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2025年2月17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金融机构树立“一视同仁”理念，持续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与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人民银行等部委发出了《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反响。在此背景下，就如何提升银行服务民营经济的有效性，帮助民营企业排忧解难，助力社会经济稳定运行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记者采访了银行业风险管理专业人士、经济学家黄志凌先生。

经济学家 黄志凌

政银协同发力，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初步缓解

提问

记者：您作为银行业资深的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又是著名经济学家，怎样客观评价银行业服务民营企业所做出的努力？

回答

黄志凌：近年来，银行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改进很大。如新冠疫情期间，面对民营企业订单骤减情况，各银行在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指导下，坚持“不抽贷、不断贷、能延尽延”，帮助民营企业稳定了经营。2024年以来，人民银行将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支持范围由单户授信不超过1000万元放宽到2000万元，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从需求端解决融资难问题。各银行通过延长信用类贷款还款期限、无息还本续贷等方式提供帮扶，缓解了企业还款压力。为了从供应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所有银行都在优化流程及手续，确保贷款及时到位，并针对新兴产业制定了专属产品，有力地支持了产业发展。

提问

记者：我们注意到，对民营企业的信贷规模逐年提高。2018年全国民营企业贷款余额为42.9万亿元，2020年为50万亿元，2024年上半年已达71.8万亿元。但市场对于纾困民营企业融资难题仍然有很多期待，请您分析一下是何原因？

回答

黄志凌：我认为“不匹配”或是主要原因。一方面，民营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态的微观基础，数量多且差异性大，不仅是规模、行业、地域等因素决定的差异，更源于出资人个体的差异，导致他们的金融需求千差万别。另一方面，银行的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属性愈加明显，尽管银行不断努力提供差异化服务，但殊难做到全覆盖与全适应。因此，“不匹配”是客观存在，即使贷款规模再大，依然会有民营企业感觉“融资难、融资贵”。

呼唤新思维、新模式化解融资难题

提问

记者：虽然是难题，我们还是要努力去攻克。从银行的角度，我们还有多大的空间？

回答

黄志凌：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层次来想办法。一方面，民营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态的基础，其健康发展也需要匹配相应的金融生态。发达经济体的实践表明，一个健康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能够容纳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机构。中小银行需要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优势，培育有别于大型银行的差异化小微企业市场，建立同业难以复制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专项调研中，民营企业家普遍反映这几年融资贵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尤其是从国有大型银行得到的贷款利率已经远低于市场利率。就当前而言，应重点聚焦解决融资难问题。

提问

记者：从业界专家的角度，您认为应该怎样彻底化解融资难问题？

回答

黄志凌：以我的观察，“信用贷款难”“抵押贷款难”是症结所在。在传统信贷管理体系外形成适用于民营企业的新模式，是破解之道。

第一，回归经营信用的本质。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企业，银行贷款的安全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即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抵押物仅作为信用补充，应当将其定位为对借款人信贷行为的约束，而不是狭隘理解的第二还款来源。过分要求民营企业贷款必须有抵押，尤其是部分银行偏好以住房作为抵押品，不仅加剧了住房市场偏离“居住”属性，也不利于改善融资难困境，甚至背离了银行正常的经营逻辑，久而久之会使银行退化成“典当行”。

第二，从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信用评级转向以交易大数据分析为核心的履约能力判断。从理论上分析，一些民营企业财务数据不完整、不准确，使银行很难准确判断其还款履约能力；从实践中观察，多数民营企业的商业信用直接体现在实际交易行为中，因而挖掘分析企业的订单、货运、纳税等时效性强且质量和敏感度更高的交易数据，能更准确地判断其偿债意愿。

第三，基于民营企业所处生态圈科学评判其偿债意愿。很多民营企业贷款金额小，在偿付能力基本能够满足贷款条件的前提下，企业主的偿债意愿就变成了贷款成功与否的关键。业界领先实践主要基于非财务信息进行考察。如某民营企业是大型核心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或下游经销商，可通过核心企业了解其商业信用。又如民营企业是民间社团会员，可通过其他会员了解其信用状况。企业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也能够成为其信用意识的佐证。

第四，必须为“熟人经济”正名。多数区域性银行从管理层到员工生于斯长于斯，所谓“十里认人，百里认衣”，基于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小银行在“软”信息（如人品、邻里关系等）搜集和处理方面优势明显，对客户的金融需求、资产状况、信誉、还款能力等一清二楚。业界领先的中小银行在实践中编制包含企业及企业主“软”“硬”信息的“三品三表”，即：人品、产品、物品，水表、电表、工资表，基于非财务信息考察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相当精准。

信贷规模不是衡量服务民营经济“有效性”的唯一标准

提问

记者：您刚才提出要从健全金融生态的角度化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请您就与此相关、亟待研究的问题做深入阐述。

回答

黄志凌：与此相关的话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解决合作金融存在的“非合作化”倾向。按照“合作”的本来意义，信用合作社是社员制，且社员应该具有融资和其他金融服务的优先权，不能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一般信用原则来经营信用社。

