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名财经作家莫开伟

近期已有多家银行密集发布公告，宣布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且新增收费项目较多、提高服务收费幅度较大，是存款降息潮之后，银行掀起的又一轮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高潮。

银行公告一经发布，立即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因为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对实体企业和民众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一些企业和少数民众直呼承受不起，称此举会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和民众生活负担，还会导致财富缩水。

仔细算来，银行此次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涉及的项目多、收费调高幅度大：新增或调高的中间服务收费项目有资信证明、银行卡年费、ATM跨行取现、跨境理财通、银团贷款业务收费、信用卡资产管理服务收费、结算服务交易手续费、个性化服务、投融资顾问、兼并收购顾问、结算账户开户费、上门服务费、个人客户回单补制费等数十项，比如乌海银行 从6月13日起对资信业务、银团贷款业务进行收费，个人存款证明服务收费标准为每份20元，资信证明收费标准为每份200元；苏州银行 自2025年6月1日起新增多项服务收费项目，包括境内邮寄费每次20元，境外邮寄费每次300元，境外机构账户管理费每年200元； 中国银行 自2025年6月10日起调整信用卡结算服务收费标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渠道转账汇款收费标准由0.02‰调整为1%。

银行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项目出于四方面考量：其一，当前银行净息差不断收窄，传统利息收入空间有限，银行普遍增收压力增大，需通过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来补充收入来源不足。据央行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1.43%，同比下降11个基点；其二，银行覆盖运营成本的需要，银行提供各项服务需耗费大量成本，包括场地租赁、设备购置与维护、人员工资福利等，通过收费可覆盖这些成本，避免无谓浪费；其三，应对“减费让利”政策的影响，前期银行响应“减费让利”政策，导致部分免费服务范围扩大，现在通过新增和调整中间服务收费项目来应对净息差持续承压的现状；其四，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风险的需要，通过优化收费结构，银行可提升服务质量、加强风险管理，确保服务的可持续性和高效性。

基于上述原因，银行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只要符合2014年8月份国家发改委和原中国银监会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并坚持做到尊重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履行好告知义务，都是应当的和被允许的，无可厚非。尤其，银行增设收费项目可作为一种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的有效手段，有助于改善营收状况，这种做法也是必要的，全社会应予理解和支持。

然而，银行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又是我国社会金融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千万家企业和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不可草率和盲目，更不能片面考虑银行自身利益；而是要充分考虑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各方利益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连锁反应，做到全面仔细、谨慎权衡，确保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运行在一个科学合理区间，尽量减少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负面影响。对此，当前银行掀起的新一轮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应做到五个“仔细权衡”：

首先，仔细权衡经营利润与实体企业和民众实际承受能力，不能单纯追求自身盈利状况。从深层意义上说，银行并不直接创造社会利润，只是通过充当社会资金中枢功能合理分配金融资源，从中赚取存贷款利差和中间服务收费的特殊企业；且金融与经济共生共荣，经济决定金融；若没有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就不可能有金融业的振兴。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普遍盈利能力下降，各种负担较重；加上民众就业率下降，收入增加有限，而在银行存款利率快速大幅下调、又缺乏更好金融投资渠道的现实语境下，再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项目，似乎显得与当前的经济现状“格格不入”。因为银行虽然净息差不断收窄，盈利总额下降，但与当前我国实体企业的总体盈利能力相比，依然是“风景这边独好”：2024年我国银行机构总利润为14014亿元；2025年一季度我国银行机构总利润额达6568亿元，这样的盈利水平令所有企业羡慕。当前经济环境下提倡全社会过紧日子，不仅是企业和民众要过紧日子，银行也应该过紧日子；银行不能一说净息差不断收窄，就打起下调存款利率和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的主意，也可在节减员工收入以及压缩其他财务支出上动脑筋，不能将净息差收窄所造成的利润减少压力全部转嫁到企业和民众身上。若不考虑这些因素，即便中间服务收费收入暂时增加，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实体企业和民众“腰包”不鼓，银行中间服务收费也必然会沦落到“无源之水”的尴尬结局。

