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卢梦雪 见习记者 林佳茹 北京报道

消费贷贴息政策正在向地方层面纵深推进。

近期，四川、重庆、贵州等多地陆续启动省级贴息工作，首次将地方中小银行纳入经办机构范围，标志着“国补”政策在地方进一步细化落地。重庆银行、成都银行、贵州银行等多家银行已迅速发布贴息细则，助力本地消费市场升温。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向《华夏时报》表示，此举实现了“精准滴灌与金融毛细血管激活的双向强化”。地方中小银行扎根区域，能精准对接县域及社区消费需求，填补全国性机构服务盲区，助力政策触达“最后一公里”。这也折射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小银行正借此加快零售转型，构建“国补引领、地补补充”的协同格局，推动消费金融进一步走向场景化与数字化融合。

中小银行助力消费贷落地

进入12月，地方层面的贴息动作密集落地。四川、重庆、贵州率先启动省级贴息工作，将地方中小银行纳入消费贷贴息经办机构范围。

12月2日，四川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落实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财政金融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居民在国家指定银行外的在川银行获取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业务），且资金实际用于省内消费的，可参照国家政策标准享受贴息。

12月3日，重庆市财政局等三部门同步出台《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通知》，将重庆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重庆三峡银行3家地方国有法人银行纳入经办机构，贴息支持期为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

贵州也紧随其后。贵阳银行、贵州银行、黔西农商银行等多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近期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告，根据《贵州省地方法人城市商业银行和农信系统消费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启动贴息工作。政策实施期为2025年9月1日至12月31日，要求贷款实际消费商户的工商登记注册地须在贵州省内。

事实上，早在8月4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确定6家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及5家其他机构为首批贷款经办机构，但并未纳入地方中小银行。而此轮地方消费贷贴息是国家政策的延续与细化。

对此，苏商银行研究员薛洪言对《华夏时报》记者指出，从全国市场看，地方政策的加入将产生结构性影响。最直接的是形成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降低消费信贷利率，释放消费需求。更深层的影响在于优化市场格局，它打破了“国补”初期主要惠及全国性大行的局面，为地方性银行提供了竞争工具，有助于防止市场份额过度集中。这将激励整个市场服务下沉，推动金融机构基于区域消费特色进行产品创新，使促消费的金融支持网络更趋多元和均衡。

《华夏时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四川农商银行、成都银行、重庆银行、贵阳银行等十余家地方中小银行，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贴息实施细则。

从各家银行公告来看，此次贴息政策在核心标准上均执行1个百分点的年贴息比例，且该比例不超过贷款合同利率的50%，与“国补”标准一致。不过，在执行周期、贴息上限、适用场景等方面呈现出鲜明地域差异，以适配不同地区消费市场需求。

多地有望跟进

12月14日，商务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进一步联合发文强调，结合地方实际探索运用融资担保、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加强财政、商务、金融政策协同配合，引导信贷资金加大向消费重点领域投放。同时鼓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挥各自特点、加强优势互补，协同参与促消费活动，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展望后续政策走向，田利辉认为，政策将呈“扩面+深化”态势。更多省份（尤其经济大省）将跟进，领域向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新动能倾斜。

薛洪言也预计，后续将有更多省市加入此政策行列。重庆的迅速跟进已显示出扩散趋势。“面对年底稳增长压力，此类政策能有效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直接提振本地消费，且地方财政负担相对可控。”对于消费复苏势头较弱或希望强化本地商业活力的地区，尤其是部分中西部省份和旅游消费大省，可能有较强动力推出类似举措，从而在更多区域形成“国补”与“地补”的协同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对参与其中的地方城商行、农商行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薛洪言指出，政策确实带来了短期业务增长窗口，通过价格优势吸引客户，并促使其深化本地消费场景融合。然而，地方银行在客户基础、风控技术与产品能力上与传统大行仍有差距，单纯依靠贴息难以形成持续竞争力。且政策有明确期限与地域限制，带来的增长可能具有一定阶段性。

“政策红利更像是‘催化剂’。”薛洪言强调，其长期价值取决于银行能否借此契机真正提升数字化运营与场景服务能力，否则短期客户可能在政策结束后再次流失。

对此，田利辉为中小银行提出三点建议：短期借政策红利快速数字化升级；中期构建“信贷+场景”生态，嵌入本地高频消费场景；长期筑牢风控与特色化能力，避免政策依赖，以“小而美”的本地化服务形成核心竞争力。他认为，政策工具最终应转化为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而非短期流量争夺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