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糖王”、“酒店大王”这样的荣誉对郭鹤年来说基本毫无意义,他不在乎这些虚名,而且这种称号其实也不能说明郭鹤年的商业成就。
郭鹤年是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华人之一,他的财富规模或许不如李嘉诚,但他的商业地位不逊色于对方。
而且郭鹤年养生有道,在中国的百岁老人中,他大概是最富有的一个。
郭鹤年比李嘉诚年长数岁,他的人生比李嘉诚更简洁,甚至可以说更为理性。工作或忙碌是郭鹤年的爱好,他坚信忙碌是一种治疗,唯有如此才不至于浪费生命。
除了结婚时候和一次陪伴母亲的旅行之外,郭鹤年基本是全年无休,至于他经商的动力,除了为家庭构建财富基础之外,就不得不提到他与银行家的是非恩怨了。
“在我创业时,驱使我努力赚钱的首要原动力,就是银行家对我的羞辱。除非你能奋力爬到岩礁顶部,否则便有被淹没的危险。我心想,该死!难道这就是商界?这就是资本主义?如果这还不能激励我们进取,努力赚钱,向那些银行家还以颜色,还有什么更能鞭策你向前呢?”
郭鹤年是在父亲去世后开始接手家族生意的,柔佛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州之一,他父亲是柔佛州南部的大米代理商和经销商,与英国人关系很好。
在继承了父亲的生意后,他要从英国军事管理局贸易及工业部的物资供应主管那里取得大米的代理权,但对方要求他必须有银行开具的10万元信用担保才行,这在1949年是一笔巨款,郭鹤年是年轻人,公司也是新成立的,要取得这个担保非常难。
于是郭鹤年找到了自己的高尔夫球友——汇丰银行当地的分行经理,他本来以为彼此关系不错,应该可以获得帮助,但对方表示生意就是生意,不能跟友谊混为一谈,郭鹤年要想取得银行的10万元信用担保,就必须存10万元到银行作为定期存款才行(没有利息)。
这实际上就是让郭鹤年自己为自己担保,在那个年代,银行也是有歧视的,西方人贷款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刁难。
因为在汇丰银行这里体会到了羞辱,让郭鹤年有了强烈的发财动力。
“银行家只奉行简单信条:把钱借给不需要借钱的人。当你身无分文时,银行视你如麻疯病人,避而远之。这真是世间一大讽刺。”
谁也不清楚郭鹤年当时受了多大的刺激,反正他从此之后对大多数银行都没有好印象。
而在银行看来,它们当然要尽可能地规避风险,对于一个刚创办公司的年轻人,它们的管理者自然是十分谨慎和保守。
不过像郭鹤年这种守信誉、奋发有为的年轻创业者确实应该获得支持,何况汇丰银行对于西方白人贷款的条件就很宽松,哪怕骗子都会获得贷款。
晴天送雨伞,越是不需要借钱的人越有人愿意借钱给他,不仅是银行,世态本来就是这样的。
郭鹤年说他在创业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获取银行信贷,“自汇丰银行那次精神上的打击后,我痛恨与任何银行打交道。我努力工作,但不知道怎样向银行表现自己。我的脾气、性格和敏感的特性使我难以向银行卑躬屈膝。”
由此可见郭鹤年是那种自尊心非常强烈的人,他极为痛恨社会的不公和歧视。
“银行家不是我的朋友。只是在我的朋友当中,碰巧有一些银行家。”
在郭鹤年需要通过银行信贷发展事业的时期,他得到了盘谷银行创始人陈弼臣的帮助,陈弼臣在泰国在东南亚都是非常知名的人物,他对泰国的经济贡献巨大,郭鹤年表示大多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商都曾受过陈弼臣的恩惠。
陈弼臣第一次见到郭鹤年后就亲自去其公司拜访,他对郭鹤年的经营才能很欣赏,在双方交流过后就给了郭鹤年公司1000万元的信用担保,而且还有500万元的银行承兑信用证,这样郭鹤年的资金压力就大大缓解了,可以先提货,把货物卖掉后再还钱给银行。
这让郭鹤年大为感动,尽管他说银行业是一个无情的行业,但他也认为陈弼臣这样的银行家确实称得上朋友。
“一位杰出的银行家对我表示充分的信任。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商人来说,能获得这样出手相助着实重要。我亦因此增添了不少信心,相信自己将来会获得更多信贷、更多融资,使生意不断壮大。”
在生意场上,信任是无价的,生意需要理性,可感性也必不可缺,毕竟数字不是全部,人是有感情的人,特别是对华人而言,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其实是更大的原则,不能仅仅凭借合同说话。
“如果一个人无法借到分文,又如何创业开展人生呢?”
白手起家也需要资本,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起家的本钱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毕竟做生意是需要前期投入的,没有人可以无中生有,“空手套”很容易落入骗局。
郭鹤年的经商才能毋庸置疑,他有做生意的天赋,在生意场上他如鱼得水,他嗅觉敏锐,擅长与各方面的人物打交道,他对人心的把握也很精准。
在获得陈弼臣的支持后,郭鹤年的生意越做越大,很快就成为了商界翘楚。
老一辈生意人的原则、理念和规矩值得我们敬重,他们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相比郭鹤年那个时代,受益于时代进步和技术发展,现在的创业者有了更多的融资渠道,所以如今的年轻人其实有更好的创业条件和环境了。
但我们必须注意,“第一桶金”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外部的资本只是助力,能帮助你也能收回去,根本在于自己的成长。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