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中央“科技强国”战略指引下，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大行肩负服务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关键使命。然而，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审视，科技型企业面临初创期信贷可得性不足、成长期债权融资边缘化、成熟期信贷供给过剩、领军期资源固化错配及议价失衡引发恶性竞争的四重结构性融资困境。笔者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深入剖析各阶段矛盾根源，提出“四阶八维”系统性解决方案，探索构建“政策—资本—技术”三位一体的科技金融生态支撑体系，助力商业银行有效突破困境，落实科技金融战略。

问题缘起：科技金融的四重结构性错配

科技金融作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五篇大 文章”之首，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支撑。国有大行作为服务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亟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与高风险、长周期、轻资产特征相匹配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破解贯穿科技型企业独特生命周期与传统信贷逻辑之间的四重错配，解除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有效流动的各种制约，避免陷入“死亡之谷”困境。

初创期企业：国有大行“不敢贷”与“不会投”的双重困局

科技型初创企业普遍呈现“双高”（高创新性、高风险性）、“双轻”（轻资产、轻现金流）特征，对风险偏好高度稳健的国有大行构成严峻挑战。

一是“不敢贷”的深层矛盾。一方面，风险收益存在明显倒挂，国有大行在低利差周期仅能获取3%左右利息收益，但要承担企业早期80%—90%的创业失败风险，严重背离风险定价原则。另一方面，期限刚性错配，企业研发周期普遍长达3—5年（生物医药类甚至可达10年），且此阶段现金流常为负值，而银行传统信贷规则依赖“资金流”评价模型，且贷款期限通常≤3年，无法覆盖技术转化关键期。

二是“不会投”的技术认知鸿沟。一方面，企业专利、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缺乏权威评估标准和体系，大行系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容易因看不懂新技术或看不清长远前景而对早期股权投资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独创性、市场潜力等关键信息容易分散于政府各部门及各类科研平台，由此形成的数据孤岛导致银行风控体系难以对信息进行有效交叉验证。

成长期企业：融资渠道与估值壁垒的双重制约

度过初创期的企业虽已形成一定市场规模，却面临股权与债权融资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专业投资机构对头部企业的追捧推高估值泡沫（如部分AI领域企业估值年均增幅超50%），银行系AIC容易因担心估值虚高、退出困难而“不敢投”。另一方面，企业创始人为保持控制权，往往偏好债权融资（如知识产权质押、创始人股权质押），但银行囿于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难、技术迭代快导致抵押物贬值风险高、处置市场不成熟、变现难等障碍而形成“不敢贷”局面，融资渠道持续受阻。

成熟期企业：风险偏好与资源配置的异化失衡

步入成熟期的科技型企业（如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具备技术壁垒高、市场地位稳固、现金流充沛等优势，在国家政策导向和总部绩效考核双重加持下，此类客户必然成为国有大行竞相争夺的服务对象，但众星捧月的局面却往往引发两大异化现象：一是多头授信、过度授信普遍。多家银行争相提供信贷，部分企业授信总额远超实际需求，甚至达到净资产的数倍，快速推高企业杠杆率，埋下潜在风险。二是低价贷款竞争。部分银行在考核压力下为完成投放争夺份额， 追求低效规模扩张而忽视行业周期性风险积聚，很可能陷入低价竞争，导致风险收益严重不匹配，长远隐患凸显。

领军期企业：资源固化、生态扩张张力与议价失衡的三重冲突

处于转型期的领军企业（甚至行业寡头）已构建起强大的市场、技术和品牌壁垒，规模与盈利可观，银行服务此类客户存在三重核心矛盾。

其一，存量资源固化与生态扩张张力。企业积累了巨额现金储备（部分占净资产超50%），有高收益存款或理财需求，但并不一定太需要贷款，部分融资往往通过低利率发债或增发上市股票，同时还有较多低效或过时资产需要有效盘活，这与寻求二次增长曲线（产业链整合、战略并购、全球化布局）所需的高附加值金融服务之间存在张力。其二，标准化服务与定制化需求的鸿沟。银行通常奉行“重增量、轻存量”的标准化信贷模式，难以提供激活沉淀资源、支持复杂战略升级的组合型、定制化金融解决方案。其三，议价能力失衡引发恶性竞争。部分超大头部企业凭借其市场地位和巨额资源，在存款和贷款招标中拥有绝对议价优势，极易诱发银行间“内卷式”价格战，即个别银行为争夺标杆客户和存贷款份额，不惜突破利率自律底线进行低于成本价倾销（甚至对同一客户提供的贷款利率低于存款利率），严重扭曲了风险定价机制，削弱了银行服务其他阶段科技企业的能力，最终损害科技金融生态的可持续性。

