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能办完贷款、理财和转账时，或许已经忘记，这样的便利并非一开始就理所当然。

2015年，移动互联网正重塑零售和支付，银行业的线上化浪潮如火如荼。那一年的6月，原银监会发布《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发起设立民营银行。

这份文件被视为中国银行业向市场化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拉开了民营银行发展的序幕。民营资本讲着科技颠覆的故事，推开银行业经营大门，试图用数字化改写传统金融的边界。

十年过去，这批被寄望于“破局”和“补位”的新银行，既跑出了数字化普惠金融的增量，也经历了平台依赖、监管收紧、发展分化的曲折转型。当理想主义的滤镜逐渐褪色，民营银行正站在第二个十年的门槛：它们还能保持当初的锐意，活出一个真正可持续的故事吗？

十年破局：

民营银行改变了什么？

2015年1月4日，深圳南山区，一间没有对公柜台、没有营业大厅的简陋办公室里，微众银行举行了开业仪式。当天，首笔贷款通过“微粒贷”发放，一位普通白领在微信上申请2000元信用贷款——无纸化、全线上，系统自动审批，几分钟到账。这是中国银行业历史上第一笔纯线上信用贷款，也成了一个被反复提起的“金融创新瞬间”。

几个月后，杭州余杭，网商银行迎来它的“首贷时刻”。一位淘宝店主在手机上提交贷款申请，系统用3分钟审批、1秒放款，金额3万元。当她看到到账短信时，说了一句：“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被银行看见。”这句朴实的感叹，后来多次出现在媒体报道里，成为数字普惠金融的缩影。

那一年，中国首批五家民营银行完成“组团登场”。在当时的新闻稿里，它们被称作“银行体系中的异类”。它们既是监管层“市场化改革”的试验样本，也承载着服务民营经济、普惠小微的政策期望。

此后几年，民营银行逐步扩容。2016年，中关村银行、新网银行、苏宁银行等先后获批。2017年至2019年，开业潮涌现，行业一度掀起“民营银行热”，被媒体形容为“银行牌照盛夏”。截至2020年底，全国民营银行已增至19家，布局14个省市，形成了“头部强、中腰分化”的基本格局。

不过，自2020年起，监管态度明显收紧，互联网金融整顿成为主基调，民营银行新设进程随之按下暂停键。

截至2024年底，19家民营银行总资产合计2.15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近六倍，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0.5%。其中，微众和网商双双迈入“4000亿俱乐部”，合计占据行业五成以上资产，而更多中小银行仍徘徊在200亿—700亿元之间，盈利能力参差不齐。

十年过去，这批“轻资产、平台化、科技化”特征鲜明的银行，虽未撼动传统银行体系的主导地位，却在多个关键维度上撬动了行业边界，也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其一，是对银行业所有制结构的实质性突破。

在民营银行设立之前，商业银行的控股权几乎被国有资本垄断。民营资本可以参股，却无法主导。2015年起，民营银行首次让民营资本在银行体系中拥有了“控股运营”地位，拓展了制度边界。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19家民营银行全部由民营资本主导，注册资本超过800亿元。

其二，是把“数字银行”从试验带入常规。

以微众银行、网商银行为代表的“数字原生银行”，自起步起便打破传统银行“人+网点+流程”模式，形成了以全流程线上化、系统自动审批、AI风控驱动为核心的运营逻辑。

微众银行的数据显示，早在2017年，其“零人工信贷”已覆盖95%以上客户；网商银行则以“310模式”——3分钟申请、1秒放款、0人工干预——在电商生态内完成数千万笔小微贷款放款。

如今，这一模式已成为传统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学习对象”。自2022年起，多家大型银行陆续设立“数字银行事业部”“线上普惠金融中心”等新型业务架构。可以说，民营银行虽然体量有限，但其技术范式已深刻影响了行业整体发展方向。

