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常有人说，崇祯号召官员、皇亲助饷以救大明，但权贵们一番慷慨激昂后只凑出不到二十万两白银。而李自成一入京，就轻松刮出白银七千万两。这是不是事实，这笔巨款最终又到哪里去了？

“七千万两”这个数字的出处是清初的《平寇志》，“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主要来源于大顺军针对官员权贵们的 “拷饷”。

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 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 ……

《甲申核真略》

大顺军的“拷饷”不仅标准高，刘宗敏们的执行也非常严格 – 不出钱就往死里整。似乎“拷”出五千多万两白银不是难事，但这些官员真能拿出“额定”的钱么？

比如崇祯的岳父嘉定侯周奎被定饷七十万两。大顺军抄家逼死他的妻妾和儿媳后，因缴赃不足又反复拷打周奎和他的儿子们（长子被打死），还是没能让周奎凑足款项。最终牛金星和刘宗敏，只得将周奎的宅邸瓜分了事。

首辅魏德藻按标准得出白银十万两赎罪，但将魏德藻和他儿子拷打致死，也就从魏家刮出白银一万两左右。和他同级的大学士方岳贡（兼户兵二部尚书）同样被反复拷打，也没刮出几两银子。后来还是他的老乡（松江）不忍其被虐待，帮他凑了一千两白银。

明末锦衣卫共有九名堂上官（朝会时可配武器随侍在皇帝右手旁），此职务虽无实权，但非勋贵或皇帝亲信不可任。大顺军入京后，一人不知所踪，其余全部下狱拷饷。最后只有骆养性凑足三万两勉强保命（两个弟弟因缴银不足被拷打致死）。

占比更多的中下级官僚，他们的“拷饷”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依照《甲申纪事》的作者工部营缮司员外郎赵士锦的记载，大顺军入城后，他和数千朝廷同僚，除去部分乘乱逃离京师的，其余在几天内陆续被捕入狱。

刘宗敏根据他们的级别，定赃一千至三千两白银（赵士锦被定三千两），然后就开始各种拷打催缴。就这看似不大的数额，也基本没几个人能凑齐，大概有1000到1600余人被打死在狱中。

注：赵士锦自述，他被关了二十多天，几近被拷打至死。他的杂役刘智将节慎库（工部下属仓库，城破前由赵负责管理）剩余的2300两白银藏处供出后，赵才得以出狱。四月初在李自成谋士宋献策的劝说下（以天象示警为由），才停止规模性地拷饷并释放无法缴足赃银的在押官员。

根据《黍离小志》等书的记载，被追出大额饷银地不超过十位。除了前文提到的魏德藻、骆养性，还有前首辅陈演（四万两）、大学士丘瑜（五千两）、太监王之心（十五万两） …… 按这规模别说七千万两，七百万两都够呛。

之所以会这样，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古代金融体系非常落后。为了妥善保存财富，官员缙绅们并没有在家里“窖藏”白银的习惯。真有了大进项，也会把它变为田产或宅院，既保值还能有稳定的产出收益（例如田租和房租）。

其次，官绅们即便没有投资田地的想法，也会将手头的白银换成古玩、字画、书籍或者其它珍稀物件。这样既可以满足自身奢靡生活的需求，也是一种保值和投资。

最后，腐败捞钱是特权，不是官员的普遍福利。明末时朝廷是腐败，但官员腐败的前提是手中掌有必要的权力。而集权制度下，这必然是极少数人的福利。试问巡门御史有可能从户部的太仓，搬银子回家么？

明朝的绝大部分官员只是借着王朝的溃烂，吸食一些边角利益，即朝廷默认的“灰色收入”，比如地方州府孝敬两京官员的冰敬、炭敬（清官的代表海瑞也拿）。严格来说这也是贪腐，但这并不能让官员们真正富裕。

不过从京师官员身上拷打不出多少银子，并不代表大顺军从京师弄不出钱。因为大顺军不是只拷饷，京师及周边还有上百万商民、平民。

李自成从起义到入京，十几年间就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没有稳定的钱粮供给根据地，更无法统筹负担军队的军费军饷。所以大顺军众将士日常都是靠劫掠过活的，这次入京自然也不会例外。

《甲申核真略》对大顺军劫掠的钱粮、器物、妇女（在古代不仅算财富，还是劫掠的主要目标）等做了大致估算，“皆资掳掠，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随李自成入京的军队不足五万（不少学者认为三万左右），按上述标准毛算，在京师搜刮的财富在1500万两左右。

虽然远不及传说中的七千万两，但这次入京带给李自成和大顺军的收益也相当可观了。只是这笔财富的最终归处很尴尬，全送给入关的清军了。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接管京师。起初多尔衮和八旗权贵们也有意效仿前几次入关，把京畿从上到下给洗掠一遍。不过这个想法被洪承畴给劝阻了。

洪承畴的大意是，这次入关和前五次不同，并不是来劫掠人丁和物资，而是如何定鼎中原，所以稳定民心是第一要务。不仅不能纵兵劫掠，更不能虐待前明的官员缙绅。因为清廷想在关内快速建立统治，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协助。除此之外，李自成刚洗掠一次，京师也刮不出多少钱了。

及我军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可惜也。今宜计其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 … 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可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

《清世祖实录·卷四》

但入关的八旗军事贵族以及军士的军饷、赏赐怎么解决？洪承畴的办法是，立即追击刚离京的李自成。既可以打着报仇的旗号收拢京畿百姓官绅之心，也可以收缴大顺军带走的财富以封赏八旗上下。

于是多尔衮一边严明军纪，一边命令阿济格和多铎率精锐先行出京（五月初三）去追击李自成。

初五清军在保定追上李自成的后卫部队，击溃大顺军后卫后，阿济格并未停留收集战利品。五月初八，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追上李自成主力。李自成不敢恋战，抛弃部分辎重率主力退往正定府。

但阿济格死咬不放，又追至正定府并再次大败顺军，李自成不得不由井陉向山西逃亡（留了一些兵力守固关）。虽然依靠地利暂时摆脱了清军，但代价是将辎重以及从京师劫掠的大部分财物妇女全部抛下 ……

最终，李自成搜刮了京师并留下恶名。而清军则喜获财富，还给自己戴上了剿杀贼逆、为明廷和崇祯复仇的高帽。可以说清军入关后能迅速在京畿站稳脚跟，李自成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