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的春天总是从江雾散去开始。

那天下午，我推开“大同江”餐馆厚重的木门时，她正踮着脚擦玻璃柜。午后三点的阳光斜斜地切进来，把她整个人裹在一层毛茸茸的光晕里。听见门铃响，她慌忙转身，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

“欢迎光临。”她说中文时，每个字都像小心翼翼捧着的瓷器。

我选了靠窗的位置。她递来菜单，指尖有细小的裂口——是经常沾水的人特有的痕迹。

“冷面，一份泡菜。”我说。

她点点头，退到一旁。但没完全退开，而是站在光线刚好照不到的阴影里，等我点完才转身去后厨。那是个很细微的动作，我却莫名记住了。

后来我常去。每次去，都坐同一个位置。她也渐渐记得我——会在冷面里多放两片牛肉，会在泡菜碟边摆一朵胡萝卜雕的小花。

她叫金英顺，二十二岁，平壤人，金日成综合大学俄语系三年级学生。来丹东是学校的“社会实践”，为期两年。

“社会实践？”我第一次听说时，有些惊讶。

“就是工作。”她的中文进步很快，“为国家赚外汇。”

她说这些时，眼睛看着窗外。江对岸是她来的方向，但她很少提起家乡。更多时候，她说丹东——说这里的路灯亮到半夜，说超市里有那么多颜色的饮料，说春天来时，整条街都是卖草莓的小贩。

“草莓很贵。”有一次她小声说。

“你喜欢草莓？”

她没回答，只是轻轻摇头。但她的眼睛不会说谎——那种渴望太明显了，像孩子盯着橱窗里的糖果。

四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丹东草莓上市了。我买了两盒，拎着走进餐馆。下午三点，店里空无一人。英顺在柜台后看书，听见门铃，慌忙把书塞到抽屉里。

“给你的。”我把草莓放在柜台上。

她盯着那抹红色，整个人僵住了。许久，她伸出手，指尖停在保鲜膜上方，微微颤抖。

“这要……多少钱？”她问。

“一百二。”

这个数字像某种咒语。她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太贵了。”她说，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一百二十元……在平壤，可以买二十公斤玉米。在乡下，够一家人吃一个月。”

她不是抱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可那种平静的语气，反而让人心头发紧。

“尝尝吧。”我说，“不然怎么知道草莓的味道？”

她还是摇头：“我想……留给弟弟。”

“你弟弟？”

“嗯，在乡下，和奶奶一起。”她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水光，“他今年十岁，没见过草莓。只在课本上见过图片。”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柜台边缘，一下，又一下。

后来我知道，她父母都在平壤工作，弟弟因为身体不好，被送到乡下奶奶家。她来中国前，弟弟拉着她的手问：“姐姐，草莓甜吗？是什么红？”

“我答不出来。”英顺说，“因为我也没吃过。”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空荡荡的餐馆里。我打开草莓盒子，取出一颗递给她。她犹豫了很久，才接过去。没有马上吃，而是举到眼前，借着窗外的光仔细看——看那细小的种子，看那从深红到浅粉的渐变。

然后，她轻轻咬了一小口。

那一瞬间的表情，我至今记得——眼睛微微睁大，睫毛颤动，像是被某种巨大的温柔击中了。然后，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一颗接一颗，砸在柜台上。

“对不起。”她慌忙擦眼泪，“我只是……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甜的东西。”她说，声音哽咽，“我弟弟……应该尝尝这个味道。”

她把剩下的半颗草莓仔细包在纸巾里，放进口袋：“我想带回去，给他看看真的草莓。”

“鲜草莓放不住的。”我说。

她当然知道。所以她只是摇头，眼泪又掉下来。

那之后，我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每次草莓季，我去餐馆时都会带一颗——不多，就一颗。她会在打烊后吃，小口小口地，吃得无比珍惜。

第一颗，她吃了十分钟。第二颗，她问我能不能蘸一点点白糖。第三颗，她吃着吃着忽然笑了，说：“我妈妈说她结婚时，宴席上有草莓罐头，每桌一小碟，那是她这辈子吃过最甜的东西。”

“你想带草莓罐头回去吗？”我问。

她的眼睛亮了，又暗下去：“罐头……也很贵吧？”

“我送你。”

她摇头：“不行，太贵重了。”

“不是给你，”我说，“是给你弟弟的。告诉他，是中国的一个叔叔送的，希望他好好长大。”

这句话好像打开了某个闸门。那天下午，她说了很多——说乡下的奶奶腿脚不好，说弟弟想当老师，说她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存够钱，在平壤租个小房子，把家人都接来。

“要很多钱吗？”我问。

“很多。”她笑了，笑容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疲惫，“但我还年轻，可以努力。”

五月底的一天，我去餐馆时发现她在哭。不是默默流泪，是那种压抑的、肩膀剧烈颤抖的哭泣。后厨传来经理的斥责声，用的是朝鲜语，我听不懂，但能猜到大概——她打碎了一叠盘子。

