸易方式、贸易对象、贸易时效性、支付方式以及贸易监管政策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特征（详见表1）。数字贸易是传统贸易适应数字化、全球化的产物，表现为贸易方式和贸易对象均是数字化的（侯俊军等，2023）。其中，贸易方式数字化是信息技术与传统贸易在各个环节的深度融合，推动贸易全链条、全流程的数字化。具体来看，在传统贸易中，交易通常依赖于物理商品的跨境运输、面对面的商业谈判、纸质合同的签订及银行电汇等支付方式。这些交易方式通常受到地理位置、运输成本和时间的限制，往往具有较长的交易周期和较高的交易成本（马述忠等，2018）。相比之下，数字贸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在线支付、电子合同及数字物流系统等工具，使得交易过程实现了自动化、即时化和全球化。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订单获取、支付结算、商品交付等环节的效率，还通过互联网技术消除了传统贸易中的时空限制，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提升了市场的透明度与流动性。

表1 传统贸易与数字贸易的对比

贸易对象数字化是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以数据形式存在的要素、产品和服务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交易对象，贸易对象更加广泛。具体来看，在传统贸易中，商品和服务通常是具体的、物理的，需要依赖物流和跨境运输进行交付。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数字化商品（如软件、数字内容、在线服务等）和虚拟商品（如云计算服务、数字货币等）作为新兴的贸易对象，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贸易不仅推动了无形资产在全球市场中的流动，还通过云平台、在线交易和数据交换等方式打破了地理和政治边界，使得国际贸易的交换不再局限于物理商品。值得一提的是，数据作为一种核心的生产要素，也逐渐成为新的贸易对象。

（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

自2021年我国将数字贸易纳入《“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以来，数字贸易在我国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此后，我国数字贸易迅速发展，展现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撑力。在以数字交付为特征的贸易方式方面，2023年我国基于数字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已接近386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3.5%，占服务贸易总额的四成以上。其中，出口超过219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4%，居全球第六；进口约1669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9%，居世界第七位。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规模和占比的持续攀升，主要得益于技术密集型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例，该领域2023年贸易额达到1290亿美元左右，较上年增长近4%，对数字贸易形成有力支撑。2024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到2029年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规模要稳步提升，占比力争提高至45%以上，为未来五年数字贸易发展指明了方向。

图1 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目的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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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贸易转型升级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国贸易实力是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驱动因素（Flandreau and Jobst，2009），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高水平的对外贸易（张明等，2022）。早在18世纪，英国依靠强大的贸易和金融实力，使得英镑逐渐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20世纪上半叶，美国凭借两次世界大战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在工业生产、贸易和金融交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美元逐渐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相比较而言，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与完整的产业链。但自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期，由于缺乏先进的技术和原材料，凭借低廉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优势，我国依托加工贸易实现了出口贸易粗放式的迅猛发展。尽管出口量增速惊人，但出口产品多为中低附加值产品，可替代性较强，从而导致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地位，无法取得相应的货币计价选择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

（一）数字贸易与贸易转型升级

贸易结构优化是贸易转型升级的核心目标之一。近年来，随着数字贸易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数字化得以升级和重构，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传统的外贸主要依赖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附加值较低，难以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有利位置。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数字产品、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我国的产业链逐步从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向更具技术含量和创新性的高附加值环节转型，从而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贸易竞争优势不断提升（侯慧芳等，2024）。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扩大。数字贸易已逐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依托数字技术催生出跨境电子商务、虚拟展览和智能物流等新业态，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深度重构，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实力。

贸易转型升级不仅体现在贸易结构优化，还需要完善跨境贸易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借助数字贸易平台建设进一步释放了国际市场供给和需求潜力，高度联通的虚拟网络与经济影响巨大的贸易网络相互交汇，产生了强烈正外部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的制造型出口向更加多元化、创新驱动的贸易模式转型（沈玉良等，2022）。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EWTP）作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的重要实践，通过建立全球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简化通关流程，提高贸易效率，已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网络，为超过14万家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贸易服务，促进对外贸易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些平台不仅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也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数字贸易平台通过打破传统贸易模式的时空限制，降低了跨境交易的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在跨境电商、数字支付、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我国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接入全球市场，推动企业由中低附加值制造产品出口，逐步向高附加值技术和服务输出转型。