破局路径：基于生命周期的“四阶八维”分层服务策略

基于科技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痛点，商业银行可以探索“四阶八维”的分层金融服务策略。

初创期：构建“风控创新+技术定价”管理机制

对于高风险的初创型科技企业而言，银行破局的核心目标在于破解风险收益倒挂与技术认知壁垒难题，实现稳健资金的精准滴灌。

创新风险分担和银行风控机制。在风险和收益倒挂的前提下，银行仅凭传统商业化手段难以覆盖极端尾部损失。为此，可以探索在财政与政策性工具的支持下，建立分层分担体系：一是“担保+补偿+贴息”的组合兜底机制，提高不良容忍与损失分担比例；二是对银行侧配置差异化监管参数与考核权益，避免“高风险、低容忍”造成的逆向激励；三是在区域与产业维度进行限额管理，把风险控制在统计可承受范围内，从制度上打通“能贷”的必要条件。

将“技术流”转化为可定价信用。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现有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并建立健全相应机制，提供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交易撮合和登记等服务，提高知识产权资产的估值、流动性和处置便利性，消除银行接受知识产权抵押担保的顾虑。同时，要让银行“敢贷且会贷”，关键在于把技术要素转化为可度量、可比较、可定价的“技术流”：一是构建以专利强度、研发投入、技术成熟度（TRL）、团队与产业链位势为核心的多维量化模型，兼顾结构化指标与专家打分，提升对无形资产的识别能力；二是充分对接权威数据源（如工信、知识产权与科研项目库等），利用隐私计算与联邦学习实现“可用不可见”的交叉验证，解决信息不对称与数据孤岛问题；三是把技术流结果“内嵌”进授信流程与审批规则，形成可追溯、可审计、可解释的“技术信用线索—额度—价格”闭环。

小额高频、线上直达的快贷与“投贷担联动”。银行产品侧应坚持“短、快、轻、纯”的原则：以小额循环、随借随还的线上快贷承接研发期与试制期的碎片化资金缺口；以“投贷担联动”将银行、担保与创投三方的激励耦合起来——银行放贷、政策性担保增信、创投机构以认股权或跟投条款绑定退出预期，在不改变银行审慎原则的前提下，以“权益性缓冲”消化技术与市场不确定性。同时，基于企业培育地图与 区域产业规划，设立专属额度与负面清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流程再造与风控前移。用端到端的数字化作业链替代碎片化环节：线上获客、模型预审、统一授信、合同与质押线上化办理；贷前实行“技术流+订单流+资金流”三流合一与动态识别，贷中以“里程碑事件”触发进行预警，贷后实施“红黄绿”分层管理并辅以专家驻点辅导，形成风险管控闭环。对于高失败率行业，建立“快速止损—有序退出—再入池”的容错与循环机制。

成长期：打造“股债协同+估值管控”服务模式

对于成长期的科技企业而言，银行破局的核心目标在于化解债权融资渠道受阻与股权融资估值泡沫的双重挤压，构建股债融合的融资支持体系，并建立科学的估值管理机制。

债权侧：丰富债权融资服务手段。一方面，做好科技创新债券承销和投资服务，并完善知识产权证券化（IP-ABS）服务模式，联合地方政府、专业评估机构及券商，推动以企业核心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为基础资产发行ABS，帮助企业盘活知识产权价值。另一方面，针对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员工激励等特征需求，通过研发贷、员工持股贷和知产质押等创新产品，支持企业多元融资需求。