其三，是让普惠金融从“政策目标”走向“市场实践”。

民营银行诞生的初衷之一，便是解决传统银行难以覆盖的小微、个体工商户、“金融白户”等“长尾客群”。相比传统银行“重授信、重抵押”的风控模式，民营银行以信用数据、经营流水、平台行为等非传统要素为基础，打通了小额、高频、短周期的贷款场景，为大量“金融白户”搭建了可及、可负担的融资通道。

笔者至今仍印象深刻，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广州海印市场的一位手工饰品店主说：“如果不是网商银行，我可能永远也贷不到第一笔钱。”

而现在，根据网商银行披露的最新数据：该行累计服务6800万小微经营者，80%是首贷户。

这些来自“金融边缘”的客户，过去往往被传统银行视为“高风险、不经济”。民营银行不仅在“金融‘最后一公里’”打下了根基，也推动了整个行业将普惠金融视为核心增长方向：2020年之后，大型银行纷纷把小微和县域市场放在增长的战略高位。

反映在数据上，中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从6万亿增长到33万亿。

成长之痛：

监管收紧与中小银行困局

在民营银行发展的头几年，“创新”曾是最响亮的标签：纯线上运营、平台化风控、轻资本扩张，一度让人们看到了“颠覆传统”的无限可能。

2019年6月，微众银行在深圳发布“ABCD战略”，会场座无虚席。那一天，媒体纷纷以“科技银行元年”来形容：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似乎构筑了一个看不见天花板的成长空间。

然而短短两年后，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却为所有高歌猛进的想象按下了暂停键。

平台依赖症：曾经的推手，成了新的枷锁

2021年1月15日凌晨，所有互联网存款产品被一夜下架。

用户在支付宝、度小满、京东金融的APP上，看到同样一行提示：产品已停售。

在那一刻，“平台揽储”这条高速公路被封闭。

一位中型民营银行互联网存款部负责人彼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凌晨三点我们还在会议室，盯着后台数据，刷新页面，商量如何改口径。那一夜是个分水岭。”

对很多民营银行而言，平台不是可选项，而是“生命线”：微众依托微信生态，网商深度接入阿里电商和支付宝。高效获客、低成本风控，都源自“平台的庇护”。

但是，当数据合规、反垄断、流量监管全面收紧，这种依赖开始变成桎梏。

从2015年初那笔纯线上贷款，到2021年凌晨的下架“窗口期”，短短六年，民营银行明白了：平台既能成就它们，也能困住它们。

盈利短板：高息差不等于高利润

如果只看表面，民营银行似乎光鲜亮丽：网商银行2025一季度净利润超13亿，同比增长27.49%。微众银行净利润10.83亿元，同比增长13.8%，跑赢大多数的银行。

但在利润表里，另一串数字说明了问题：

2024年，19家银行中，仅10家实现了营业收入的正增长，其余9家则为负增长；部分银行面临不良率攀升的压力，导致拨备计提大幅增加，尾部个别银行甚至出现资产规模萎缩、经营亏损情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认为，2024年民营银行“营收普增、利润分化”的特征，反映出行业在规模扩张与盈利能力之间尚未形成有效平衡。其中，收入普遍增长主要源于信贷规模扩大和新兴业务如财富管理的贡献，利润分化暴露了部分银行在成本控制、风险定价和业务结构上的短板。

监管高压：从“创新宽容”走向“全面审慎”

