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方面，多部门近期再次重申，虚拟货币不具法偿性，其相关兑换、撮合交易及代币发行融资等经营活动均纳入非法金融活动监管框架。同时，司法实践中关于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及量刑标准的讨论仍在持续。从行政监管到刑事审理，虚拟货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正在通过具体案例逐步厘清，其法律边界与风险亦日益清晰。 ]

近期，中东局势因美伊博弈再度升温，全球市场风险偏好明显波动，虚拟资产市场经历了一波过山车行情。据CoinDesk数据，比特币自3月9日起录得连续8个交易日上涨，在周二早盘一度触及7.5万美元上方。此前2月28日，比特币曾短暂大跌，最低触及6.3万美元。

在此背景下，一份关于“数字资产安全”的最新报告引发关注。报告显示，美国在2022年至2025年间，通过执法没收与技术干预累计控制虚拟货币资产超过300亿美元，已成为其资产没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国内方面，多部门近期再次重申，虚拟货币不具法偿性，其相关兑换、撮合交易及代币发行融资等经营活动均纳入非法金融活动监管框架。同时，司法实践中关于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及量刑标准的讨论仍在持续。从行政监管到刑事审理，虚拟货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正在通过具体案例逐步厘清，其法律边界与风险亦日益清晰。

监管定性：非法金融活动框架未变

中国官方近年来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定性始终保持不变。

2026年2月，央行等八部委再次发布风险提示，重申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备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流通使用。相关兑换、撮合交易、信息中介、代币发行融资等活动，均被纳入非法金融活动监管框架。

2025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牵头13个国家级监管部门召开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将稳定币明确纳入虚拟货币范畴，强调其跨境流动、规避外汇监管与反洗钱机制的潜在风险。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当前监管逻辑已由阶段性整治转向常态化治理，跨部门协同成为常态。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指出，虚拟货币横跨货币金融、资本市场、网络安全与跨境流动等多个领域，风险触点分散，多部门协同监管是现实选择。

在司法实践层面，虚拟货币虽不具货币属性，但在多起案件中被认定为具有价值的财产权益。

此前，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姚前案披露。案件中，姚前被指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提供代币发行融资等便利并收受虚拟货币贿赂。办案机关通过硬件钱包取证、链上追踪与大数据穿透分析，还原虚拟货币流转路径。

法律人士指出，在受贿罪认定中，关键在于“财物”属性。尽管虚拟货币本质为计算机系统数据，但因具备排他性、可支配性与现实交易价值，司法实践通常将其纳入“财物”范畴。若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更严厉处罚。

定性与量刑之争：财物还是数据？

记者了解到，在具体案件处理中，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仍是控辩双方博弈的核心。

上海曼昆律师事务所刑事部负责人邵诗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司法实践中最核心的争议之一，在于虚拟货币究竟应当认定为“财物”，还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这一认定，直接决定罪名适用与量刑区间。”邵诗巍称。

她介绍，在部分案件中，虚拟货币被认定为具有财产属性的“特定虚拟商品”或“财产权益”，从而适用盗窃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等传统财产类犯罪；但在另一些案件中，司法机关则倾向于将其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进而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两种路径在量刑上存在明显差异。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最高刑期为七年；而诈骗罪、盗窃罪在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邵诗巍指出，在司法实践中，虚拟货币属性的认定往往与涉案金额紧密相关。

除定性争议外，涉案金额如何认定亦直接影响量刑幅度。

邵诗巍介绍，由于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计价时点的选择可能导致数额差异巨大。司法实践中常见方式包括：以案发当日交易所价格为参考；以实际变现所得为准；以购买成本计算；通过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价格认定；或由法院综合酌定。

在多平台、多钱包、多次转账的案件中，链上数据复杂，证据梳理工作量极大。“表面上区块链数据公开透明，但要把钱包地址与现实身份对应，需要结合交易所KYC信息、银行流水、通信记录等证据进行交叉印证。”邵诗巍表示。

趋势：案件数量上升

从近两年情况看，虚拟货币相关案件呈现出数量增加、类型扩展、专业化程度提升的趋势。

邵诗巍认为，随着办案机关对区块链技术理解加深，链上溯源、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应用更加成熟，案件侦办效率明显提升。硬件钱包取证、冷钱包追踪、跨境协查等程序性操作也日益规范化。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律师则指出，监管逻辑正在从“风险提示”转向“制度化治理”，跨部门协作机制逐步形成。稳定币、跨境支付与虚拟资产衍生品交易已成为重点关注领域。

在全球虚拟资产价格波动加剧、国际监管环境持续分化的背景下，境内监管政策并未出现松动迹象。

与此同时，近年来稳定币跨境兑换及“带单”行为较为盛行。

围绕稳定币跨境兑换行为的法律风险，肖飒指出，如果利用虚拟货币进行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撮合交易，本质上可能被认定为变相买卖外汇。根据现行法律框架，若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不少参与者误以为只要在境外平台操作就属于‘合法空间’，但如果资金来源和去向与境内主体相关，仍可能纳入国内司法管辖。”肖飒提醒。

针对近年来盛行的合约交易与“带单”行为，肖飒认为，单纯参与合约交易通常属于个人投资行为，但若通过承诺高收益、代客操作、集中管理资金等方式吸收资金，风险显著提高。在部分地区司法实践中，曾出现以开设赌场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甚至诈骗罪立案的情况。

业内人士强调，目前中国法律并未明文禁止个人单纯持有虚拟货币的行为。监管文件主要针对交易、撮合、代币发行融资及相关经营活动。实践中，部分当事人因其他违法事项被采取措施，却误解为“因为持币被抓”。司法机关更关注的是经营性行为与非法金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