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美国政治哲学家阿恩哈特（Larry Arnhart）的博客，原题为《特朗普的"美国黄金时代"会来自对外国商品和人员关闭边境吗？》（Will Trump's "Golden Age of America" Arise from Closing its Borders to Foreign Goods and People? ）。这篇短论对中国历史的描述很粗疏，有些判断甚至是错误的，不过毕竟点明了开放才能繁荣的道理。

2015年底，我在“高和分享”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附后），介绍蔡美儿的《帝国时代》。此书的主旨类似阿恩哈特的观点。不过，蔡美儿还指出开放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导致封闭的潜在因素，这也是为何开放在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不会持续太久吧。

特朗普能通过闭关锁国实现“黄金时代”吗？

拉里-阿恩哈特

特朗普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告："美国黄金时代此刻正式开启。"2025年3月9日，白宫宣布特朗普上任仅七周就实现了"美国黄金时代已然到来"。 按照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逻辑，美国将通过从开放社会转向封闭社会——特别是通过建立贸易和移民壁垒来阻断外国商品与人员流动——从而步入黄金时代。

但纵观黄金时代兴衰的历史轨迹，这种论断显然站不住脚。 以史为鉴：开放则盛世兴，封闭则盛世衰。诺伯格（ Johan Norberg）的新著《人类巅峰：黄金时代兴衰启示录》（Peak Human: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Rise and Fall of Golden Ages）对此进行了精彩阐述，该书延续了其前作《开放：人类进步的故事》（Open: The Story of Human Progress）的核心观点。

通过研究三千年来世界各地黄金时代的更迭， 诺伯格揭示了一个规律：当社会向贸易、移民和思想开放时，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就会蓬勃发展；反之则会走向衰败。

以中国宋朝为例，由于推行自由贸易（包括国内与国际）和人口流动自由，宋朝成为当时世界最富庶的经济体。法律保障农民产权，允许其自由迁徙而非束缚于领主土地，这使得农业产量翻倍增长，进而推动城市发展。繁荣的市井促进了商品、服务和思想的自由交流。

而1368年明朝建立后，农民丧失迁徙自由沦为强制劳役，朝廷通过系列闭关政策实施"海禁"，民间对外贸易可判死罪，建造远洋船只被明令禁止，导致中国经济规模较宋朝时期萎缩近半。

古希腊雅典同样印证了开放孕育盛世的真理。如我先前所述，按古代标准雅典堪称自由主义开放社会的典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关税低至2%，国际贸易发达，外邦人备受礼遇——雅典最富有的群体中就不乏移民身影。这种开放的思想氛围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伟大哲人。 根据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经济自由指数评估，雅典的自由度堪比当代的香港和新加坡。

这与我此前关于洛克式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及开放边境移民政策推动人类进步的论述不谋而合——文化群体选择机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筛选出自由主义开放社会。 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的"实验"，将验证设置贸易移民壁垒、走向封闭社会是否真能为美国创造黄金时代。

何谓帝国气象？(田方萌)

2007年蔡美儿的《帝国时代》（Day of Empires）在美国出版，两年后国内推出了中文版，译者取了个不太准确的书名《大国兴亡录》。蔡美儿在书中讲述了十几个帝国的盛衰故事，从古老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到李唐王朝，再到大英帝国和纳粹德国。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只为阐明一句古话——有容乃大。

蔡美儿是讲故事的高手。她笔风细腻，娓娓道来，还不时开开历史人物的玩笑。《帝国时代》属于可以带上火车的旅行读物，此书想说明的道理却很简单：人才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多种族群和宗教背景，不可能被哪个政权垄断；只有那些最宽容和开放的国度，才能吸引大量优秀人才前来为其效力，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单极霸权（single world hyperpower）。 简言之，宽容是称霸的必要条件。即使有些政权依靠军事力量“马上得天下”，排斥性的政治体制早晚也会使帝国分崩离析，像日本在二战期间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

罗素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对于个体和国家都是如此。这个道理古人早有体会，并将其总结为典雅的警句。秦相李斯在他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中写道：“……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罗马帝国的大政治家西塞罗也曾指出吸纳外来移民的重要性：“……我们（罗马人）甚至可以将公民权赐予敌人，由此变得更为强大。”

根据《帝国时代》暗示的比较政治学，宽容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机制促进国家竞争力。一是“聚才”。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曹操曾发布《求贤令》，他一开头便反问：“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在蔡美儿看来，可称为“贤人君子”的顶尖人才，就是那些“某件事做得最好的人”。从成吉思汗到拿破仑，历代雄主都能够胸怀大度地任用贤臣武将，唯才是举而不计其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高级谋士包括希腊人、摩尔人和以色列人。有唐一代，名将高仙芝来自高句丽，另一员大将哥舒翰则是突厥人。

二是“汇流”。在帝国崛起之时，领袖们一般能够宽容甚至吸纳多种文化，这不仅使顶尖人才投奔而来，也使不同文明有了相互交融的机会。在百花争艳的文化背景下，庞大的帝国，特别是其政治中心，比其他地方更有可能孕育出灿烂的文明果实。