我等到打烊。她红肿着眼睛收拾桌椅，看见我时，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对不起，让您看到难堪的样子。”她说。

“发生什么事了？”

她摇头，不肯说。但眼泪又掉下来，怎么擦都擦不完。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江边。对岸新义州的灯光稀稀拉拉，像快要熄灭的炭火。她终于开口——原来，她收到了家里的信。奶奶病了，需要手术。手术费相当于她在丹东一年的工资。

“我存的钱……不够。”她说，声音很轻，几乎被江风吹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江风吹起她的头发，露出苍白的额头。她才二十二岁，但眼睛里已经装下了太多东西——家人的病痛，生活的重量，还有那条横在面前的、名叫“钱”的鸿沟。

“我想辞职，”她说，“去南方打工。听说南方工资高……”

“合同没到期，能走吗？”

她沉默了。答案我们都知道。

那天分别时，我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天，我去银行取了一笔钱——不多，但足够支付手术费。我把钱装进信封，和两盒草莓一起，放在餐馆的柜台上。

英顺看到时，整个人愣住了。

“这是……”

“借给你的。”我说，“等你将来有钱了再还我。”

她盯着信封，手在发抖。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动作——她跪下了，就在餐馆光洁的地板上，额头抵着冰冷的大理石。

“您的大恩……”她泣不成声。

我慌忙扶她起来。她的眼泪滚烫，落在我手背上。

“不要这样，”我说，“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她摇头，又点头，哭得说不出话。

那笔钱改变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改变。英顺还是每天在餐馆工作，擦桌子，端盘子，对客人微笑。但她的眼神变了——多了一些光，少了一些惶然。

六月，草莓季快结束时，她告诉我一个消息：奶奶手术成功，弟弟考了全班第一。

“他说要谢谢您。”英顺说，眼睛里闪着光，“他说等他长大了，要来中国当面道谢。”

“告诉他，我等他。”

我们都笑了。窗外，鸭绿江在夏日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金光。

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七月初，英顺突然告诉我，她要提前回国了。

“为什么？”我问。

“家里需要我。”她说得很简单，但眼神里的无奈说明了一切——奶奶需要人照顾，弟弟还小，她是长女，是家里唯一能扛起责任的人。

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最后一个下午，我带她去草莓园。正是最后一茬草莓，红彤彤地挂在绿叶间，像无数个小灯笼。

她蹲在地垄间，小心翼翼摘下一颗，举到阳光下看。

“真美。”她说。

“多摘些，带回去。”

她摇头：“带不走的。鲜草莓……等不到过江。”

但她还是摘了一小篮。不是为自己，是为餐馆的同事们。“她们也没吃过，”她说，“让大家都尝尝。”

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江桥。她忽然停下脚步，望着对岸。

“安老师，”她第一次这样叫我，“您说，一百元的距离有多远？”

我没明白。

“在丹东，一百元是一盒草莓。”她轻声说，“在我家乡，一百元是一个月的口粮，是奶奶的一瓶药，是弟弟的一双鞋。”

她转过身，看着我：“这一百元的距离，我要走多久才能跨过去？”

我答不出来。江风吹过，把她的头发吹乱。她站在国境线这边，望着那边，像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

分别时，她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本手抄的俄语诗集，每一页都工工整整，配着彩色铅笔画的插图——春天的金达莱，夏天的稻田，秋天的苹果，冬天的雪。

最后一页，画着一颗鲜红的草莓。下面用中文写着：

“有些甜，记得就好。”

还有一行小字：“欠您的钱，我一定会还。以生命起誓。”

我送她到检查站。不能再往前了。她提着简单的行李——几件衣服，几本书，还有我硬塞给她的一箱草莓罐头。

走到关口时，她回头看我，深深鞠躬。然后转身，消失在门的另一侧。

英顺走后，丹东的夏天格外漫长。我偶尔会去“大同江”，但坐在靠窗的位置时，总会下意识看向阴影处——那里空无一人。

秋天，我收到一封信。信封很朴素，邮戳是朝鲜。信很短：

“安老师：奶奶康复了。弟弟跳级上了初中。我在平壤一所中学教俄语。您的钱，我已开始偿还——每月还五元，可能需要很久，但我会一直还。草莓罐头，我们留到新年才打开。弟弟吃了一口，哭了。他说，这是姐姐用距离换来的甜。谢谢您。金英顺。”

随信附着一张五元人民币，叠得整整齐齐。

我的眼眶突然发热。

从那以后，每个月的十五号，我都会收到一封信。每封信里都有一张五元人民币，有时新，有时旧，有时还沾着细小的污渍——那是穿越千里而来的痕迹。

信的内容很固定：报告家人的近况，弟弟的学业，她的工作。有时也会问起丹东，问江边的柳树是否还绿，问书店街是否还有卖旧书的小摊，问草莓什么时候上市。

我一一回信。告诉她丹东的变化，告诉她我书店的生意，告诉她春天第一筐草莓的价格。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联系。隔着一条江，隔着两个世界，但那些五元的汇款单，像一根细细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三年过去了。收到的汇款单攒了厚厚一叠。我用一个铁盒子装着，放在书架最高处。有时夜深人静，我会打开盒子，数那些五元纸币——三十六张，一共一百八十元。离当初的数目还差很远，但我知道，她会一直寄，直到还清为止。

