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在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过程中,有效监管下的平台企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推进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商业银行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需要积极研究和探索借助平台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平台经济发展历史与监管政策的演进
平台经济是以数字经济发展为背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通过高效链接供需两端,促进交易完成,实现价值创造的新型经济业态。当前,平台经济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当前扩大内 需、促进消费的重要驱动引擎。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截至2024年12月,国内网购用户规模达到9.74亿人,约占“网民”总体规模的88%。2024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15.5万亿元,连续12年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见图1)。
图1 实物商品网上销售额占比情况(2015—2024年)
表1 近年来平台经济相关政策一览
根据监管政策(见表1)的变动,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萌芽发展阶段(2005年之前)。 1994年,国内全功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门户网站为主的互联网信息平台开始出现,互联网逐步迈入正式商用阶段,平台经济开始萌芽。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国内互联网用户快速增加,到2005年,国内“网民”数量 已经突破1亿人,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以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百度、卓越亚马逊等为代表的一批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运而生。在此阶段,平台企业的监管环境还未形成,监管以备案登记为主,主要从商品质量、客户服务等传统线下服务角度关注平台企业提供的各种服务。例如,2004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正式发布,专门规范电子签名行为,推动电子商务发展。
快速发展阶段(2006—2018年)。 随着互联网应用范围的迅速扩张,国内“网民”数量也继续增加,2011年突破5亿人。随着智能手机迅速普及,2012年6月末,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人,手机首次超过电脑成为最主要的上网终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推动我国平台经济进入迅猛发展阶段。滴滴出行、美团、微博、拼多多等一大批互联网原生平台迅速发展壮大。在此阶段,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速度远超过监管政策更新速度,部分交易纠纷、商品假冒伪劣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对平台责任和监管的讨论,但监管仍主要以合规性监管为主,要求平台企业具备一定的资质和条件,确保平台正常运营,杜绝虚假宣传,维护市场秩序等。2015年5月到9月,《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印发,重在促进互联网企业不断创新发展。
规范治理阶段(2019—2023年)。 随着国内移动通信网络逐步完成从3G、4G到5G的大幅赶超,移动宽带网络不断增速扩容,移动互联网发展红利持续释放,平台类企业完成了快速扩张,但也暴露出强行提高服务费率、对消费者“大数据杀熟”、消费者数据保护等问题。超额垄断利润的出现,容易诱使资本无序扩张,进而对经济、社会产生负面冲击。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设置“观察期”,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之后,《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针对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对资本设置“红绿灯”控制资本无序扩张、防范金融风险、引导经济脱虚向实,2020年中国证监会暂停蚂蚁集团上市、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阿里巴巴“二选一”罚款182亿元、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美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罚款34亿元,从体制机制建设和行为监管处罚等维度持续推进平台经济的规范治理。
创新发展阶段(2024年至今)。 2024年,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加深,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凸显,数实融合正逐步实现从单个环节向全方位链路发展。2024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完成三年整改,网络零售市场环境得到改善,平台间竞争活力明显提高,平台经济发展质量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在创新发展阶段,平台经济也大致形成了消费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计算能力平台等模式。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大幅加速了整个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步伐,也为平台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平台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2022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2024年7月和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研究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有关工作。指出发展平台经济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事关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平台企业创新能力。在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平台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构资源配置范式,服务实体经济实现产业跃迁。平台经济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更是推动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借助数据驱动与网络协同,能够突破传统资源配置的时空限制,构建起覆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链条优化体系,推动传统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技术、产品和模式的创新。在制造业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够实现设备互联与生产流程智能化,能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农业领域,智慧农业平台通过气象分析与市场需求预测,助力农产品产销的精准匹配,有效减少流通环节不必要的损耗。平台经济加速资源配置模式革新,不仅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服务化转型,更催生出智能制造、数字服务等新业态,能够发展壮大数字经济,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能。
