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ya Majueran 斯里兰卡一带一路负责人、亚太智库研究员

编辑：亚太日报 丹玮

几十年来，美元一直是世界储备货币和全球债务市场的支柱。它的主导地位塑造了全球的国际贸易、金融和发展轨迹。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美元的依赖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结构性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将其经济稳定与美国的决策联系在一起。

每次美联储调整利率以管理国内通胀，其连锁反应都会波及各大洲。对于美国经济学家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常规的货币工具，但对于全球南方的脆弱经济体来说，这往往意味着一场金融地震。

当美联储加息时，美元急剧升值。对于那些背负着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的国家来说，这种升值使得以本币计价的还款成本要高得多。中央银行被迫耗尽其储备来偿还债务，而政府则面临着不可能的权衡：偿还债权人或为关键的社会服务提供资金。这种反复出现的动态巩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渴望摆脱的不稳定循环。

美元的主导地位造成了残酷的双重束缚。一方面，随着各国急于获得足够的储备来履行对外义务，美元走强刺激了全球需求。另一方面，美国更高的利率提高了全球借贷成本，使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负担得起的信贷。综合来看，这是一个财务瓶颈：稀缺而昂贵的美元，再加上不断增加的还款义务。

这个陷阱的后果是深远的。政府削减对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投资，只是为了偿还债务。当地货币在压力下走弱，通货膨胀激增，长期发展停滞不前。本应用于刺激增长的生产性借贷变成了一个没有进展的永久性还款循环。在许多情况下，债务危机不仅仅是国内管理不善的结果，而是对一种成本不在他们控制范围内的货币的系统性依赖的结果。

除了经济，美元霸权也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工具。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利用其对美元贷款的控制。贷款往往与结构性改革、财政紧缩和自由化措施等政策条件挂钩，这些措施可能在短期内稳定财政，但往往会侵蚀国家主权。这些改革往往将债权人还款置于当地发展优先事项之上，限制了借款国的政策空间。

多年来，美国一直将其金融主导地位作为直接的胁迫工具。通过将美元基础设施武器化——制裁、限制进入SWIFT等金融网络以及冻结资产——它将外交政策目标推进到了传统外交之外。对于许多主权国家来说，这突显了过度依赖由另一个政府控制的单一货币的严峻战略风险。

正是在这种金融脆弱和政治胁迫的背景下，中国的人民币开始成为一种务实的替代品。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对结算货币的偏好，它代表了全球南方许多国家更深层次的战略调整。

与西方主导的模式——贷款往往与改革和条件挂钩不同的是，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融资是围绕贸易、基础设施和互惠互利构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不是增长的控制者，而是增长的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这种看法，使中国成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债权国。对于已经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来说，以人民币计价债务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中国并没有让这种转变成为偶然，而是通过积极构建金融架构，支持更广泛的人民币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和外国央行之间的双边互换协议提供了流动性。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提供了SWIFT的替代方案，确保即使在美元限制下也能进行支付。在主要金融中心设立的人民币清算银行为跨境结算提供了便利。

贸易一体化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体系。通过给予其广阔的国内市场零关税准入，中国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能够直接赚取人民币。这创造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各国进口中国商品、机械和基础设施，然后用出口到中国的人民币偿还贷款。数字电子人民币的创新增加了另一层，承诺更快、更便宜、更安全的交易，完全绕过美元体系。

人民币模式提供了美元体系无法提供的东西：与美国货币政策驱动的波动隔离开来。通过赚取和回收人民币，发展中国家缓解了其美元储备的持续压力。这为当地货币和预算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使政府有更多的空间专注于发展，而不是扑灭债务危机。

对中国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鼓励全球使用人民币有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同时深化人民币在塑造多极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吸引力同样强烈：更大的多样化、金融稳定和战略自主权。

从美元到人民币的逐步转变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金融调整，它标志着更广泛的战略调整。通过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全球南方国家正在重新获得对其经济未来的主导权。他们选择多样化，减少外部冲击的风险，并反对长期以来有利于债权人而非社区的制度。

这一趋势也标志着向多极世界迈出了一步，在这个世界里，金融权力不再被一种货币和一个国家垄断。虽然美元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主导地位，但人民币在债务、贸易和外汇储备中的日益增长的使用正在重塑全球金融架构。

最终，从美元转向人民币不仅仅是一种金融交易，更是一种经济独立的宣言。对于长期陷入美元依赖循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民币不仅提供了救济，而且为建立更平衡、更有弹性的全球秩序提供了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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