第四年春天，草莓又红了。我照例买了一盒，放在柜台上。下午的阳光很好，我坐在窗边看书。

风铃响了。

我抬起头，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少年。

女人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套裙，头发在脑后挽成髻。她老了些，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她身边的少年十四五岁，瘦高，背挺得笔直，眼神清澈。

“安老师。”女人开口，声音有些颤抖。

我愣住了。手中的书掉在地上。

“英顺？”

她点头，眼泪瞬间涌出来。她身边的少年深深鞠躬：“安叔叔好，我是金英浩。”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窗外的阳光，书架上的灰尘，空气中漂浮的微尘，全都凝固在那一刻。

英顺走过来，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双手递给我。信封很厚，里面是一叠人民币——有百元的，有五十的，有十元的，还有那些熟悉的五元纸币。

“最后一笔，”她说，声音哽咽，“连本带息，一共两千元。我……还清了。”

我没接信封，只是看着她。四年了，她变了，又好像没变。眼睛里的疲惫少了，多了些从容。但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还在，像随时准备面对生活的不测。

“你……”

“我调到了外贸部门，”她说，“这次是来丹东参加贸易展会。只有三天时间。”

她拉过身边的少年：“这是我弟弟，英浩。他今年考上了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

少年又鞠了一躬，用流利的中文说：“安叔叔，姐姐常说起您。谢谢您当年的帮助。”

我请他们坐下，倒了茶。英浩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上，是个很规矩的孩子。但他的眼睛很灵活，好奇地打量着书店的每一个角落。

“很漂亮的书店。”英顺说，“和我想象中一样。”

“你想象过？”

“嗯，在信里。”她微笑，“每次读您的回信，我都在脑海里描绘这里的样子——书架有多高，窗户朝哪个方向，您坐在哪里看书……”

她说得很平静，但眼眶又红了。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英顺说起平壤的生活，说起她在中学教书的经历，说起调到外贸部门的机遇。英浩则腼腆地分享他的学习——他最喜欢鲁迅，能背《故乡》的全文。

“我想当翻译，”他说，“把中文书译成朝鲜文，也把朝鲜的书介绍到中国。”

“很好的理想。”我说。

傍晚，我带他们去江边。夕阳把鸭绿江染成金色，对岸的新义州笼罩在暮霭中。我们站在当年分别的地方，一时无言。

“一百元的距离，”英顺忽然开口，“我走了四年，终于跨过来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但有些距离，可能一辈子也跨不过去。”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那条江，那道国境线，那些看不见的界限。

“但至少，”我说，“草莓的甜味跨过来了。”

她笑了，眼泪在夕阳下闪着光。

英顺在丹东只待了三天。临走前，我带他们去了草莓园。虽然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大棚里还有零星的草莓。

英浩第一次见到长在地里的草莓，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他小心翼翼地摘下一颗，递给姐姐。

英顺接过，没有马上吃，而是举到阳光下——就像多年前，在“大同江”餐馆的柜台前那样。

“真美。”她说。

然后，她咬了一小口。闭着眼睛，细细品味。

“还是那个味道。”她轻声说。

离开时，我准备了两大箱草莓罐头。英顺想推辞，但我坚持。

“这次不是给你弟弟的，”我说，“是给你同事的。让大家都尝尝，丹东草莓的味道。”

她终于收下。在检查站前，她像当年那样，向我深深鞠躬。英浩也跟着鞠躬。

“安叔叔，我会再来的。”少年认真地说，“等我大学毕业，我要来中国留学。”

“我等你。”

英顺直起身，眼里含着泪，脸上却带着笑：“欠您的还清了，但情分……我会记一辈子。”

她转身走向关口。这一次，她没有回头。

我站在江这边，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门后。夕阳完全沉下去了，对岸的灯光一点点亮起。江风吹过，带着春末的暖意。

回到书店，我打开英顺留下的信封。除了钱，里面还有一封信：

“安老师：这一百元的距离，我走了四年。但我知道，有些人，有些情谊，是永远无法用钱衡量的。谢谢您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谢谢您的草莓，谢谢您的书店，谢谢您让我相信——世界的另一端，真的有光。金英顺。”

我把信折好，放进铁盒子。盒子里那些五元的汇款单，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枚枚时间的书签。

窗外，夜色渐浓。鸭绿江成了一条黑色的缎带，对岸的灯火像散落的珍珠。

我知道，明天还会有客人来，也许是寻找故事的人，也许是寻找希望的人。而我的书店会一直在这里，在国境线上，在江水边，像一个温柔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