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娱乐专稿 （哈麦/文）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行业的大佬们都会齐聚上海，在论坛上讨论电影行业的变化和问题。

曾经，最重要的话题是东方好莱坞、合拍、电影公司为BAT打工、电影行业三角债，今年，变成了“降本增效”。

在观影人次下滑，市场持续不景气的情况下，大佬们都开始喊出必须要降本，提高电影的有效性。同时，要增加衍生品等收入，摆脱对单一票房回收的依赖。

降本

继电视剧行业后，电影行业的“降本增效”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上，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大麦娱乐总裁李捷、万达电影董事长兼总裁陈祉希都提出了现在电影成本过高的问题。

电影行业火爆的时候，电影的制作成本还没有那么高，投资电影的成功率相对比较高，大量热钱涌入，行业有活水。

但这几年，大盘票房在缩水，投资电影成功率在变低，但是电影的成本反而一直在涨，这让它的风险变得更高。

万达电影董事长兼总裁陈祉希曾作为制片人、监制做过《泰囧》《煎饼侠》《唐人街探案》《情圣》《缝纫机乐队》《动物世界》《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独行月球》《交换人生》《保你平安》《热烈》等很多热门电影，她说那一代新力量导演有一半是她帮他们做的第一部，那个时候产业非常好，成本非常低，当年做《煎饼侠》1200万，现在1.2个亿好像都拍不了一个电影。

她觉得是因为随着那一批新力量导演的成功，导演们都有更高的追求，不甘于只拍故事片，只拍小成本的电影，大家在追求工业标准的拉升。

标准的拉升意味着高投入，意味着内容周期变得更长，原来从剧本孵化到拍摄完到宣发，一年到十八个月可以拍出一个电影，而现在这批新力量导演都要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拿出一部电影。

《哪吒2》出品方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认为，电影行业面临的是系统性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在电影题材、类型选择上，在表现力、风格，以及视听效果这些方面，都必须重新做出定位和调整，提高电影的有效性、必看性。

在他看来，没必要像在高峰期那样每年生产上千部故事片，每年做到五六百部，有一半的规模就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另外，王长田觉得这几年行业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电影的成本上升得太快，而市场没有能力去消化这些成本。

“所以必须改革电影的生产机制，从制片的环节，从资金的分配比例，比如说在哪些方面倾斜，在哪些方面要减少，这些都要做出调整。”

同时处在售票、宣发、制作端的大麦娱乐总裁李捷提供了另一个角度，他说所有这个行业的资金全部在行业内部流转，没有大量外部资金进入电影行业。

“是若干个电影公司用自己的钱拍电影，然后结算完的钱再继续投电影，这其中没有外部资金。

同时由于电影市场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普遍存在的亏损风险，导致这个净资金的消耗率我认为每年下降10%-20%。

再往后如果没有大量观影人次作为支撑，投资方的资金和信心也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从制作方和宣发方的维度，李捷觉得电影的制作成本必须要下降了。

“如果市场端观影人次已经出现下降，制作成本也必须要下降。

这个也是一个滞后效应，今天观影票房下降和制作成本并不在一个周期，我们最近看到一些过会的项目，包括正在筹备的项目，包括主创片酬，包括置景，成本还是在市场最好的时间的成本，这样形成更严峻的问题。”

所以，李捷强调要做好电影的性价比。

“更加强调中小成本，好故事驱动，而不是依靠大的特效，或者大的置景，或者大的演员，支撑一个没有那么好的故事。”

降本的方法有很多，AI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工具。

李捷透露大麦娱乐在AI上做了一些探索，目前在国内有10个虚拟拍摄的棚，所有电影虚拟拍摄比例不能低于30%-40%，保证减少换景、置景的成本。

增效

降本的同时，还得增效。

而增加收入，目前能看到的最实际的方向，一个是做IP电影，运营版权，卖衍生品。另一个是卖海外市场。

《哪吒2》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王长田透露，《哪吒》推测带来GDP增量超过2000亿，衍生品销售额可能上千亿。

“不完全的统计，我们授权的一部分产品，最多一个产品门类带来上百亿的销售额。

当然片方分不到那么多，因为我们在授权方面，在合作方面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市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探索。

目前情况下，让其他衍生品开发商、生产商、销售商，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市场的红利，几百亿的销售额在此刻已经实现了。

当然还有大量盗版的。

最后我估计上千亿《哪吒2》衍生品的销售完全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觉得要重新去定位电影在产业链中的功能，降低电影票房在整个电影公司收入中的比例，降低票房依赖。

“国外是30%多票房的比例，中国降到50%也许也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90%以上依赖票房回收，也就是说没有票房的电影必然是亏损的，票房达不到规模也是亏损的。