其次，仔细权衡存款低利率水平与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不能单纯追求自身经营安稳。近两年，银行掀起了多轮存款“降息潮”，定期存款利率大都跌至“1”水平，存款实质上进入了低利率时代。存款低利率直接导致居民存款利息收入减少，这在就业形势不佳、收入增长缓慢、金融投资渠道狭窄的形势下，居民本来就承担财富缩水的压力，生活景象也够“悲催”了；若再新增和调高中间服务收费，对广大居民的经济负担和由此带来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对于银行而言，存款利率下调可直接导致信贷融资成本的降低，企业生产经营负担可减轻，融资贵现状有所缓解；而如果银行中间服务收费大幅新增或调高，必然会抵消存款利率下降带来的“收益”，实体企业融资贵现状也无法得到真正缓解。这样必然会引发实体企业和广大居民对银行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的反感，甚至会“用脚投票”，从整体上降低银行社会服务形象和声誉。显然，银行若一味追求中间服务收费，而提供的服务又与收费不匹配，最终还有引发部分客户“流失”的危险；若此，银行会陷入得不偿失的尴尬境地。

再次，仔细权衡社会责任与自身经营目标，不能唯利是图。我国银行虽然是企业，但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经营体制，身兼自身盈利和服务社会双重职能：需追求一定利润以提高抗金融风险能力，为社会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但同时银行又具有社会职能，要服务并服从于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需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是时代赋予金融业的崇高使命，尤其做好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更是银行机构政治性和人民性的最大体现。由此，我国银行机构任何时期都不能忘了肩上的使命，在制定经营发展战略上牢牢把握自身经营与充分履行社会责任两个目标的统一，在重大关键经营时期，自身经营目标应为实现社会责任目标让步，充分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我国在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经济复苏处于“过坎爬坡”的关键时期，更需银行机构胸怀全局，树立远大经营目标，消除片面经营意识和经营短视行为，把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以及增加居民收入放在首位。唯有如此，银行才能真正赢得客户，也才能走出当前经营泥潭，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仔细权衡中国社会经济与银行之间密切关系，不能单纯追求西方银行经营模式。众所周知，我国商业银行长期是靠存贷款利差赚取利润的，即便是现在存贷款利差依然是银行利润的大头，占据百分七、八十比例，中间业务仍然只是小头。而且，我国商业银行跟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相比，在公司治理、盈利模式、金融服务产品、中间业务创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要追上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水平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同时，我国的经济环境与西方也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方商业银行追求更高的中间业务占比，主因是西方市场环境中利差太小，于是将经营重心转到投行业务上。而我国银行业的存贷利差则一直具有非常稳定的盈利空间，银行在收取手续费和开展投行业务方面受限也较多，过度强调中间业务收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显然，现阶段过分强调发展中间业务，寄希望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完全化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可能不现实；且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效果也不一定能立即显现；若急于求成，“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到那时银行就会落到“猪八戒照镜子”的窘境。

最后，仔细权衡收费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允许各种乱收费现象抬头。可以断言，目前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的银行虽只是少数，但影响巨大和深远，容易形成“羊群效应”，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银行加入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大军，形成银行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的“新浪潮”；如此，则各种打监管“擦边球”的乱收费项目有可能面世，乱收费现象有可能抬头，这对实体企业和居民并不是好事。尤其，当前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虽向社会进行了公示，但只是起到一种告示作用，并没有走社会听证程序，这与之前反复出现的“霸王条款”没有什么两样。更值得重视的是，此次公布的新增或调高中间服务收费，尺度过大，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有超过企业和居民实际承受能力之嫌，并有点“吃相难看”。比如某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家居银行等渠道转账汇款收费标准由转出金额0.02‰调整为1%，最低每笔1元维持不变，而最高则由之前的每笔30元调整为每笔100元，转出金额收费是之前的50倍，最高收费是之前的3.33倍；还有某银行对公汇出汇入汇款，收费比例由之前的千分之一提高至千分之三，最低收费标准也由50元提高至200元，分别增长了3倍和4倍，收费调整幅度如此之大，会让不少企业和居民陷入苦不堪言境地，这些新增或调高的中间服务收费到底是否科学合理，真的值得银行以及相关部门的认真思考。

（原文发布于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