贸易转型升级不仅仅涉及贸易结构和贸易基础设施优化，还包括贸易规则升级。随着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传统贸易规则已经无法满足新型贸易模式需求。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不仅帮助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占据有利位置，也为我国从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贸易结构转型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武娜等，2024）。我国通过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逐渐形成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模板”，并将中国规则制定的经验推广到国际范围，拓展数字贸易“朋友圈”，推动数字贸易领域制度性开放稳步扩大（刘斌和甄洋，2022）。自 2002年我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首次提出“加强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以来，我国逐步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RTA）中纳入并不断丰富数字贸易规则。截止2023年，我国已与29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19个含有数字贸易规则的RTA。2024年5月，我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工作组第五次谈判在新西兰举行，就数字支付、数字身份、数据流动、无纸贸易等条款开展深度磋商，表明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贸易结构转型的决心。总体来看，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地位。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的演变过程呈现出从单一到丰富、从接受者到制定者、从学习到创新的发展趋势，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我国贸易结构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规则保障。

（二）贸易转型升级与人民币国际化

数字贸易在促进我国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推动力。首先，数字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我国从中低附加值制造向高附加值、技术驱动型产业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增加了国际贸易中对人民币的使用粘性。随着我国高附加值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不断上升，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使用逐渐增加，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数字贸易平台建设重构全球支付网络，创新货币流通渠道。跨境电商和数字支付平台的全球布局，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打破了传统贸易的时空限制，可以有效降低人民币交易成本，提升人民币支付效率。这些平台使得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得到广泛应用，促进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融入，增强人民币的国际流通性。最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重构国际货币秩序，构建制度性保障。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我国不仅确保了在数字贸易中的话语权，也为人民币结算提供了法律和政策支持。例如，RCEP等区域贸易协议中的数字支付、数据流动等条款，为人民币在区域内的使用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综合来看，数字贸易在推动中国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推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贸易规则体系等路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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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币种选择话语权与人民币国际化

双边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的选择，往往受到交易双方企业的实力或者议价能力的影响（Friberg and Wilander，2008）。近年来，伴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我国外贸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整体规模偏小，风险管理能力和整体运行机制并不健全。以量取胜，以价取胜的外贸发展模式，使得贸易结算币种选择的话语权弱，无法最大程度采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不利于规避汇率风险，促进企业创新（李稻葵和尹兴中，2010）。

（一）数字贸易与企业国际竞争力

数字贸易深入推进，为提升我国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据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首先，贸易数字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结算成本、时间成本等各种交易摩擦。贸易数字化能够提高双边贸易结算速度，节省支付结算成本。以出口贸易为例，无纸化贸易、在线消费者保护、电子签名和认证等新规则推行能够有效提高出口报关、退税等环节的效率，降低企业出口的时间成本和菜单成本（Wilson et al.，2005）。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等在贸易当中的应用，为企业提供了更精准的市场分析和预测工具，优化了供应链管理，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这些技术应用，使得企业能够更有效地管理供应链风险，灵活调整生产和供应网络，优化全球布局，从而减轻产业链外迁所带来的冲击。

其次，数字贸易有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形成的海量数据，对于推动国际贸易活动、促进跨国经贸合作、推动数字内容和服务的传播扩散至关重要（刘洪愧，2020）。外向型企业为了搜集、分析和应用数据，通过提供数字化服务、招聘高素质数字人才以及构建新型数字化平台等方式，推动产品、技术、资金等流向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更贴近用户的方向，从而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最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Lanzolla et al.，2021）。

最后，数字贸易有利于推动企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数字贸易通过数据流动，使得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从而更灵活地调整生产和营销策略，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还有助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信息和技术等要素的共享，引领产业链协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产业链条上各价值创造环节的垄断现象，提升链上企业参与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企业更深层次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提高企业出口产品附加值，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马丹和杨钰涵，2024）。