第二，允许和鼓励组建面向专业生产、流通与服务的封闭式信用合作社，严格执行社员（会员）制。事实上，2003年的农村信用机构改革中已将“合作”两字去掉，现有信用社已经变成开放式商业银行，“信用合作”在自组性、互助性、社区性和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无从发挥，进而导致基层区域市场的金融服务缺失。因此，应该从法律与制度安排上鼓励设立面向专业生产、流通的会员制信用合作社，严格执行封闭式社员（会员）经营制。对于封闭式会员制的信用合作社，国家可予以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的政策支持。这一举措不仅可以丰富我国金融体系、提升区域市场金融服务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无序的民间借贷导入有序规范的金融体系。

第三，充分发挥合作信用关系型信贷银行的特色优势。“数据优先”的金融理念能够有效实施的前提，在于社会上广泛存在能够大规模、量化处理的标准数据“硬”信息。但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影响融资结果的“硬”信息相对匮乏，更多的是“软”信息。在合作信用模式下，依托“软”信息可形成独特的商业模式，即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优势，打造立足本地、基于“熟人文化”的关系型交易模式。以美国社区银行为例，他们是小额信贷和小农贷款的主力军，“关系型”借贷的运营模式为其在服务中小企业和小农经济方面提供了竞争优势。据2014年的统计，美国社区银行总数超过6500家，占美国银行总数的96.8%，在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总额中，资产不足10亿美元的社区银行贡献了34.8%的贷款，资产不足100亿美元的社区银行贡献了56.1%的贷款。

第四，探索大型银行对基层信用机构的“助贷机制”，提升金融服务区域市场的效率。基层信用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中小企业及农户存款，资本规模较小，风险抵御能力较弱，难以独立提供所有的金融服务。如果引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为基层信用机构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赋予基层信用机构作为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助贷机构”的职能，则可以在解决大型银行难以下沉服务重心、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同时，提高单家基层信用机构的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实现大型银行、基层信用机构、民营企业的三方共赢。

提问

记者：我们曾经注意到您在不同场合提出银行支持民营经济不能简单等同于“给钱”，金融赋能更重要。对于前者比较容易理解，怎么深刻理解对民营企业的“金融赋能”？

回答

黄志凌：需要剖析什么是真正的金融赋“能”！直接给钱，可以解决没钱干不了，或者干不大的事。看上去好像是赋能，但其实没有真正实现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能力提高。降低融资成本，也不会促成真正意义上的能力提升。在深入企业调研中，我经常询问，“是不是融到了钱，就顺风顺水、大展宏图了？”企业家们的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多次探讨和深入分析，我发现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非金融需求”。一是市场信息需求，尤其是国内异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供求信息。银行网点广布，客户遍及五行八业、三教九流，天然就是一个信息汇集点。将来自客户的信息深度加工后完全可以服务于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市场信息需求。二是IT需求，尤其是数字化经营需求。这些年的“效率竞争”已经使市场主体认识到数字化的巨大魅力，但数字化偏偏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鸿沟”。银行利用数字技术的“资源冗余”，尤其是阶段性的硬件、软件和专业人力资源的冗余，也完全可以服务于这类群体的急迫需求。三是专业管理需求，如在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管理、企业文化管理等方面渴望得到专业咨询服务。四是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的需求，在这方面银行也有沟通渠道。我认为，银行认识到并发挥好“冗余资源”优势，在以上方面施以作为，达成提升服务对象经营能力的效果，才是更高境界的赋能。

“增信”也是金融赋能的一种手段。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增信”是客观需求，对银行来说是本源意义的功能。目前开展的一些“增信”业务背离了其本源。建议有关部门正本清源，大力推进“增信”服务，从而拓宽融资渠道，为企业注入发展动力，助力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茁壮成长。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相当复杂，涉及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产业环境等诸多因素，不同产业、不同地域、不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需要结合各地域产业、企业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具体到企业个体，甚至需要个性化、定制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可以说，这也是考验银行“内功”的时候了。这就带出了新的思考：一是银行如何运用非传统方式创新对民营企业的服务？二是如何运用非金融手段创新服务？

在非传统方式上，银行可以通过增信服务予以支持，银行提供开具保函、提供信用证明、承兑汇票、贷款承诺等为企业纾困。在非金融手段方面，有前景广阔的新机遇等待银行去挖掘，例如为民营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向民营企业输出科技能力。

多数非信息技术类的民营企业的信息获取能力十分有限，主要依靠订单式生产模式进行经营管理，他们也渴望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找到潜在的客户。银行恰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在做好资金中介的同时，扮演好信息中介或者说企业智库的角色。银行通过广泛的信息归集、加工、分析，定期产出行业研究报告、开展定制化市场调研、举办经济形势研讨会等。举例来说，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报告中，可以详细分析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应用前景和潜在市场空间，助力企业洞察行业动态，找准前行方向。当企业推出新产品时，银行可以围绕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对消费者需求、偏好及购买意愿展开调研，为企业制定营销策略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通过向民营企业输出科技能力，可以帮助他们显著提升其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甚至推动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前几年开始，建设银行就在帮助地方政府构建“智慧政务”平台，解决政务便民服务难题。民营企业更需要这样的科技支持。例如，通过物联网、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产设备的实时监控与预测性维护，降低设备故障率，优化生产排程、库存管理和客户服务，提高生产运营效率。

当然，以科技能力输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协同发力。通过技术赋能、服务创新、平台支撑和人才培养，可以赋能民营企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实现发展模式的跃升，推动我国民营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新的力量。

（此文刊发于《金融电子化》2025年5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