股权侧：优化AIC与外部资本的协同与分工。一方面，强化银行系AIC与生态协同，充分利用AIC牌照优势，加强与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平台、优质VC/PE的合作，通过设立或参与科创子基金，重点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领域，形成“共识—共投—共管—共退”的闭环。另一方面，优化“银行贷款+外部直投”联动机制，加强银行与外部投资机构的信息共享与项目互荐，通过跟投、合投等方式精准支持成长期企业，让股权承担技术不确定性、让债权承担经营与现金流不确定性，在组合服务中共享企业成长红利。

估值端：构建科学动态的估值管控体系。一方面，搭建多维度估值参照体系，联合权威VC/PE机构、行业研究机构及证券交易所，建立分行业、分领域的科技企业估值数据库与参考模型，重点纳入技术壁垒、市场增速、客户质量、团队执行力等非财务指标，弱化短期盈利对估值的绝对影响。另一方面，引入“估值调整机制”（VAM）：在股权投资或含权贷款协议中，设定与核心业务指标（如营收增长率、关键产品研发里程碑、市占率）挂钩的估值调整条款。再有，银行内部可选择行业研究、风险审批、投行及AIC专家设立“科技企业估值专家库”，负责对目标企业进行独立、专业的估值评判，作为信贷与投资决策的核心依据，摆脱对单一外部估值的盲目依赖。

退出端：打通“投得进、退得出”的通道。提升并购市场活跃度与区域性股权市场功能，完善转板与信息披露标准；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econdary Fund）与完善准入细则，吸引理财子、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参与，提供二级流动性与价格发现，破解“退出难”导致的“投不动”难题。

成熟期：推行“主办银行+生态赋能”合作范式

针对成熟期科技企业，银行破局的核心目标在于破解资源错配与风险积聚，从单一信贷关系升级为深度生态合作，重构银企共生关系。

引导建立“主办银行”合作理念。企业应通过主办银行机制重塑合作范式，将考核从“单纯利差”转向“综合收益”（本外币结算、现金管理、供应链金融、投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与个人等多维组合贡献），引入稳定性与协作度权重，抑制“唯价格论”等短视行为。主办行则须以“方案总集成商”身份，统筹境内外财资管理、外汇与跨境、衍生品与避险、绿色与ESG等模块，体系化、专业化、数字化、生态化输出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构建“综合收益”评价体系。银行应建立覆盖客户存贷款、委托类、结算类、交易类、投行类、跨境类等业务综合贡献度评价模型，引导基层一线合理兼顾当前市场竞争和长期价值挖掘，防止价格战。

深化企业产业链金融服务。依托成熟期企业的“链主”地位，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搭建开放式供应链金融平台，为其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应收账款融资、订单融资、存货融资等服务，实现金融资源在产业链内的精准滴灌和数字化风险管控。

强化前瞻性风控和逆周期管理。一方面，通过组建前沿科技行业研究团队（如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深化行业专业研究，深入把握技术路线、政策导向与周期波动规律，定期发布行业风险预警报告。另一方面，实施逆周期信贷管理，在行业景气度高、融资需求旺时保持授信理性、严控杠杆水平，在行业低谷期或企业遭遇暂时性困难时发挥“主办行”协调作用，联合各方提供流动性支持、债务重组等纾困方案，践行“雪中送炭”，避免“雨天收伞”。

强化同业自律与监管引导。配合监管部门进一步强化存贷款定价自律机制实施，着力抑制非理性竞争；在合理范围以恰当方式推动信息适度共享，防范过度授信，引导银行差异化特色竞争，并向效率导向和专业导向发展。

领军期：打造“战略协同+高阶服务”价值体系

针对领军期企业资源沉淀与生态扩张的复杂需求，银行破局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银企之间从交易型关系向深度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实现双方生态深入融合、持续共生共荣。

升级战略协同与资源整合。签订总对总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银行总行高管—企业核心管理层”定期战略对话机制，基于平等互利、长期共赢原则，共同制定3—5年中长期合作规划，明确双方权责与价值创造点。同时，在合规前提下探索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资源互换，通过API接口、生态圈共建等方式，银行将其B端和C 端客户、渠道、信息优势导入企业生态，企业将其产业链资源、技术能力、平台流量反哺银行生态，构建双向赋能、价值共享的战略生态共同体。