（二）币种选择话语权与人民币国际化

数字贸易提升我国企业的币种选择话语权，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推动力。首先，数字贸易降低人民币交易成本和提升人民币结算效率，为人民币结算创造有利条件。数字技术的应用优化了跨境交易流程，提高了支付结算的便捷性，使企业能够更灵活地选择结算货币。过去，外贸企业由于交易摩擦较大，更倾向于选择美元或欧元等流动性强、国际接受度高的货币（Devereux et al.，2017）。而在数字支付、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的支持下，人民币的交易便利性大幅提升，降低了汇兑成本和时间成本，使更多企业愿意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从而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

其次，数字贸易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提高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接受度。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议价能力直接影响其对结算货币的选择权。传统上，外贸企业往往依赖低成本竞争，话语权较弱，难以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结算货币（袁凯彬等，2023）。而数字贸易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其能够依托精准的市场分析、供应链优化和品牌溢价提升竞争力，增强企业对上下游信息的把握，从而在贸易谈判中拥有更大主动权。议价能力提升使企业在谈判过程中能够更灵活地选择结算货币，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人民币结算的应用，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Goldberg and Tille，2013）。

最后，数字贸易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助力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提升。随着企业通过数字技术优化供应链管理和市场布局，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嵌入程度不断加深，贸易模式由单纯的商品出口向高附加值的服务、技术输出升级。在此过程中，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不仅局限于商品贸易，还涉及数字服务、知识产权交易、跨境投资等领域，从而拓宽了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因此，综合来看，数字贸易通过优化企业运营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价值链地位攀升，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和在贸易结算币种选择方面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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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币种选择话语权与人民币国际化

随着国际贸易逐步转向贸易全流程、全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数字化，以数字贸易平台为核心，各贸易环节智能互动、各贸易主体广泛参与的数字贸易有机生态系统将逐渐形成。基于此，传统的物流货运、跨境服务平台、海关业务办理、跨境支付等跨境业务逐渐式微，数字化物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支付等应运而生，为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提供更多样的跨境使用场景，提高跨境业务数字化程度，有力地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一）数字贸易与跨境数字生态

数字贸易助推跨境数字生态建设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数字贸易发展有助于跨境支付数字化。高效、便捷的跨境支付是服务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高效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跨境支付仍面临着低效、高成本等痛点。只有通过不断探索以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为代表的新型跨境支付方式，构建起跨境支付新体系，才能有效提高跨境支付清算效率并据此提升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意愿（涂永红等，2024）。例如，SWIFT跨境支付因交易链条冗长、合规流程复杂，通常需耗费3至5天才能完成，虽然SWIFT不断推出SWIFT 全球支付创新（Global Payments Innovation，GPI）等跨境支付产品，但整体交易效率仍然欠佳。而采用第三方跨境支付平台进行跨境支付，一方面可降低交易费用、精简交易流程，另一方面能将跨境交易时间大幅缩短至2至10秒。此外，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通常包括对跨境支付服务的规范与支持。这些规则明确了数字支付的标准、合规要求以及相关监管框架，有助于减少各国在支付体系中的技术壁垒，推动支付流程的标准化和数字化，使得我国第三方跨境支付平台、跨境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能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数据进行收集并处理，以数字化提高跨境支付结算效率，降低人民币交易成本（谭小芬等，2024）。

二是数字贸易发展有助于供应链数字化。物流和供应链数字化是实现贸易全环节全链条数字化的重要环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应用，物流服务需求变得更为复杂，需要通过加强地方立法、落实税费优惠等方式，建立起与数字化贸易相匹配的高效、可持续的跨境物流网络运营平台。供应链数据的精准分析与匹配，可以促进信息流、实物流、资金流在供应链的高效流动，打造高效便捷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这种数字化供应链管理体系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外部市场变化和供应链中断，提升供应链的弹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助力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仍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巫强和姚雨秀，2023）。

三是数字贸易发展有助于数字化监管。数字化通关和数字化监管是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保障。通过新型技术和数字化思维推动海关通关平台和监管模式的创新，电子海关、智能化查验系统和在线申报系统等创新手段的引入，使得企业可以在线完成所有通关手续，可以疏通传统方式繁、多、慢等痛点，降低企业时间和交易成本，加速资金回流，提高企业通关效率和政府监管效率，增强了贸易过程中资金流动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从而优化跨境贸易服务模式和运作机制。在数字化监管体系的支持下，人民币作为跨境支付工具的使用将更加合规和透明，从而提高全球市场对人民币的信任度。此外，数字化监管系统能够实现跨境支付的实时监控和合规性检查，减少了监管风险，推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可信度和稳定性。随着国际市场对数字人民币透明度和监管合规性的逐步认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获得更加稳固的支撑。

