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李强指出，历史反复证明，每当中欧能够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开放，双方合作就很顺畅，彼此就都受益；每当中欧之间出现隔阂、关系受到干扰，双方合作就会遭遇阻碍，彼此就都受损。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合作都应当是中欧关系的主基调。中方愿同欧方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巩固深化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双方可以打造“升级版”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保证中欧产供链稳定。双方要坚持通过对话磋商、深化合作，妥善解决分歧摩擦。希望欧方坚持市场原则，为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科斯塔和冯德莱恩表示，欧方致力于同中国发展深化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妥处彼此关切，促进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欧中出口管制合作，共同维护产供链稳定，更好促进各自发展。欧方愿同中方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挑战，支持世贸组织在国际经贸关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会晤后，双方共同发表《中欧领导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

当天，李强还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出席中欧企业家座谈会。近60位中欧商会和企业负责人出席。

中欧建交50年以来，经贸投资合作持续深化拓展，也突出体现了中欧合作的务实性。正如李强在听取双方企业家代表发言后所指出，从中欧建交50年历程看，合作是中欧双方的唯一正确选择。回顾这半个世纪，中欧经贸合作展现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双边贸易额、双向投资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双方企业、民众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只要中欧坚持自由、开放的理念，加强市场联通、产业对接，双方就能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互利共赢。

7月24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出席中欧企业家座谈会。摄影/本刊记者 田雨昊

现实困境

最近5年来，中欧经贸关系日益受欧盟对华“去风险”政策、反补贴调查、投资审查等影响。如今在美国的全球“关税战”影响和冲击下，这一关系变得更不稳定。

整体来看，在国际秩序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既面临双边层面的挑战，也面临来自国际环境急剧变化所导致的困难。其中，双边层面的挑战是主要的，既包括竞争带来的问题，也包括安全化和贸易不平衡等问题；国际环境变化的挑战，则主要体现为受到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刺激，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出现新的调整。为缓解和解决当前双边经贸困境，塑造健康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中欧应共同从机制建设、信任提升、良好国际环境营造等多方面着力。

在国际秩序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既面临双边层面的挑战，也面临来自国际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困难。其中，双边层面的挑战是主要的，既包括竞争带来的问题，也包括安全化和贸易不平衡等问题；国际环境的挑战在当前主要体现为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刺激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出现新的调整。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中欧经贸关系的最主要挑战首先是竞争问题。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中国产品不断往价值链高端演化，再加上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本土全产业链及规模效应所带来的相对较低的其他企业成本，中国许多商品不仅在类型上日益接近欧洲商品，且价格更具吸引力，从而对欧洲同类商品构成日益强大的竞争。简而言之，过去完美的商品互补性正被日益激烈的竞争性所取代。

除商品竞争外，投资领域的竞争也日益明显。自20世纪晚期中国政府提倡“走出去”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日益增多，尽管投资存量目前仍不及欧洲，但流量增长迅猛，一定程度上还与发展政策相结合，通过对外援助进一步促进对外投资增长。在能源、农业、矿石和原材料及基建领域，中欧在非洲、拉美、中东甚至中东欧都存在大量投资领域竞争。此外，由于中国在非洲投资增长迅速，欧洲还曾因此诬赖中国在非洲从事“新殖民主义”活动。

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和投资等领域的竞争加剧，双方在经贸领域的规则竞争也遭欧洲诟詈。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向海外进军，欧盟对中国企业在规则领域的质疑和指责也越来越多。比如，欧盟时常无来由地指责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违背欧盟的绿色标准、贷款透明度原则或损害欧盟劳工标准等等。这反映出欧盟作为所谓“规范强权”在面对中国企业独特海外经营模式所带来的压力下的忧虑，也是中欧规则之争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安全化问题则是中欧经贸关系的第二大挑战，这主要出于欧盟的政策调整。从广义角度而言，经贸关系安全化是欧盟对华地缘政治竞争或对抗的一部分，欧盟将中欧间经贸关系置于安全的棱镜下，受到安全化的审视，这对中欧正常和稳定的经贸关系构成极大困扰。这一点在投资领域尤其明显。欧盟及其成员国依据“投资审查机制”对中国在欧投资进行严格安全性审查，对中国在欧并购、基建投资和高科技领域合作造成严重影响。

双边经贸关系还受贸易不平衡等问题的影响。2024年，中欧贸易额已超7800亿美元，是建交时的300多倍。但近些年来欧盟对华逆差明显，2022年达到最近的高峰值，接近40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34万亿元），2024年则为约3000亿欧元。随着重商主义思想在全球蔓延，欧盟对双边逆差非常敏感，认为这是中国市场不开放所致。但事实上，欧洲所强调的逆差出于特定中欧经济结构。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包括对欧货物贸易在内，中国对外顺差是客观经济规律所致，并非中方主观为之。此外，随着欧盟对华采取地缘政治竞争或制度对抗立场，欧盟在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做法，以及基于人权与环保监管规则所采取的措施，对中国商品进口也构成潜在威胁，比如基于碳边境税对中国某些高碳商品征收额外关税或罚款，以及对中国特定地区商品进行制裁等。

