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信用社的贷款该还了”，坐在深圳晚高峰的地铁里，林乔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消息出神。母亲发来的这行字，让她的胃又习惯性绞痛起来。

三年前从马来西亚留学归来时，她以为等待自己的是光鲜的写字楼和体面的薪水，万万没想到如今只是在龙华一家留学中介工作，月薪7200元，每月还完贷款后连想吃顿像样的火锅都要考虑再三。

深圳是一个不缺留学生的城市，像林乔这样的“普通家庭留学生”正在形成一个特殊群体。

留学，对于家底殷实的家庭来说，只是一个稀松平常、轻而易举的选项。但对于家底平庸甚至拮据，但期盼着自家孩子出人头地、实现阶级跨越的家庭来说，是需要“举全家之力”甚至去借钱贷款才能实现的。

并不优渥的经济条件，让这些家庭的孩子不得不放弃美国、英国、澳洲等成本高昂的留学目的地，选择日本、法国、马来西亚等性价比更高的国家。

成本低，往往也就意味着名校率低、毕业人数多，所获文凭并不具有明显竞争力。

但他们还是选择背负家庭的期盼搏一搏，克服着独处异国的孤独感，一边学习一边兼职打零工补贴生活。当他们终于带着学历回到国内来到深圳，满心以为将迎来转机，却迎来残酷现实的痛击：

留学生光环不再，职场认可度锐减，普通海归求职者饱和，竞争激烈。斥巨资留学几年，归来月薪只有七千，甚至不如那些早早在国内读完本科、步入社会的同龄人。

01

“海归光环？在深圳HR眼里一文不值”

在许多老一辈眼中，留学还是“阶层跃迁”的通道。但在今天的现实面前，这条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陡。

林乔的马来西亚文凭在求职时成了“隐形枷锁”。“QS排名300开外的学校？”HR把简历推回来的动作，让她想起吉隆坡房东退押金时的嫌弃表情。

现在她帮客户申请马来西亚学校时，总在话术里加上“性价比之王”这个词——就像当年中介对她母亲说的那样。

“记得刚回国的时候，投了200多份简历，最后只收到5个面试邀请。”林乔苦笑道，“最讽刺的是，现在的工作就是帮别人申请马来西亚学校。”她的工资条显示，扣除五险一金后，每月到手7200元，偶尔业绩好，加上提成才能勉强过万。

但减掉在深圳租房、生活等必要花销，再减去3000元要用来还贷和补贴家用的钱，林乔自己手头就所剩无几了。

刘程发现法国公立大学的文凭还不如技术证书好使。某次面试时，总监直接问：“你拍的短片有超过10万播放吗？没有？那留不留学有什么区别？”现在他剪辑的带货视频，背景音乐用的还是自己在塞纳河岸录的环境音。

“月薪7000元，在深圳勉强够活。”刘程给我们看他的账单：房租2500元，吃饭1500元，交通通讯500元，给家里寄1000元，留1000元社交用，剩下的500存也不是，花也不是。

“父亲最近查出了腰椎间盘突出，但为了省钱不肯去医院。看着自己的工资，有时候在想自己是不是配不上父母尽心尽力送我出国留学。”

有次路过母校看见宣传栏上的交换生海报，她突然发现当年羡慕的“国际化人才”标准，现在已经变成了“有三年以上直播经验者优先。”

“6500元的工资，在深圳真的很难。”曾艺说，“最难受的是同学聚会，看着当年没出国的同学都买了房，而我还在为下季度房租发愁。”

02

“卖房留学，是我们全家最疯狂的决定”

林乔至今记得离境那天母亲不舍的眼神。

把湖南县城村里的小平房卖掉后，他们全家厚着脸皮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里借住了半年，等林乔的学校申请通过。

起初林乔并不想出国，一是觉得在山里的姑娘能读完大学本就属于幸运，二是家庭条件并不宽裕，出国无疑是给父母徒增负担。她说：“虽然读的是二本大学，但早点出去工作也好。可是父母希望我可以更‘出人头地’。”

“你爸在五金厂拧了二十年螺丝，我们赌你能拧开命运的门。”母亲把卖房的40万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林乔报考雅思班，另一部分分批换成马币，给她去马来西亚留学用。

在马来西亚的大学，林乔每年的学费是5.8万马币（约合人民币9万元），两年硕士课程总计需要18万元人民币。为了省钱，她选择与三个中国留学生合租一套老旧公寓，每月租金1200马币（约1800元人民币），分摊下来每人只需支付450元。但公寓年久失修，雨季时天花板渗水，墙壁上爬满了霉斑。