2015年，民营银行被监管层称作“探索性试点”，拥有有限牌照与政策红利。

但2020年起，监管风向转向。2021年，银保监会专门召开新闻通气会，点名通报互联网存款风险，提出“确保金融创新始终在安全审慎的轨道上运行”。

这场通气会被媒体称作“互联网金融大整顿的重要转折点”，也直接改变了民营银行的扩张逻辑。

从此，“小而美”不再是“放任增长”，而变成了“审慎经营”的另一种表述。

分化困境：规模差距带来的生存压力

截至2024年底，微众、网商两家银行资产规模破万亿元，两者合计远超后面11家银行之和。

而在同一张表上，江西裕民银行仅200亿元。2023—2024年，部分中小银行出现股东增资意愿下降、资本补充渠道紧张的局面。

短短十年，曾经被视为“星光熠熠的探索者”的民营银行，走到了分化与求生的分岔口。

路在何方：

穿越夹缝，寻找可持续未来

“它们是制度创新，也是一次高风险的商业试验。”在一份关于民营银行未来发展的评估报告里，一位接近监管部门的研究者用这句话总结十年得失。

这句话既是对过去的注脚，也提醒人们去思考：在监管全面审慎、同业竞争激烈、平台依赖收紧的多重夹缝里，民营银行要靠什么走得更远？

经过一轮监管与市场的洗礼，未来的民营银行，可能要比过去更“务实”，也更“多元”。

差异化定位：在细分领域寻找生存“锚点”

2015年前后，几乎所有新设民营银行都想复制微众、网商的“爆款快贷”故事。但十年后回看，这样的同质化打法已走入瓶颈。

2020年8月，北京海淀的一场中关村银行“科技贷”签约会，成了另一个注脚。

那天，6家初创科技公司创始人站上台，领取仅200万元额度的信用贷款。他们没有抵押物，凭借科技信用分拿到融资。

这场发布会没有刷屏，但在行业里引起关注：小而专、小而美，或许是民营银行真正的出路。

未来，增长机会或许不是比拼APP下载量，而在于谁能在细分赛道里扎根得最深。

科技输出：把“方法论”变成“产品”

在所有被验证的路径中，科技输出是最具可持续性的第二增长曲线。

2019年6月，微众银行在深圳召开ABCD战略发布会。分布式核心系统、云架构、AI风控开始对外输出。

网商银行也在尝试类似路径：把智能风控、联合授信能力，打包输出给地方银行和农信社，用“科技+联合贷款”来孵化新利润。

科技不是万能解药，但在利差收窄、流量红利消退的背景下，这或许是少数能支撑增长的长期逻辑。

生态独立：告别单一依赖

对头部民营银行而言，依赖大型互联网平台导流和数据曾是最具竞争力的增长引擎，也是区别于传统银行的重要标签。

可以说，平台赋能是头部民营银行初期迅速扩张的关键。

然而，这种高度依赖也带来脆弱性。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业务模式便面临调整压力。2021年互联网存款下架事件，就是对单一依赖的直接警示，也暴露出民营银行对平台“流量红利”的过度倚赖。

近年来，这一教训促使头部机构加速“去依赖”转型。这一过程并不容易。对许多民营银行来说，脱离原有平台意味着需要重新构建客户触达渠道、信用评估逻辑和运营体系，短期内势必带来经营阵痛。但业内普遍认为，从“平台银行”到“生态银行”，是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经营、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关键一跃。

资本稳健：打牢抗风险底座

近年来，部分中小民营银行因股东增资意愿下降、资本补充渠道有限，面临抗风险能力的制约。2024年亿联银行首次披露年度亏损6亿元，成为行业警示。监管层多次强调，要通过引入多元股东、债转股、专项基金等方式夯实资本基础，从快周转到稳经营，这场转型或将比任何一轮创新都更艰难。

结语

十年前，当首批民营银行挂牌时，市场上充满了对它们的热烈期待：它们要用数字技术颠覆传统银行，要用普惠金融填补服务空白，要用灵活机制试验一条更市场化的道路。

十年后，回望这条路，人们看到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一段更复杂的探索：创新曾带来超常规的增量，也在监管红线面前失去了扩张的想象力；平台曾给予它们高起点的流量和数据，也使其在外部环境转向时显露脆弱。它们不是颠覆者，却在中国银行业最边缘的地方，撕开了数字化和普惠金融的口子；它们不是主流，却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轻资产银行”也可以跑出规模效应。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人们看见，在一个强监管、重合规的市场中，金融创新不只是理想主义，也是一场需要耐力的马拉松。

十年之后，当人们再次问起，民营银行是否还“新”，或许真正的答案不在于它们的技术标签，而在于它们能否在夹缝中活得久、活得稳，活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生长曲线。

南方+记者 陈颖

实习生 陈楚恒

【作者】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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