提供定制产品与高阶服务。银行应在努力锻造差异化、高壁垒的复杂服务能力基础上，围绕企业核心需求设计专属金融方案，联合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支持企业进行产业链整合和战略投资；构建覆盖多币种、多区域的跨境资金池，提升企业全球化运营效率；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助力科技企业降低财务杠杆，降本增效；通过融资租赁满足企业资产购置、盘活存量资产及优化财务报表等实际需求。

建立专属服务载体和团队。银行可在企业总部或核心产业聚集区设立专属支行，并在分行层面配备涵盖资金结算、投融资、个人金融等条线的专家服务团队，为头部企业提供“一站式”、贴身化的综合金融服务，实现品牌协同与高效响应。

建立综合评分招投标机制。企业方面需自觉摒弃通过存贷组合进行政策套利的冲动，同时以“综合评分法”替代单一利率竞价，把银行服务方案完整性、复杂业务交付能力、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产业链协同与风险管理能力纳入核心权重，实现“优质优价”，防止“价格屠戮”。银行方面则应建立最低风险定价与资本约束红线，严禁恶性价格战，同时将合作稳定性与联合创新成效纳入年度评价，形成“以能力定价、以价值分配”的双向约束。

政策建议：完善“三位一体”科技金融生态体系的制度保障

上述“四阶八维”服务策略仅靠银行单边难以成功实施，尚须依赖“政策分险、资本协同、技术赋能”的三位一体科技金融生态体系的强力支撑。

政策分险：强化制度供给与风险分担机制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印发《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指引》，统一相关金融规则；提升中央及地方科创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国家重点支持产业领域科技企业贷款补偿比例；将担保机构提供增信的贷款部分纳入风险补偿范畴；提高贷款贴息贴保力度；探索建立国家级科创再担保机制，分散基层担保机构风险；适度提升商业银行科技贷款不良率容忍度，差异化核定风险权重等。

实施精准财税激励。对商业银行发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利息收入，给予一定期限的增值税减免优惠；对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的银行系AIC，给予企业所得税减免或递延纳税优惠等。

优化知识产权生态。加快推动知识产权登记、评估、质押、交易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法庭），提高知识产权纠纷裁判和司法执行的效率，显著降低维权成本和处置周期。

资本协同：畅通多元化资金供给与高效退出渠道

拓宽长期资本来源。进一步引导和鼓励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通过母基金、S基金等市场化专业机构加大科技企业股权投资力度。加力推动央企和龙头民企等产业资本引领科技企业投资，鼓励国资国企提高对战略前沿科技领域的战略投资占比。支持银行向运作规范、业绩优良的创业投资机构提供权益性融资（如股权投资贷款）。探索放宽银行自有资金直接投资国家级母基金的监管限制，并适度降低此类资金出资的风险加权资产系数占用；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合理放宽银行系AIC试点投资科创股权比例限制。对银行私募理财产品投资国家重点支持的硬科技领域，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健全多层次退出机制。进一步活跃并购交易市场，完善非上市科技企业股权估值指引和转让规则。强化区域性股权市场（如“科创专板”）功能，优化挂牌企业转板上市标准和配套政策。大力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明确交易细则，鼓励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 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提升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流动性，切实解决投资“退出难”痛点。

技术赋能：完善金融科技与数据基础设施

打造国家级科技企业数据共享平台。在国家层面统筹协调，整合工信（研发投入、专利、资质）、科技（项目、奖励）、市场监管（注册、股权）、税务（纳税）、海关（进出口）、司法（涉诉）及金融（信贷、征信）等跨部门涉企数据。应用隐私计算与区块链确权技术，在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为金融机构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企业画像和风险评估支撑。

制定并推广“技术流”评估国家标准。由中国人民银行、科学技术部等国家部委牵头，联合主要金融机构、权威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共同研究制定统一的科技企业技术评价核心指标体系、评估方法指引和结果应用规范。推动评估结果在企业资质评定、银行信贷审批、政府补贴申报、资本市场融资等场景中的广泛应用，在大范围应用中不断提升评估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为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为此，商业银行需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探索“四阶八维”的分层服务策略，构建“三位一体”的坚实生态支撑，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进而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核心金融力量。

作者：董建军，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