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中国，无疑是进入了一个时代转折的关口。当年香港的《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内容，分析得很贴切。

“......中国一直在研究利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住房建设，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

——来源：《人民大会堂见闻录》.金圣基编著.

这一段内容，是不是有些熟悉，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罗斯福搞的“新政”。

当年罗斯福搞的那套新政有很多，其中就有“以工代赈”的措施，通过兴建很多的公共工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来增加就业机会和刺激消费。同时也兴建了一大批住房，来保障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

虽然历史的时代背景完全不一样，但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政”，也是和罗斯福的新政有着一些类似的地方。

九十年代的时候，在瑞士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国就正式对外宣布，将会在未来的三年内，投资7500亿美元用来建设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项目，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为国企改革后的下岗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尽管当时很多人对此抱有很大的顾虑和异议，觉得没必要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去搞。但是，咱们的态度很坚决，一句话来说就是：既然迟早是要做这些项目的，为什么现在不去做呢？

当然，这笔巨大的投资，主要是集中在内陆地区，尤其是大西北，而不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当时，国内的贫富差距确实大，而且地域省份之间的贫富裂痕也很大。不缩短两者之间的鸿沟差距，势必是不行的。

那么，就会有读者提出疑惑，搞什么需要花费7500亿美元呢？我们普通人都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只晓得很多很多。

客观的来说，我们现在也确实吃到了当年那些项目的红利。这些项目的实施，在实际上也确实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好处。

比如说：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南水北调工程、灌溉工程......

具体说来，大力扶持和发展北方的农业，尤其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修路（公路、铁路）。那时候有这么一句耳熟能详的标语“想要富，先修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这六个字，是常识。但是，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国家的大力推行，农村里大多数人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高瞻远瞩的思路，那就是加速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

这一点，我可是深有感触。

当年的“农转非”有多难办，一个城市户口有多值钱，想必过来人都深有体会吧。就我读小学的时候，在县城里上学，班上要是谁是农村户口，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歧视和异样的目光。这也很正常，毕竟那时候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确实大。就算是城里的大人，都是带着异样的目光去看待农村户口的，更别说是小孩子了。

但是现在呢？

完全不一样了。

甚至有的地方，农村户口反而更吃香。

我们这边有个村子，发展得很好，每年的年末，村子里都会给村民们分红。是按照人头来分的，家里只要是成年的人，都可以获得一份分红。因此，这村子里的女人是不外嫁的，好些个倒插门的女婿多的是。

要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从城市里倒插农村，那简直会被人当成精神病来对待。

所以，前文我就说咱们现在是吃到了当年“新政”的红利，你就说对不对吧。

然而，在当时，很多人是看不到这些发展前景的。

为啥呢？因为这些项目属于非生产性投资，一时半会你是看不到效果的。

很多人倾向于，要把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生产性项目里头，毕竟那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是想建设大量的饭店、百货大楼、盖厂子等等。这样确实能短期内看到效益，但是从长期来看，无疑是饮鸩止渴。

很简单，公共基础设施起不来，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对于国家的全盘经济发展而言，是不均衡的、是不健康完善的、也是会出乱子的。长久的来看，差距越来越大，人心是不稳的，人心一旦不稳，还怎么发展。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可供开发的潜在人力资源、生产资源、原材料等等，都是完全可以不用借助外力，都是可以完全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执行和实现基础建设设施这个目标的。

当年的新政，大兴土木给很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且给很多从农村来到城市，数以百万的人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技能。

客观的说，当年花费巨大的资金和精力，现在来看，给中国经济创造了持续腾飞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