“最困难的时候，我连续吃了三周的方便面。”林乔回忆道，“有次在课堂上突然头晕目眩，校医检查后说是因为低血糖。”

她翻开当时的记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开支：一个月伙食费控制在800马币（约1200元人民币），交通费200马币，手机费100马币……每一笔的花费都精打细算。

相比之下，刘程家在成都，父母经营一家食品加工的小厂，生意稳定但谈不上富裕。为了支持他去法国留学，从没出过国的父母卖掉了一套不再出租的老公寓。“不卖也能过，只是我们想让你多一点筹码。去吧，去看看埃菲尔铁塔到底有多高。”父亲这么说。

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的学费相对便宜，每年只需3770欧元（约2.9万元人民币），但法国的高物价，让刘程捉襟见肘。他租住在学校附近一个9平米的阁楼里，月租450欧元（约3680元人民币），虽然能申请到200欧元的住房补贴，但剩下的250欧元仍需自付。

“最难忘的是圣诞节那天，”刘程说，“所有法国同学都回家过节了，我一个人在阁楼里吃着泡面，窗外的雪下得很大，暖气却坏了。”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听见父亲在电话那头咳嗽，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曾艺的家在广州，父母是普通事业单位职工，家境和刘程相似，不算富但稳定。

她本科是211，申请日本的研究生后，父母拿出存款，再贷了十万元给她。“我们不希望你因为眼前差三五万块而错失一段好的人生经历。”

在日本语言学校期间，曾艺每年的学费是82万日元（约4.9万元人民币）。为了省钱，她选择住在学校提供的四人宿舍，每月租金3.5万日元（约2100元人民币）。

“宿舍没有暖气，冬天特别难熬。”曾艺回忆道，“我们四个女生就挤在一张毯子下复习，互相取暖。”

他们几个家庭，都不是出于“富有”而出国，更多出于“不甘”——不甘孩子被局限在本地本科、内卷、月薪四千的轨道里，不甘青春只有一种路径。

03

“留学最难的不是经济，是瞒着父母谎称顺利”

吉隆坡雨季的霉味成了林乔最熟悉的味道。她租住的公寓卫生间永远渗水，墙上地图状的霉斑每天都在扩张。

有次洗澡时天花板掉下一块墙皮，她蹲在积水中哭了半小时——不是为害怕，是心疼要赔的押金。

为了贴补生活费，林乔在学校的图书馆找了份兼职，时薪12马币（约18元人民币）。“每天工作4小时，刚好够一天的饭钱。”

她说，“有次为了赶论文熬夜到凌晨三点，第二天在图书馆整理书架时差点晕倒。但是你也不敢生病呀，在国外生一次病可贵了！用多喝热水的‘土方法’再睡一觉，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刘程每次提到自己在巴黎的留学生活，都自我调侃道：“我的巴黎浪漫生活是每天连轴转。”

在同班的富二代同学购物、喝酒、参加派对时，刘程开启了勤工俭学之旅。

有课的时候就上课，空闲时间会兼职拍摄、做视频后期，实在是没单子，某个月需要多余支出的话，就去找个餐厅做端盘子的兼职。

刘程的父母除了每个月初第一天的“生活资助”之外，基本每天都会给他打个电话，偶尔也会问他钱够不够用。他说：“我怕他们担心，就说‘最近学业挺紧，没怎么花钱’。”

曾艺在东京生活稳定些。她住在学校宿舍，每月房租不到四千元，平时兼职做翻译，一周固定4个晚上去便利店做店员，时薪是1100日元（约66元人民币），足够支撑生活费用，她也从未跟家里提过自己做夜班的事。

有一次她在便利店碰到醉汉，一句话都没敢回嘴，默默躲在收银台里报警。店长闻讯而来，却说“中国人就是事多。”那晚她对着储物柜里全家福，把嘴唇咬出了血。

“留学最难的不是经济，而是你不想让父母知道你其实没那么‘顺利’。”她说，“他们已经花了很多钱给我出国读书，剩下能解决的都尽量自己解决，我们都太想做个让他们放心的孩子了。”

对一些家庭而言，掏空家底供孩子留学，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不能错过”的焦虑。

而对孩子而言，那份“不能让父母失望”的压力，可能才是最重的负担。

如林乔所说，“我爸妈不是富人，但他们愿意为我做一件代价昂贵的事。我想我应该做的就是，不辜负。”

只是她没想到，毕业后，这份压力仍在延续，甚至有增，无减。

备注：文中人物为化名。

文丨大壮

部分图源Shenzhen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