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上市银行已经有42家了，但这并不包括广州银行。

尽管他一次次冲击上市，然而，到目前为止是屡战屡败。

在其官网上，依旧能看到一些关于上市的期许：

“展望未来，广州银行将以广州为中心，深耕大湾区、辐射长三角，努力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精品上市银行，以自身做优做强做大，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银行上市恐怕也没那么难，但对于广州银行而言，需要解开这一系列的困局：上市折戟、净利暴跌与高管更替的深层挑战。

2025年5月，广州银行发布的2024年度财报显示，其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3.86%至137.85亿元，净利润更是暴跌66.47%至10.12亿元。与此同时，深交所于2025年1月17日宣布终止该行主板IPO审核，标志着其上市16年征程再次搁浅。

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折射出广州银行在经营、治理与战略层面的多重困境。

IPO屡战屡败

自2009年首次提出上市计划以来，广州银行的IPO之路始终坎坷。2020年6月正式提交申请后，其进程多次因财务资料过期、更换会计师等原因中止，最终于2025年主动撤回申请。这一结果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

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净利润连续四年下滑，2021年至2024年，广州银行净利润从41.01亿元降至10.12亿元，年均降幅超30%。这一趋势与A股上市银行普遍要求的“连续三年盈利增长”形成直接冲突。

收入结构失衡：利息净收入占比超70%，但2024年该收入跌破百亿大关至96.67亿元，同比减少18.03%，核心业务动能衰竭。

资产质量隐忧与合规风险，不良贷款率高于行业均值，尽管2024年不良率降至1.84%，但仍显著高于同期商业银行1.50%的平均水平。且关注类贷款占比达4.96%，潜在风险敞口较大。

房地产风险敞口，截至2023年末，涉房贷款（公司+个人）合计604亿元，占贷款总额的13%，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2.07%，远超公司贷款不良率0.50%。

监管处罚频繁，2023年罚没金额达4480万元，2024年仍有8张罚单，涉及贷款管理漏洞、信用卡业务违规等，暴露内控缺陷。

资本补充压力与市场环境变化。资本充足率持续下滑，2024年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10%，较2021年下降0.85个百分点，逼近监管红线。IPO政策收紧：2023年8月后，证监会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对盈利能力弱、风险高的城商行审核趋严。同期，A股银行IPO已“空窗”两年，市场环境不利。

年净利润暴跌66%

广州银行2024年的业绩“塌方”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压力叠加的结果：

净息差收窄与利息收入失速。

利率下行挤压利润空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持续走低，叠加广东地区银行业竞争加剧，2024年净息差收窄至1.35%，较2021年下降0.8个百分点，利息净收入同比减少21.26亿元。

贷款结构调整滞后，公司贷款虽增长8.76%，但零售贷款余额骤降14.90%，尤其是信用卡贷款收缩18.11%，未能有效对冲对公业务风险。

非息收入全面萎缩

手续费收入下滑，经济弱复苏导致信用卡手续费收入回落，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减少18.52%至10.04亿元。

投资收益承压，资本市场波动加剧，投资收益同比下降8.68%，反映资产配置能力不足。

资产减值与风险拨备的消耗

信用减值损失高企，2023年计提减值损失84.82亿元，尽管2024年有所缓和，但关注类贷款攀升至229.21亿元，拨备覆盖率仅158.76%，风险缓冲能力薄弱。

战略摇摆与业务收缩

零售业务收缩，2024年零售贷款余额减少275亿元，信用卡分期业务暂停，导致高收益资产流失，加剧收入下滑。

资本约束下的规模扩张受限，总资产增速从2021年的17.37%降至2024年的2.77%，规模驱动模式难以为继。

高管频繁更替

2024年11月，农行背景的李大龙接任董事长，成为广州银行近年来第四任掌门人。频繁的人事变动背后，反映出治理层面的深层矛盾：人事动荡的负面影响。

战略连续性缺失，2018年以来，行长更替三次，独立董事人数长期不足，导致战略执行碎片化。

内控漏洞难补，原董事长姚建军被查、分行高管任命撤回等事件，削弱内部合规文化，加剧监管风险。

新任董事长的挑战与局限

经验与资源的双重考验，李大龙虽具大行管理经验，但广州银行需解决的资本补充、资产质量、数字化转型等难题远超单一领导力范畴。

短期业绩与长期转型的平衡，IPO终止后，资本补充依赖发债与利润留存，但净利润暴跌导致内生造血能力不足，制约改革空间。

治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股权结构优化，广州市政府持股比例超50%，需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善治理效率。