而目前情况下，同样的影片，在此刻上映，我们只能按过去的40%-50%来预测它的票房。也就是说，一部影片几年前有10亿票房，现在可能是四五亿。

所以不降低票房的依赖，这个行业依然无法生存。”

海外票房方面，王长田预计《哪吒2》的海外票房最终可能超过1亿美元。

他认为中国影片出海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正好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在全世界逐渐打开市场，出于国外观众对中国产品的一种需求，他需要了解这个产品背后的文化，这就给中国电影产品出海带来机会。”

陈祉希也是类似的观点，就是增加票房以外的收入，让整个产业能够更加平衡。

“我们看了2024年财报，迪士尼和环球票房业务基本上占了40%的回收，非票业务占了60%。

如果行业有序，无论从影院收入结构还是单片收入结构，回到一个产业应该有的结构当中。

我们努力拉升非票收入，不管是在电影投资端，还是在电影院线端，让我们整个产业能够更加平衡。”

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隽也认为，IP运营和电影票房以外的周边产品，以及新兴的由电影本体的内容而研发出来的一些包括VR、XR，一些小型的互动式的影片内容，也是一种未来的趋势跟方向，需要电影企业在这个赛道上布局。

改变

回到源头，观众不爱看电影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短视频、游戏、线下娱乐的冲击？还是电影本身出了问题？要怎么做？

在王隽看来，这几年最大的变化，也是底层逻辑上的发展变化，就是观众的品位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多元，而且他们的审美也发生着挺大的变化。

“用很接地气的话来讲，观众对于电影要求越来越高。”

浙江华策影视总裁傅斌星也觉得，这一届观众的审美和对文化产品的认知、诉求各个方面，专业性都在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从业者的要求势必也会非常高。

“我们是在跟时代的需求、消费的需求去不断地进行相互共情、共鸣，相互寻找，重新找回那个链接的调整期。”

李捷用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哪吒2》证明中国观众依然是看电影的。

“灯塔研究院做了用户调研，发现《哪吒2》之后大多数观众对于好电影的评价标准又上升了15%。

春节档有很多电影票房没有达到预期，它不仅仅是观众的缺失，而是观众期望值没有得到满意。”

《年会不能停！》导演董润年作为创作者也在思考观众变化的问题，他通过刷短视频得到的感悟是，现在观众对主体性彰显的需求越来越重要了。

“电影不能把观众当成博弈的对立面，或者把短视频当成竞争的对手，电影只是观众彰显他主体性的一部分。

现在观众经常会在网上看一个电影切片，因为可以评论它，可以讨论它，把它形成我的态度。

以往我们给观众看一个好故事，希望观众能够得到娱乐、放松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面对有这么强烈的想要呈现出自己主体性，自己存在意义的这些观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主题表达，技术各方面比主题表达要次要了。”

《嘉年华》导演文晏说她现在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是，观众不再是坐在创作者对面默默接受电影里呈现的东西，而是有非常强烈的参与感。

“像很多线下活动非常火爆，就是因为他们愿意有那种在场感、参与感，电影也是需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作为创作者，我们要深刻理解，这一代观众他们成长起来，就是看着视频，是在网络上，在游戏中，在所有多媒体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他不只是读了一本书成长起来的，所以对于视听的要求非常高，对于类型叙事的要求也会非常高，像传统的那种叙事模式，他们早就厌烦了，看着就睡着了。

所以必须要在类型上找到创新，在主题表达上要更精准。”

《河边的错误》导演魏书钧觉得，这是观众主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创作者被动觉醒。

“观众从原来把看电影当成一个仪式感或者生活方式，到现在他更多希望从电影里面不仅是得到类型的、娱乐性的部分，更多是一种情感共鸣，或者是心理代偿，或者是一种社交话题，要求创作者提供更丰富的和观众的连接。”

当然，面对观众的变化，面对市场的不景气，从业者还得拥有信心。

王长田认为中国电影发展到现在应该重新定位电影在整个文化产品中的地位，思考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行业规模，电影的产量，电影的品质，以及市场推广等一系列问题。“大家需要冷静的思考，找出应对的办法。”

李捷觉得行业从创作维度、制作的成本、宣发，全面都需要自我革新，都要变化，需要重新出发，行业还会迎来爆发。

“电影过去几十年在全球都出现周期性的变化，我相信所有困难都是暂时的，未来一定还有一个新的爆发。”

傅斌星说任何事情持续做好的唯一秘诀就是永不放弃。

“我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同行，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创作者，还有那么多经验丰富的前辈们，未来中国电影一定是从大国走向强国的进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