当前国际局势也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挑战，特别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让欧盟日益担心出现中国对欧商品倾销。欧盟认为，在特朗普政府高关税冲击下，中国大量原本输美的商品将可能转往欧洲，可能给欧洲市场带来强大冲击。在这样一种顾虑下，欧盟试图提高对华经贸关系壁垒，包括对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进行限制等。同时，欧盟为解决欧美间高关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将中欧经贸关系作为欧美达成谈判的筹码，从而对中欧经贸关系构成潜在威胁。

6月18日，浙江金华市华东国际联运港，全国首趟“金华-巴希-巴库”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中欧班列从铁路金华南站鸣笛启程。图/中新

突围路径

为解决目前错综复杂的中欧经贸关系挑战与困局，双方都应有一个清晰思路。为此，一些基本的原则应共同遵守，主要包括：

一是坚持彼此市场开放而非封闭。保持对外开放既符合两个经济体经济发展的自我特性和根本诉求，也是理顺双边经贸关系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彼此开放和对外开放，大搞“去风险”甚至脱钩断链，则双边经贸关系永远也搞不好。二是在解决双边经贸摩擦时采用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方式。单边主义只会带来更多矛盾，使问题更为复杂，并进一步削弱相互信任，不利于问题解决。采用谈判、协商和机制化解决方式，永远比单边主义方式更好。三是即便某种程度的经贸关系安全化不可避免，也应尽量缩小安全化影响广度和深度，保持基本安全的同时，尽力恢复经济关系正常化。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自由化，反对保护主义逆流，为双边和全球经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上述思路下，中欧经贸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恢复正常。

第一，利用和建立常态化的政府间经贸磋商和解决机制，为双边主义对话创造有利条件。目前，中欧间最高级别的经贸磋商机制是中欧经贸高层对话，除此外，双方还建有经贸混委会、贸易政策、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对话机制。这些现有政府间磋商机制既可通过常规性对话将相关问题扼杀在萌芽中，也可在问题与矛盾出现后进行协商解决。目前双方应重视和善用这些机制，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另外，可以在更高层面而非仅仅在部级或司局级层面成立中欧经贸问题协调与磋商机制，为双边经贸问题的谈判提供更有力的权威性支持。

第二，为应对安全化带来的冲击，双方可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建立共同认可的经贸领域“白名单”制度。目前，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采取“去风险”政策，对中国在欧投资也高度关注。然而，鉴于“去风险”政策边界的模糊性和对欧投资在审查机制下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中欧间经贸关系不稳定性大大增加。为部分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中欧应就双方都确认安全无虞的商品、投资项目、领域或企业等以“白名单”形式实施豁免制度，以便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可预期性提供一定基础。“白名单”豁免制度可以以动态方式，从少到多，从易到难逐步实施，这将有力增强双边企业在对方区域开展商业活动的信心。“白名单”制度当然不意味着“白名单”之外的经济活动会受到严格监管，也不应妨碍其他更广泛的双边经贸联系。

第三，对于未来双边经贸摩擦，可通过效仿已有较成功案例加以解决。譬如，在现有竞争问题的解决案例中，有关中国电动车输欧所引发的欧盟反补贴调查及双边摩擦案例，目前已接近解决。这一较为成功的案例运作，为中欧今后双边贸易摩擦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思路与方向，也至少提供了几方面可遵循的启示：双边主义协商、以专业方式和技术角度而非政治意愿进行谈判、以最低价格或出口配额代替更高关税等等。当然，不同的摩擦与争议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条件、立场、处境和谈判资源差距，但成功案例所包含的精神值得持续效仿。

第四，贸易不平衡和产业链依赖等问题可通过更多和更良好的投资加以弥补。鉴于中欧间经济结构的现实情况，双方贸易逆差的解决并非易事，在尽量平衡双边贸易的基础上，欧洲可寻求让更多中国资本进入，以弥补贸易逆差所导致的就业减少、财富流失或所谓产业链依赖等。因此，更多中国在欧绿地投资将进一步推动欧洲产业化进程及诸多利好，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复苏与繁荣，对弥补贸易逆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鉴于保护主义的压力，中欧经贸关系的改善也有赖于共同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与促进国际经济体系良性运转。一方面，中欧双方可共同采取行动抵制美国政府发起的大规模对外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自身更大的开放来制衡或对冲美国违逆历史潮流的做法，或共同维护世贸组织在应对保护主义方面的权威等；另一方面，在因保护主义造成脱钩断链后，中欧各自的供应链也可通过地区间主义做法来实现重新连接。

现有案例表明，尽管欧盟采取“去风险”政策后在华供应链部分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区，但这些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供应链实际上很多依然同时连接中国和欧盟市场。因此，即使供应链发生了转移，但中欧间经贸关系依然可通过第三方发生实质联系。因此，中欧共同实施地区间主义政策，将有利于推动中欧供应链的重新连接，同时确保免于各自所认定的安全风险的威胁。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作者：简军波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