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老话放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反而显得格外刺耳又真实。自古以来,真正最热衷战争的,从来不只是战场上的士兵或政治人物,还有那些躲在合同与资本背后的战争收益者。当地时间25日,美国五角大楼发布声明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一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总价值约353亿美元。更令人瞠目的是,这并不是洛马近期唯一的大单:此前刚拿下精确制导导弹订单,5月份又获得F-35零部件以及远程隐身巡航导弹合同,短短一段时间内,仅这一家公司从五角大楼获得的订单总额就已突破500亿美元。 如果把视野稍稍拉大,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个别企业的幸运时刻,而是一场全面铺开的军工盛宴。爱国者和战斧导弹由雷神公司生产,钻地弹与标准系列导弹出自诺斯罗普-格鲁曼之手,通用动力公司则承接了一批火炮与火箭弹订单。零零总总叠加起来,五角大楼在所谓战后阶段投放的新军工订单总额已经达到约966亿美元。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合同数字,没有算上海外军购带来的追加订单、供需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浮,以及军工企业股价随战争预期上涨所带来的资本收益。有媒体甚至测算,仅美以联合对伊朗进行38天高强度军事行动,在2026年就可能为各大军火商带来高达3000亿美元的账面增量。

作为对照,俄乌冲突则提供了另一组同样惊人的数据。从2022年到2026年,美国国会批准的对乌克兰军援总额约为1750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属于直接武器装备援助。按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的说法,这其中约90%的资金最终流向了美国五大军工企业,意味着仅订单收入就可能达到约1000亿美元。同时,北约国家也在加速补充库存与升级装备,尤其是波兰、德国等国家,持续向美国采购先进武器,新增订单同样以数百亿美元计。这场冲突还意外激活了一批原本接近退役的武器系统,例如标枪反坦克导弹与毒刺防空导弹,使洛克希德-马丁与雷神公司借机获得巨额利润回流。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整个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对外出售的武器普遍存在严重溢价问题,利润空间高得惊人。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公布相关数据指出,毒刺导弹溢价约16倍,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溢价3倍,爱国者导弹也存在约2倍溢价。这种结构性高利润,本质上被批评为军工复合体借战争牟利的体现。问题在于,乌克兰本身并无能力支付这些高昂费用,最终资金来源仍是美国国会批准的援助资金,也就是说,钱实际上来自美国纳税人,再通过军购体系回流至军工企业。桑德斯据此警告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军工体系的市场垄断与国会监管缺位,必须加以遏制,否则将不断恶化。

然而四年时间过去,从俄乌冲突延伸到中东局势变化,类似结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固化。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向国会申请约700亿美元资金,用于填补美伊冲突带来的武器装备消耗缺口。问题随之再次出现:如果国会不批准,会被解读为影响国家安全;而如果批准,最终买单的依然是普通纳税人。战争的收益路径始终清晰而单向,而成本却始终分散给社会整体承担。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对外发动或参与何种冲突,真正持续获益的往往是军工复合体本身。即便政府能够通过战争换取某些地缘政治利益,这些收益也很难直接反馈到普通民众生活中。相反,战争带来的副作用却会迅速传导到社会层面:油价上涨、通胀加剧、生活成本全面抬升,普通人承受的是最直接的经济压力。更深层的隐忧在于,当巨大利益绑定战争时,军工体系会通过游说不断影响政治决策,使战争本身具有某种自我延续的冲动。

早在上世纪,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警告军工复合体可能对国家决策造成结构性绑架,并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今天回头看,美国军事霸权的压力上升、政府债务持续扩张以及潜在经济风险不断累积,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结构长期作用后的现实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