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锻造强有力的全球竞争力。平台经济正处于逐步从消费端向产业端纵深渗透过程中,也正成为前沿技术落地的核心载体。有媒体报道,2024年前三个季度,国内AIGC领域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90%,其中九成以上发生在平台领域,各场景应用升级又进一步激发人工技术和产品的需求。同时,平台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模式拓展国际市场,依托全球化布局加速技术输出。例如,TikTok海外用户覆盖率达22.4%,字节跳动、阿里等企业的国际业务收入增速超20%。此外,平台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推动中国技术标准和数字经济规则走向世界,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驱动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我国是第一个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的国家,数据产业呈现出储量大、增长快、多元化、应用广的发展特 征。其中平台经济是以数据驱动为核心模式的经济形态,数据逐渐成为平台经济的核心资产。平台经济在促进治数、用数能力提升,激发更多数据创新应用场景,培育形成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全国数据市场交易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幅超过30%,预计2030年将达到5000亿元的市场规模。平台企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资产的收集、整理、使用,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可交易、具有价值的数据资产,提高数据资产的流动性。根据麦肯锡公司的预测,数据流动每增加10%,对应将带动GDP增长0.2个百分点。平台经济在推动数据要素从“资源化”向“资产化”“资本化”跃升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激活内需市场潜能,助力筑牢就业基石。 平台经济借助大数据分析,创新和丰富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提升消费决策效率,促进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的释放。平台通过算法优化与供应链整合,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能够在微观层面激发消费活力,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贡献更大力量。同时,平台经济具备了创造性、机动性和融合性的特征,为劳动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就业选择,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解放了生产力,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扮演了“就业稳定器”的角色。2024年网上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突破25%,其中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同比增长35%。其灵活就业模式覆盖人群超2亿人。
支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好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平台经济通过数字化手段打破地域壁 垒、整合要素资源、重塑交易规则,成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平台经济以数据为枢纽,构建起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流程的数据信息网络,促进商品、服务、资本、数据的高效流动,助力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加速形成。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能够消除平台间的壁垒和隔阂,为消费者和入驻商户提供更多样的选择权,强化平台间的竞争,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秩序,形成综合价值的持续创造,更好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商业银行与平台经济的互动演进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更新,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平台经济与商业银行的互动不断演进,形成了从基础设施共建到生态深度耦合的发展路径,整体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支付通道合作(2000—2010年)。2000年前后,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平台企业搭建流量入口,提供服务,也需要银行提供支付接口。国内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与多家银行达成战略合作,2005年推出“支付宝卡通”,实现账户绑定与实时扣款。同期央行发布《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数字支付合法性获得监管的认可。
场景金融渗透(2011—2017年)。2011年后,二维码支付技术广泛使用,互联网平台对实体经济的渗透进一步拓宽。平台企业借助自身流量优势,尝试切入类金融业务,在平台企业线上场景中嵌入支付、理财等基础功能。负债端,2013年支付宝推出“余额宝”,将货币基金与支付账户绑定,2014年微信支付通过“红包”功能切入社交场景,支付份额快速提升。资产端,一方面,平台企业推出了“花呗”“借呗”“微粒贷”等互联网贷款产品;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和商业银行开启贷款合作,一种是银行和平台企业共同出资的联合贷款,另一种是平台引流客户初筛,银行自主放贷的助贷模式。2015年,央行、工信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银行与平台合作边界。
生态协同构建(2018—2020年)。随着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金融科技深度耦合,银行与平台的合作更加紧密,特别是2018年国内开放银行概念迅速升温,进一步促进了商业银行与平台经济的合作。国内开放银行主要是指商业银行与平台企业等第三方机构遵循开放、共享、共赢的发展理念,形成基于客户服务场景的合作模式,主要以应用程序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技术为支撑,以技术、业务、产品的开放、共享为重点,并逐步向数据开放等深层次领域延伸和拓展,将金融资源有针对性地向战略新兴、现代服务业等“两重一薄”领域倾斜,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202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和《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规范金融业机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2019年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中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借助应用程序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手段深化跨界合作,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将金融业务整合结构和模块封装,支持合作方在不同应用场景中自行组合与应用,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创新监管平衡(2021—2023年)。国内平台经济的创新与监管的规范治理平行推进,商业银行与平台企业的合作也进一步深化和规范。一方面,银行持续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力度,部分中小银行也加大与平台企业在区块链、隐私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力度,强化数字化风控、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规范平台经济的过程中,严格金融业务准入与持牌经营要求,禁止平台企业未经许可开展金融业务,并对现有金融业务进行整改;强化数据安全与算法监管,做好反垄断管理,做好支付工具与信贷、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分离,并加强股东资质、股权结构、资本、风险隔离、关联交易等关键环节的规范管理,落实投资入股银行保险机构“两参一控”要求等。这一阶段重塑了金融机构与平台企业的合作模式。
