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过很多进士，但既是进士又是银行家的，唯独民国年间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30余年的叶景葵一人。叶景葵（1874年—1949年），字揆初，号卷盫，又号存晦居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叶景葵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叶作舟中举后曾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为官。因为家庭的缘故，叶景葵自幼修习举业，而他的科考之路也堪称顺利：20岁时，他便得中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9岁的叶景葵得中癸卯科二甲进士。

1893年，叶景葵奉父命到山东济南成婚。在其岳父的结义兄弟赵尔萃的引荐下，叶景葵得到清朝大吏赵尔巽（赵尔萃胞兄）的赏识。之后，他进入赵尔巽的幕府并跟随后者到各地任职。1905年后，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叶景葵为幕中文案总办，其间剔除积弊，整理财政，“未及两年，所入骤增逾千万”，充分展示了善于理财的特长。

1911年初，叶景葵被清廷任命为天津造币厂监督。上任不久，又被清廷封以三品京堂，出任大清银行正监督。大清银行原为户部银行，叶景葵到京上任后，力主向中央银行方向发展，同时又起用一批专才，以加强对分行的领导。

1911年10月初，叶景葵奉度支部之命前往吉林查办官钱局火灾一案。孰料，刚行至沈阳，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得此消息后，叶景葵星夜回京，但此时大清银行已关门歇业。眼看事无可为，叶景葵只得辞职南下，结束了大清银行末代监督的短暂生涯。

和大清银行相比，叶景葵更早接触的是浙江兴业银行，而后者又与清末铁路热潮有关。1905年，在原两淮盐运使汤寿潜等人的牵头下，浙江绅商成立浙江铁路公司（以下简称浙路公司），并计划修筑从上海到杭州的沪杭铁路。在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的委托下，时在盛京将军衙门任职的叶景葵受邀在东三省为浙路公司招股。

1907年10月，浙路公司已收得实款925万元。为解决巨额股款的保管和运用问题，浙路公司决定成立银行，这就是后来的浙江兴业银行（以下简称浙兴银行）。按规划，浙兴银行资本额为100万元，由浙路公司出资40万元，其余招募商股。之后，汤寿潜等人再次邀请叶景葵为浙兴银行招股。但因为当时人只认钱庄而不知银行为何物，叶景葵只好自己认股5000元，由此成为浙兴银行的头批股东。

1908年，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由于受到后任总督徐世昌的排挤，叶景葵随后出任四川转运局驻沪总办。当时，由于其老友樊时勋是浙兴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叶景葵与浙兴银行关系日密，并遥领汉口分行经理近3年，直到1911年北上为止。

1912年后，叶景葵被浙兴银行选为董事，并于3年后出任董事长。上任后，叶景葵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次，将上海分行改为本行，杭州总行改为分行，全行业务重心移至上海；其次，选举叶景葵、蒋抑卮等7人为董事，叶景葵为董事长，全权决定银行的一切业务和人事调遣；其三，董事会下设总办事处，统管各省分支行。

之后十余年间，浙兴银行在叶景葵的带领下逐步走向兴盛。从存款情况看，1915年浙兴银行存款余额439万元，1926年已增至3312万元，在商业银行中连续多年排名第—；从收益上看，从1915年至1926年间，浙兴银行纯利371万元，平均年盈利率接近16％。因此，在当时“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浙兴银行始终位居榜首，是当仁不让的“老大哥”。

银行与实业一向共存共荣，利益与共。在扶持和促进民族工商业方面，浙兴银行也同样奋勇当先，声名卓著。如张謇的大生纱厂、范旭东的永利碱厂、穆藕初的郑州豫丰纱厂等，都曾因浙兴银行大力支持而得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修建钱塘江大桥时，叶景葵代表浙兴银行率先借款150万元，随后又邀请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组成银团共同贷款，大桥才得于1937年顺利建成通车。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工商业受到重创，银行放款多成呆账，浙兴银行也日渐颓败。在此期间，叶景葵被日伪百般拉拢，但均被严词拒绝。1945年，叶景葵辞任董事长，退居幕后。

除银行家身份外，叶景葵也是近代知名藏书家。数代以来，叶家一直读书做官，其先世建有藏书楼“紫藤花馆”，可惜后来毁于战火。到叶景葵祖父时，家族藏书楼有所修复。在此影响下，叶景葵也处处留心于各种善本书籍并在适当时机加以收购。

清末民初，时代巨变。在此冲击下，社会上有大量古籍善本散佚流出。1917年，江南藏书家吴昌绶将所藏40种明刊及旧抄善本出手作为嫁女之资。叶景葵听闻后，立刻出巨资将其全部买下。之后，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倾其所有，收得2800多部、3万余册藏书。在叶景葵的藏书中，主要以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书为主，其中最珍贵的当数清代地理学巨擘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手稿。

孤岛时期，因为战乱的缘故，沦陷区内文物古籍流失严重，叶景葵为此感到十分痛心。1939年春，他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志同道合者商议筹建一个私立图书馆，以尽到保护中华文化的一份责任。这一提议被众人认可后，叶景葵率先捐款15万元并捐出全部藏书。浙兴银行常务董事、多年的老搭档蒋抑卮也积极响应，随后捐出股票5万元、图书5万册作为支持。之后，王云五、王志莘等沪上知名人士各捐5万元，张元济也将早年陆续收藏的数千册藏书分批捐赠给了图书馆。

由于当时上海已有“鸿英”“明复”等以创办者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因而张元济等人也都提议以主要出资人叶景葵的名字来命名新馆。对此，叶景葵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图书馆应依靠大众的力量才能久远，而不应视为一家一姓之物，于是他提议以“合众”为馆名，并得到众人的赞成。随后，叶景葵出资购地建造馆舍。当时他只有一个要求：在馆旁筑一小楼为寓所。他说：“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为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此后，他便自号“书寄生”。

合众图书馆筹建期间，原任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青年学者顾廷龙应邀南下主持。1946年，合众图书馆总藏书量增至14万册。1949年4月28日，叶景葵突发心脏病去世。由于其晚年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合众图书馆的建设，因而除藏书外，身后别无积蓄。（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