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论坛在广州南沙举行。原中国银保监会副部长级干部、原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大会上表示，大湾区建设进入对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复盘—校准”关键期，当前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既带来挑战，也孕育新机遇。

于学军回顾，大湾区总体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人口由规划初期约7000万增至8700万，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约14万亿元。与此同时，2018年以来出现三项重大变化，显著影响区域发展路径：其一，内外需结构与供应链格局发生深度调整，全球不确定性上升与国内阶段性需求收缩叠加，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体系”的条件下，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统筹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二，房地产自2021年见顶后进入深度调整，投资、销售面积与金额等指标持续回落，湾区因体量大、历史路径受香港模式影响深而承压更甚；其三，经贸与地缘格局重塑叠加关税战、产业链外迁预期，珠三角九市进出口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外向度高，对外部冲击更为敏感。

在宏观金融层面，他指出海外与国内出现“错位”：海外在2022年通胀高企（美国CPI峰值逾9%，欧元区逾10%）后快速加息并陆续转入降息；国内物价低位运行，生产者价格指数已连续34个月为负（截至今年7月为-3.6%），今年1—7月CPI同比为-0.1%，政策取向转向稳增长、稳信用。

在此背景下，美元贬值是大概率事件。“利率下行周期或将持续3—4年，人民币存在一定升值压力，人民币资产面临再评估、再定价。”于学军认为，香港资本市场年内明显回暖、上半年重回全球IPO前列，即与国际资本重估人民币资产有关。港澳物价上行而内地相对平稳，两地物价差扩大，也推动跨境消费新常态。

他认为，上述变化将通过贸易与投资、资本市场与产业布局等多条链条传导到大湾区：出口定价与订单结构、资本成本将受汇率与利率周期切换影响；跨境通道与人民币资产交易活跃度将提升；在外需不确定与地产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制造业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内地实体+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分工与协同将成为区域竞争力关键。

面向下一步，于学军提出从“硬件互联”转向“软件协同”的一揽子建议：

第一，在制度型开放与通关环节先行先试，降低办证成本与时间成本，放宽两地车牌限制并简化手续，完善跨境车险，提升人流与物流效率。

第二，进一步放宽账户管理与结算规则，便利两地资金双向流动，推动投资与交易更自由便利。

第三，做强资本市场协同，研究推进在港上市H股回归深交所二次上市或双重主要上市等安排，做大人民币资产交易规模，同时优先打通与国际资本的联接通道，扩大先行先试。

第四，识别与分层处置房地产链条风险，与外贸冲击的对冲政策同步发力，围绕先进制造和新质生产力优化信贷、债券、股权的综合支持组合。

第五，在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重大基础设施落成后，把工作重心转向规则、标准、流程的统一与互认，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把“通道”变“通路”，把“通路”变“效能”。

他强调，面对全球货币与利率周期的拐点以及经贸格局的重构，大湾区要把握人民币资产重估的窗口期，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内地实体经济“双中心”联动优势，通过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与规则协同，推动区域经济在新周期中实现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

南方+记者 陈颖 唐柳雯 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