数据要素赋能(2024年至今)。2024年以来,国内高度重视数据要素体系建设,聚焦数据资产入表、可信数据空间建设、跨境流通等核心议题,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平台企业作为链接各方的核心枢纽,汇聚了海量的行业数据资源,在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推动数据要素向生产力转化的重要主体。商业银行作为社会经济金融活动中重要的资金枢纽,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形成巨量的数据沉淀,天然具有规模化、多维度、大体量的优势。随着数据要素管理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合作空间进一步扩大,在技术融合、场景创新、生态共建等方面展现出多层次协同潜力,促使双方合作从单向数据采购向生态共建跃迁,加速形成数据驱动金融,金融反哺产业的良性循环,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商业银行助力平台经济发展的策略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管理体制得以重塑,明确了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国务院办公厅和金融监管总局都发布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显著提升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的融资可得性及产品适配度,提升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质效。未来商业银行与平台经济的合作将呈现“技术—场景—生态—实体”的螺旋式发展路径,核心是通过开放生态打破数据孤岛,以智能技术提升服务效率,强化合规与创新平衡,助力商业银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从而为实体注入可持续增长动能。
科技金融: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矩阵。 平台企业作为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数字为牵引,利用数字技术,牵引供给侧改革、消费侧促进、供应链畅通、内外双循环和灵活就业,是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推动者。平台企业通过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推动底层技术突破,重点聚焦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通过产学研合作桥梁,更好推动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要积极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特别要发挥好综合金融服务的优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有效促进资本、产业、技术、人才的深度融合,更好助力平台企业发展。同时,商业银行可以开放银行等方式切入平台企业生态,借助物联网、卫星遥感、区块链等技术实时采集产业链数据,优化升级智能风控体系,优化抵质押品范围,以供应链金融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绿色金融:构筑碳数据生态。在“双碳”战略导向下,商业银行与平台经济之间在绿色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从数据底层来看,商业银行可以与平台企业合作,构建完善企业和个人的碳足迹数据库,为应用层面碳金融创新和构建绿色低碳生活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从应用中层来看,商业银行可以加大与平台企业的合作力度,为转型金融提供转型进度数据,有效匹配转型金融产品要求。从场景方面来看,不论是场景金融,还是碳金融产品,都可以对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碳足迹进行创新,开发绿色信贷、碳质押等新型融资产品。
普惠金融:破除信息不对称瓶颈。 平台经济涵盖了主要的电商和社交平台,与传统金融线下网点相比具有更高的覆盖度。商业银行与平台企业合作,有利于提高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的匹配度,促进普惠金融触达更广人群。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金融科技,能够助力传统金融降本增效,提高风险识别度,增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特别是对于长尾客户,商业银行与平台企业合作,能够实现普惠金融的直达和风险防控,确保普惠金融的发展满足监管要求。
养老金融:构建“金融+生态”服务体系。 随着银发经济市场规模逐步发展,平台经济中必将构筑线上线下融合的一体化养老金融服务平台,整合金融、健康、康养等功能,构建“金融+场景+生态”的养老服务体系,延伸“适老化”服务半径,为老年客群提供更加高效、精准、常态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养老服务。
数字金融: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 我国数字经济年产值有望超过70万亿元,经济规模增长迅速,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内数字基建全球领先,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并存,数实融合逐步实现,有利于未来发挥数据要素放大、叠加和倍增的效用,助推经济增长。商业银行要以数字金融为切入口,按照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更新升级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打好内部数据治理攻坚战,推进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数据资产和主数据管理工作,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在平台经济中共筑形成开放共享的数字生态,加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合作,为企业,特别是小微数字化转型提供智力支持,提供“融资+融智”的不止于金融的体系化服务。
市场体系: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 全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进程中,若能率先在平台经济层面构建统一大市场,就能够通过不同区域间商业模式的协同,解决不同地区数据资源使用和利益分配问题,消除平台经济领域内部的规则不够统一、竞争不够充分、开放不够深入、运行不够有序等系统性难题;同时,构建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能够强化平台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既有利于消费者,也可避免平台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持续攫取垄断利润,进而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秩序。为此,商业银行服务平台经济时,既要将其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也要关注平台经济的运营科学性,按照监管导向加强金融支持,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平台经济层面的高效实现。
作者:朱毅,中信银行资产负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