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艰难，不是一副棺材就可以表达清楚的。我们可以从西征的军费支出，来一窥当时左宗棠所承担的压力。

首先，左宗棠收复新疆并不是一些朋友认为的只打了两年，而是前后近十五年。

同治四年（1865年），以阿古柏为代表的外部势力开始入侵新疆并组建叛乱政权。此时清廷刚平定太平天国，南方财税重地也一片疮痍尚待恢复。所以清廷内部从初始就有人认为，与其费钱征讨没什么赋税收益的新疆，不如弃之以休养生息并加强日益严峻的海防。

而且就算没有“海防派”的阻挠，收复新疆也不是说出兵就能出兵的。同治元年，趁着中原大乱，甘肃、宁夏地区的反叛势力在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人的带领下纷纷起事割据，换句话说清廷和新疆之间的联系被隔断了。

为防西北的叛乱势力继续向内地扩散，同治五年九月清廷授左宗棠钦差大臣以及督统军队之权，命其前往陕甘全权负责平叛事宜。

从同治五年十月进入陕西，到同治十二年底占领肃州。左宗棠的西征军历时七年共耗银4014万两（平均每年570万两），才堪堪平靖关内（嘉峪关）。这还是剔除了左宗棠赴任前，清廷在西北的平叛支出。

与很多人想象不一样的是，武器采购和军火消耗并不是这次平叛军费的大头，它们只占了总支出的5%。排名第一的是军饷（包括补贴）、军粮采购，占比为65%；排名第二的是军粮军需运输，占军费的17.7%。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多民族地区平叛并不是一件简单事，也意味着大军西出嘉峪关四千里前往新疆征战，会更费钱（尤其是运输费用）。而此时清廷的岁入才4000万两左右，支出则在3800万两以上。由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年年入不敷出，国库存银也早已归零。

真要大举平叛，有可能新疆未定，朝廷先被巨额军费给整破产了。因此在讨论是否继续西出收复新疆时，别说“海防派”坚决反对，一些原本支持左宗棠的“塞防派”官员也改变了态度和立场。

左宗棠背负的不仅仅是李鸿章们施加的压力，在当时强敌环绕的情况下，他还背负着清廷乃至中国的未来。他不仅得赢，还得尽可能快的赢。如果战败或陷入胶着，别说朝廷会不会降罪，估计他自己也无颜苟活于世。

虽在左宗棠的死谏以及慈禧的支持下，清廷最终同意了收复新疆的计划。但最主要的问题“军费从哪里来”，并未被解决。由于朝廷拮据，慈禧只给了左宗棠500万两的启动资金，后续的财政支持也主要看各省的“帮扶”力度。

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正式誓师平疆。不过这一年他没有直接开赴新疆，而是筹备武器、军需，建设后勤基地等，并在河西走廊一带清剿残存的叛乱势力，稳定后勤通道。

但刚起步军费支出就远超预估，这一年耗银674.8万两。同时这一年日本也趁火打劫，以“琉球漂流渔民被杀”为由，出兵攻占台湾。清廷的海防压力骤增，李鸿章等重臣也要求朝廷将更多的资金注入海防。

另外因自身度支困难，早在左宗棠征剿陕甘时，清廷就要求各省分摊军费开支，即“关协饷”。但这一时期各省是真的没有“余粮”，至光绪元年准备入疆大战时，各省共积欠军费2000余万两。

这一切都预示着西征军的“钱”途堪忧，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战争打的就是钱。左右为难的左宗棠只得用两个危险的方法，来解决钱的问题。

第一个办法是裁军。

为了降低支出，左宗棠主动裁减了规模本就不大的西征军。通过“留强汰弱”遣散了2.5万名官兵，差不多是原定入疆部队的三分之一。

兵力大幅度缩减，不仅意味着总体战斗力的降低，也意味着入疆后，难以多路出击、无法采用围堵等战术，必须主动寻歼叛军主力。更多不利因素被拉入战事，战败的风险自然也随之提高。

注：左宗棠第一次入疆平叛时，并未攻打被沙俄强占的伊犁地区。后续谈判期间，由于沙俄态度强硬，左宗棠在光绪六年再次率军入疆并准备兵分两路强攻伊犁。此时左宗棠已六十九岁并身患重病，“带棺西征”也由此而来。后清廷通过割让部分领土和赔款900万卢布的方式，收回了伊犁。

第二个办法是“贷款”。

因为太平天国的消耗和破坏，古代朝廷筹集军费的常规方法“加派和捐输”，对于清廷和左宗棠来说都不太好使了，毕竟明末的教训就摆在那里。所以朝廷和左宗棠在胡雪岩这类官商的建议和牵线下，体验了新鲜事物 – 借款。

左爵帅于万分竭蹶之中，作通盘筹算之想，特委胡雪岩观察在沪告贷于西商，前后三次共银一千三百五十万两，分期摊还，按年给与得利，并以江海、粤海、闵江等在为质，此为中国古今未有之创举，然失利亦无有甚于此者。

《申报》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刊

除了洋行的三笔借款，左宗棠还从华商处借得846万两，共计白银2200万两左右，西征军的军费窟窿这才算被填上了。但这种借款不是免费的，朝廷不仅将三个海关抵押出去，还背负了高额利息。

比如德国泰来洋行的借款利息是一分五厘（15%），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利息是一分二厘（12%）…… 虽然其后清廷因为接轨西方海关和财税管理方法，岁入大涨进而偿清了相关贷款。但对于当时的尚不知后事如何的清廷来说，这差不多是赌上国运的破罐子破摔了。

为此不少朝廷官员，弹劾左宗棠为一己军功将朝廷推入高利贷的火坑，比如和左宗棠原属一系并私交不错的两江总督沈葆桢 …… 左宗棠已无后路可言，不成功便成仁。

在入疆平叛得三年里（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年），年均费银881.7万两。从剿灭阿古柏叛乱势力，到光绪七年签订中俄《中俄伊犁条约》，虽未爆发大的战事，驻军和左宗棠二次入疆带来的军费开支仍然不低，年均591.3万两 ……

最终整个西北平叛期间（1867年~ 1881年），西征军的直接军事开支为白银9108.7679万两。某种程度上，左宗棠的西征之路是用白银铺就的，好在他赢了。

最后简单聊一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当下不少人喜欢以站立场的方式，去脸谱化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而不去考量他们做出选择时的历史背景。

新疆之乱的根源在于沙俄对清廷领土的觊觎和蚕食，也在于英、俄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争夺。

当时的英国基于自身的全球视角，不太愿意在远东地区投入太多资源，它倾向于在远东扶持一个代理人 -- 你来消耗沙俄，我则提供安全保障和支援。对于新疆之乱，英国是希望清廷以藩属的方式把阿古柏收服（从沙俄那边争取过来），并与沙俄在中亚展开缠斗。

清廷内部有的人觉得即便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应当置身于列强纷争之外。有的人希望联合英国加强大清的力量，甚至中兴。孰优孰劣大家各抒己见，但这真扯不上什么软弱无能、贪生怕死、为贪腐捞钱、为保自己水师故意下黑手等等。

清廷最终选择消灭阿古柏，出让部分利益与沙俄和解。这让英国认为清廷不愿意与自己合作共同对抗沙俄（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与沙俄私下媾和的原因），所以它转而选择扶持日本 ……

注：本文数据和资料主要来源于《左宗棠全集》（奏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