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曾令俊

“银行与助贷机构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一位银行业资深从业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如此评价当前助贷市场的格局变化。

10月1日，《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即助贷新规）正式实施。仅仅一个多月后，乌鲁木齐银行、贵阳银行、龙江银行等多家区域性银行相继压缩或终止互联网助贷合作，部分银行甚至将合作机构名单清零。

部分中小银行“切割”助贷业务，折射出24%利率红线划定后，银行业风险逻辑的变化。中小银行开始从“数量优先”转向“质量聚焦”，头部助贷平台成为优先选项。

“头部平台有数据积累，能提供反欺诈模型，虽然分成高，但不良率更低，风险较低。”上述银行业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解释道，这是权衡风险后的必然选择。

合作退潮

助贷新规实施前后的对比堪称戏剧性。

2025年上半年，多家区域性银行还在密集扩容助贷合作版图，亿联银行6月公布的白名单数量较2024年11月虽有缩减，但仍保持十余家规模；贵阳银行彼时还在与多家互联网平台推进联合贷业务。

但短短数月后，行业风向彻底逆转。

乌鲁木齐银11月6日公告称，自10月1日新规实施起，已全面停止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存量业务仅做常规管理。

龙江银行按要求披露的合作名单中，唯一机构的状态赫然标注“已停止合作”，相当于宣告助贷业务阶段性终结。

针对助贷业务的变化，贵阳银行副行长李松芸在三季报发布会上表示，基于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主动对业务策略进行了调整，目前与互联网银行合作已到期，无新增互联网平台业务，仅有存量业务在正常管理。未来重点转向发展自主数字信贷能力，推动零售业务稳健发展。

即便是未完全“一刀切”的银行，合作标准也已大幅升级。比如，承德银行仅保留与蚂蚁、京东旗下部分公司的合作，对头部机构的依赖度明显加强。

“现在不是挑平台，是被平台挑。”有城商行零售业务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他们提交的合作申请中，80%的中小助贷机构因风控不达标被拒，头部平台则提出了更高的分成要求。

在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看来，“助贷新规”后，一些互联网贷款竞争能力较为薄弱的中小银行机构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中小银行机构在风控能力、流量获客、运营手段等多方面难以与熟悉互联网渠道与客群的平台机构匹敌，因此在助贷新规前对平台形成高度依赖。

银行愈发谨慎

“不是不想做，是做不起也不敢做了。”华南某银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对界面新闻记者说。多重压力交织下，助贷业务的性价比已跌至临界点。

监管硬约束成为最直接的导火索。2025年10月实施的助贷新规明确两大核心要求：一是实行严格的名单制管理，银行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合作，且需公开披露合作方；二是将增信服务费等全部计入综合融资成本，确保不超过24%的司法保护上限，这直接堵死了此前 “24%利率+隐性服务费”的灰色操作空间。

上述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向界面新闻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一笔贷款明面利率23%，加上担保费、咨询费实际能到30%，现在打包后利率必须压到24%以内，银行资金成本3%，给平台分成7%，再扣掉风险拨备，基本没利润。”

资本充足率压力则成为隐形枷锁，新规要求银行将增信服务机构的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定期评估代偿能力。

“我们去年资本充足率刚达标，助贷规模再扩张5个亿就要触发监管预警。”西部某城商行董办负责人对界面新闻记者说，权衡之下只能选择收缩。

在旧有逻辑中，中小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是“敢放高息”。部分银行甚至与助贷平台约定”兜底分成”，即平台承担不良风险，银行收取固定收益，风险与收益严重错配。

上海某助贷机构负责人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新规前有银行明确要求我们导流24%-36%利率区间的客户，靠着利差套利，他们的助贷业务收益率能到8%。”

苏筱芮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多家区域性银行近期相继压缩或终止互联网助贷合作，主要存在以下原因：

一是合规风险，助贷新规强调了银行机构的主体管理责任；

二是担忧信用风险，助贷新规多处强调收费、利率相关，在新规落地背景之下，原本的高定价客群融资渠道收缩，可能导致共债风险进一步传导；

三是新规之下助贷业务的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中小银行在资本管理等工作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红线之下，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成为核心标尺。“我们把客户准入标准从征信无严重逾期提至近三年无逾期，通过率从45%降到18%，但至少能保住利差。”上述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这种“宁丢规模、不冒风险”的逻辑已成为行业共识。

市场空白处也滋生出新型风险。上述助贷机构负责人对界面新闻记者说，部分被主流机构拒绝的高风险客群，正流向“月系融担”等非法平台，这类平台通过小额短期+高额担保费模式，将实际利率推高至300%以上，还衍生出“租机套现”等变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