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琼斯 开年20天，下好“先手棋”。财政货币政策同向发力，护航全年经济开局起步，共同托举投资与消费。 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推出一批货币金融政策，包括结构性“降息”等八项举措；1月20日，财政部等多部门推出财政金融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等六项政策，其中有若干政策与央行现有政策协同，多项贴息政策与央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形成配合。 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联动深化的一个缩影，彰显出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 近年来，我国多次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在这一导向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不断深化，形成了“财政撬动、金融跟进”的合力。 得益于这种协调配合，我国没有面临部分海外经济体宏观政策彼此掣肘、互相“打架”的困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一致，都围绕当前的主要任务、主要矛盾发力，积极助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提振消费。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积极扩张，在结构上“投资于人”“投资于物”，从而稳定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货币政策也坚持同样的施策逻辑。 “近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已突破简单的总量配合，转向机制层面的深度嵌入。”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再贷款工具配合财政贴息已成为标准范式。前者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后者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补偿解决敢贷、愿贷的意愿问题，这种模式精准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联合工作组、推出多个“再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组合、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货币政策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市场见证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日益紧密的协同，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保障。 政策间的配合，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产生了1+1＞2的效应。明明认为，核心在于财政政策发挥了杠杆和导向作用，撬动了货币政策释放的充足流动性。 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可以助力维持并扩大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罗志恒表示，财政空间的拓展，需要低利率水平和充裕的流动性环境予以配合。这种状态既有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融资成本，又可以有效降低财政付息压力。 谈及近年来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取得的效果，董希淼举例，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国债买卖，既有效配合财政政策发力，又有助于稳定债券市场运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财政政策通过贴息、担保等工具，直接降低融资成本、分担风险，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重点领域；政府性融资担保通过增信、分险、中介功能，推动金融机构破解小微企业、“三农”等主体融资难题。 财政部本次出台的贴息和担保政策，也充分体现出协同思路。明明表示，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面临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但财政通过贴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担保来分担银行信贷风险，实质上是在为实体经济做价格“减法”，也为金融机构做风险“减法”。 “这种组合拳打通了货币传导的最后堵点，将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高效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以较小的财政资金成本撬动了数倍的社会资金投入，实现了政策效能的最大化。”明明表示。 展望2026年，明明认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或将聚焦“两新”“两重”、科技创新以及房地产“去库存”等领域。在形式上，预计中国人民银行买卖国债将进入常态化操作阶段，以平抑国债集中发行带来的流动性波动，也可能会创设更多挂钩财政贴息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重点支持领域上，除了科技创新外，收储以及地方债务化解也将是重要的发力点，在确保宏观杠杆率稳定的同时为经济注入新动能。 罗志恒预计，财政货币政策将从三方面进行配合：一是货币政策将在“量”“价”两方面，为财政发力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二是继续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算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更新等领域；三是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协同配合，实施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等。 “2026年应不断增强宏观政策的协同性和集成效应，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董希淼认为，重点在于财政政策发挥“药引子”作用，通过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为金融资源进入特定领域降低风险、提供激励；货币政策发挥“灌溉渠”作用，金融机构用好财政政策提供的信用支持和风险缓释，将资金精准“滴灌”到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提振消费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有机结合。

◎记者 张琼斯

开年20天，下好“先手棋”。财政货币政策同向发力，护航全年经济开局起步，共同托举投资与消费。

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推出一批货币金融政策，包括结构性“降息”等八项举措；1月20日，财政部等多部门推出财政金融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等六项政策，其中有若干政策与央行现有政策协同，多项贴息政策与央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形成配合。

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联动深化的一个缩影，彰显出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

近年来，我国多次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在这一导向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不断深化，形成了“财政撬动、金融跟进”的合力。

得益于这种协调配合，我国没有面临部分海外经济体宏观政策彼此掣肘、互相“打架”的困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一致，都围绕当前的主要任务、主要矛盾发力，积极助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提振消费。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积极扩张，在结构上“投资于人”“投资于物”，从而稳定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货币政策也坚持同样的施策逻辑。

“近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已突破简单的总量配合，转向机制层面的深度嵌入。”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再贷款工具配合财政贴息已成为标准范式。前者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后者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补偿解决敢贷、愿贷的意愿问题，这种模式精准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联合工作组、推出多个“再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组合、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货币政策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市场见证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日益紧密的协同，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保障。

政策间的配合，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产生了1+1＞2的效应。明明认为，核心在于财政政策发挥了杠杆和导向作用，撬动了货币政策释放的充足流动性。

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可以助力维持并扩大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罗志恒表示，财政空间的拓展，需要低利率水平和充裕的流动性环境予以配合。这种状态既有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融资成本，又可以有效降低财政付息压力。

谈及近年来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取得的效果，董希淼举例，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国债买卖，既有效配合财政政策发力，又有助于稳定债券市场运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财政政策通过贴息、担保等工具，直接降低融资成本、分担风险，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重点领域；政府性融资担保通过增信、分险、中介功能，推动金融机构破解小微企业、“三农”等主体融资难题。

财政部本次出台的贴息和担保政策，也充分体现出协同思路。明明表示，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面临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但财政通过贴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担保来分担银行信贷风险，实质上是在为实体经济做价格“减法”，也为金融机构做风险“减法”。

“这种组合拳打通了货币传导的最后堵点，将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高效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以较小的财政资金成本撬动了数倍的社会资金投入，实现了政策效能的最大化。”明明表示。

展望2026年，明明认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或将聚焦“两新”“两重”、科技创新以及房地产“去库存”等领域。在形式上，预计中国人民银行买卖国债将进入常态化操作阶段，以平抑国债集中发行带来的流动性波动，也可能会创设更多挂钩财政贴息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重点支持领域上，除了科技创新外，收储以及地方债务化解也将是重要的发力点，在确保宏观杠杆率稳定的同时为经济注入新动能。

罗志恒预计，财政货币政策将从三方面进行配合：一是货币政策将在“量”“价”两方面，为财政发力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二是继续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算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更新等领域；三是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协同配合，实施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等。

“2026年应不断增强宏观政策的协同性和集成效应，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董希淼认为，重点在于财政政策发挥“药引子”作用，通过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为金融资源进入特定领域降低风险、提供激励；货币政策发挥“灌溉渠”作用，金融机构用好财政政策提供的信用支持和风险缓释，将资金精准“滴灌”到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提振消费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