2014年我在伊斯坦布尔开会，发现当地美食品种丰富，而且都很可口，这便是该城作为两大帝国首都的遗产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古老的帝国率先实践了今天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正是在罗马帝国治下，希腊化的犹太文明才得以产生，并养育了斐洛这样的大思想家。尽管蒙古人被东西方的农业民族共同视为“野蛮人”，历史学家发现他们大大推动了欧亚大陆两端的文化交流。

一个帝国在兴盛时期能够吸纳外来文明，所谓“唐人大有胡气”；它在衰落时期则走向保守甚至封闭。在蔡美儿看来，有些帝国到了晚期因衰落而排外，另一些则因排外而走向衰落。英国史学家吉本曾将基督教列为罗马衰落的原因之一，蔡美儿同意此说，不过她更强调基督教作为罗马国教，使帝国失去了以往的宽容气度。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王朝衰败常常由先前的宽容政策引发，如国人熟知的安史之乱便祸起唐明皇任用胡人安禄山。此外，帝国政治家也难以长期一碗水端平，不被任何族群或教派所左右。当他们偏袒某些势力的时候，内乱就很有可能会爆发。比如亚历山大城的罗马官员偏向希腊人，最终逼迫犹太人和埃及人与希腊人为敌。

尽管讲述了很多生动曲折的历史故事，《帝国时代》仍存在着两个比较严重的论述问题。一是对比失当。为了说明宽容使罗马雄霸天下，蔡美儿特意比较了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的人口与领土，指出罗马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其实，全球意义上的超级大国直至晚近才出现。由于交通阻隔，历史上的帝国都属于区域性霸权，最多控制了所谓的“已知世界”。同时期的帝国不在一个舞台上竞争，也就很难说明宽容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们之间的规模差异，因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技术水平和风俗习惯都不一致。

二是因果不明。蔡美儿写作此书的本意在于借古喻今，向今天美国的执政者建言，因此她有意无意夸大了宽容之于帝国的重要性。历史上的不少帝国，尤其是那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往往因军事力量称霸在先，继而在广阔的空间内统一全境。

它们由此得以汇聚了各地的物产和人才，并促进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多元性给后来的读史者留下宽容的印象，但在其兴起之初，这些政权未必比竞争对手更为宽容。维持某一事物的原因，不见得同时是催生它的因素。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帝国时代》一书最大的失察，还在于未能区分传统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在宽容上的重大差异，这使作者用同一尺度比较古波斯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国。蔡美儿正确地指出了古代的宽容理念有别于今天的人权概念，因而将前者称为“战略性宽容”（strategic tolerance）。

比如古波斯君主礼敬治下各族群的神祗，拿破仑在攻打阿拉伯地区时也曾表示信仰真主。他们的政治表演只是为了增强统治合法性，而非基于宗教自由的人权原则。在强调伦理特征之余，作者却忽略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别。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霸权与宽容的关系，就会发现古代帝国的宽容主要施于社区层面。它们对各族群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依靠划界而居维持着和而不同的局面。在帝国内部，各个族群可以组织自治或半自治的社区，在政治、法律和生活习俗方面具有高度自主性。

只要按时纳税并维护治安，帝国的官员们便不会干涉社区内部事务。这些社区几乎都是封闭或半封闭的，并不欢迎其成员跨越边界。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教虽是伊斯兰教，但它允许其他宗教社区组成自治机构。可除了境内大城市，帝国并不乐见个人的独立行动。

在美国政治哲学家沃尔泽看来：“在帝国体制的案例中，当权力是久远的、中立的和压倒一切的时候，它在促进宽容方面是最有效的。”他甚至不惜为殖民统治辩护：“……印度的英国总督的统治……很可能比任何印度君主的统治要公正。”

然而，帝国时代早已风流云散，甚至在一战后就成了“昨日的世界”。由于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人类政体演化史上，民族国家已经取代了帝国这一庞然大物。那么，宽容对于民族国家成为超级大国是否依然重要？

一般来说，民族国家要比帝国更不宽容，因为前者运转的前提就是统一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正如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盖尔纳所言：“外部社会化的强制性要求，是解释国家与文化现在为什么必须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在过去，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稀少的、偶然的、多变的、松散的，而且往往是最低限度的。现在，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国民同质性极高的韩国和日本常常被称为最典型的民族国家。欧洲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整合与排斥，逐渐形成了几十个内部文化统一的主权国家。像瑞士和卢森堡这样使用多种官方语言的国家，只能被看作是个例。

在民族国家时代，传统帝国内部封闭的社区必然遭到瓦解或驱散的命运。文化统一意味着标准化的公共教育和法律体系，拒绝接受这些政策的少数族群只能选择流亡或独立。只是在幸运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获得高度自治的权力。

相比于帝国体制，民族国家的宽容主要集中在个人层面上——一国公民拥有交易、结社和言论自由，可他们无权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因此，民族国家对于外籍人才的吸引力，不在于保有群体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保护个体自由和提供流动机会。

宽容对于民族国家依然重要，只是实施的对象和方式不同于帝国时代。在此书最后的章节，蔡美儿也加入了时下大国角力的讨论。从宽容与人才的关系来看，她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大批外来人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不想成为我国公民。如何吸引国际人才，并使其助力于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我们恐怕需要重温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