（二）跨境数字生态与人民币国际化

数字贸易推进跨境数字生态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在此过程中，数字人民币可以担任关键角色，作为支付和结算工具，它不仅提升了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Eichengreen et al.，2019；Kuehnlenz et al.，2023），还能够与数字贸易生态系统中的各类服务和支付平台无缝对接，通过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确保了支付的透明度和安全性，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从而增强我国企业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宋科等，2024）。因此，加快形成以数字贸易平台为核心，数字人民币与数字贸易相结合的数字贸易生态系统，是实现对外贸易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关键步骤。我国可以通过“数字贸易平台—数字人民币—跨境数字生态”三位一体的模式，加快推动数字人民币项目落地及其在数字贸易和数字支付平台的应用（邓富华等，2024）。在这一生态系统中，数字人民币可以与跨境支付、数字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海关监管等环节紧密连接，形成了一个互联互通的跨境数字网络。通过将智能合约、数据交换和交易撮合等功能贯穿整个贸易流程，并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数字贸易中的创新应用，深度融入跨境数字生态系统，将充分发挥人民币的结算职能。

此外，这一数字贸易生态系统对人民币的贮藏职能也能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首先，在这一生态系统下，跨境资金流动更加高效，交易链条中资金的实时清算与结算需求显著增强，这使得市场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具有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货币进行价值储存。数字人民币凭借其基于区块链的可追溯性与可编程支付特性，能够为持有者提供更高透明度，从而提升对其作为价值储存媒介的信任度。其次，数字贸易平台与数字资产市场深度融合，催生了多元化的以人民币计价的数字化理财产品和工具，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些线上渠道实现资金在“支付—储蓄—投资”功能间无缝转换。例如，以数字人民币为底层结算的数字债券、供应链金融票据等产品，不仅提高了持有流动性，还为境外机构与个人提供了更便捷的跨境储蓄和投资渠道。

可以看到，以数字贸易平台为核心，依托数字人民币的创新特性，并通过数字化供应链与海关监管等配套机制协同发力，不仅实现贸易结算智能化与高效化，也为人民币提供了更加稳健、多元的贮藏渠道，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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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数字经济时代的视角，阐述数字贸易发展下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结果表明： 数字贸易通过优化企业运营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价值链地位攀升，从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外贸企业在贸易结算币种选择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贸易方式和对象的变革，有望为传统产业赋能，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境外持有者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信心。此外，数字贸易助推跨境数字生态建设，提高跨境业务数字化程度，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有力地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为在数字经济时代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启示：一是要加快跨境贸易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营造更加便利化、规范化的市场环境。推动数字化物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支付等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发展奠定基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较强创新能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加快其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体系，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同时，应持续完善国内相关法律制度，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打破制约外贸发展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地，我国可积极推动加入CPTPP等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在此基础上，提升我国外贸企业在贸易结算币种选择中的话语权，为人民币国际化营造更具吸引力的制度环境与市场基础。

二是要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提高规则制定的国际话语权。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应以“规则制定者”身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尤其是在制定以数据流动、数字支付和网络安全为核心内容的规则方面，提高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输出“中国模板”，推动形成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关键一步，这不仅能够展示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积极态度，还能为后续签署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奠定基础，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性支持。

三是支持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和数字贸易中的应用，推动其与全球支付网络和数字支付平台无缝对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可以推动数字人民币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应用，逐步扩大其在国际支付和结算中的使用。与此同时，应加强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创新，如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应用，确保支付的透明度和安全性，为跨境支付提供便捷且高效的解决方案，通过“数字贸易平台—数字人民币—跨境数字生态”三位一体的模式，从而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计价结算中的吸引力和话语权。

作者：宋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李亭 （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来源：《金融市场研究》2025年08期

版面编辑｜孔姝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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