激励机制重塑，高管薪酬与业绩脱节（如2023年行长助理薪酬反超董事长），需建立市场化考核体系。

破局之道

广州银行的困境本质上是城商行粗放扩张模式的缩影。若要扭转颓势，需从以下方向发力：

聚焦区域特色，重塑差异化竞争力，深耕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微企业客群，利用地缘优势发展供应链金融、科技金融。

压缩高风险房地产敞口，加大绿色金融、先进制造业贷款占比。

强化风险管控与资本管理，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严控关注类贷款向不良迁徙。

探索永续债、优先股等外源性资本补充工具，缓解资本压力。

推动数字化转型与轻资本运营,加大金融科技投入，提升线上获客与智能风控能力。

发展财富管理、投行业务，降低对息差的依赖。

完善公司治理与人才体系优化董事会结构，引入独立董事强化制衡机制。

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并留住核心人才。

困局中的曙光与不确定性，广州银行的案例揭示了区域性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监管趋严与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生存挑战。

新任董事长李大龙的到任或为改革注入新动能，但若仅依赖人事更迭而非系统性变革，恐难扭转颓势。未来，该行需在战略定力、治理效能与创新能力之间找到平衡点，方能在行业洗牌中觅得生机。对于投资者而言，其复苏路径仍充满不确定性，短期内需警惕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五大结构性矛盾

股权确权困境与治理结构失衡

历史遗留的股东确权难题

广州银行前身为46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的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成立时股东总数高达18,489名，虽经多次清理仍存近1,400名未确权股东，涉及股权比例0.52%。尽管比例未超监管红线，但股东数量之多（自然人股东1,100户、法人股东296户）导致穿透核查难度陡增，且早期增资扩股存在定价程序瑕疵（如四次增资均以1元/股定价，未履行资产评估备案程序），引发合规质疑。

股权过度集中与同业竞争，大股东广州金控曾持股超90%，虽通过增资扩股稀释至42%，但仍存在"一股独大"风险。更关键的是，广州金控同时增持同城竞争对手广州农商行（持股8.41%成为第一大股东），两家银行业务区域、高管团队高度重叠（如现任广州银行高管多来自广州农商行），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违背上市规则。

盈利能力持续恶化与收入结构缺陷

净利润"三连降"与收入失速

2021-2023年净利润从41.01亿元跌至30.17亿元，年降幅达9.64%，2024年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再降12.55%。核心症结在于：

净息差持续收窄：LPR下行导致贷款收益率从2022年的5.56%降至2023年的4.95%，净息差缩窄36个基点至1.75%；

非息收入增长乏力：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不足10%，信用卡业务因投诉激增（2023年23,823件投诉）被迫收缩，信用卡贷款余额从1015亿元骤降至860亿元。

成本收入比攀升，成本控制能力退化，成本收入比从2022年的24.7%反弹至2023年的27.35%，反映经营效率下滑。

房地产风险敞口与资产质量隐忧

表内外房地产风险暴露

截至2023年末，表内房地产贷款达604亿元（对公280亿+个人324亿），占贷款总额13.8%。虽表内不良率仅0.50%（对公）和2.07%（个人），但通过科目腾挪隐匿风险：如宝能系6.99亿不良贷款被归类为"交通运输业"，恒大、奥园等房企关联项目风险未充分披露。

不良贷款率超同业均值，不良率从2021年1.57%升至2023年2.05%，显著高于同期商业银行1.50%和城商行1.15%的平均水平。关注类贷款占比4.51%，潜在风险敞口达209.92亿元，拨备覆盖率仅160.08%，低于行业均值45个百分点。

内控缺陷与监管处罚频发

合规管理漏洞

2024年收到监管罚单10笔，罚没金额679.71万元，涉及贷前调查失职（如南京分行被罚225万元）、信用卡授信违规（信用卡中心被罚350万元）等问题。

重大诉讼缠身，截至2023年末，涉案金额超千万元的未决诉讼达95件，总金额97.58亿元，暴露风控体系失效。

外部政策与市场环境挤压

IPO政策收紧与行业估值低迷

2023年"国九条"强化上市审核，银行IPO窗口期关闭（A股已三年无新增上市银行）。同时，银行股市净率普遍低于1，传统存贷业务模式难获资本市场青睐，广州银行94.79亿的巨额融资需求与政策倾斜的科技行业形成冲突。

区域竞争与战略摇摆，作为广州本土最大城商行，制造业贷款仅占4.41%（204.89亿），远低于房地产贷款占比，未能抓住广州市制造业投资增长144.9%的政策红利，战略定位模糊。

广州银行的上市困局实为城商行转型阵痛的缩影：既要化解历史遗留的股权痼疾，又需在利率市场化与地产周期下行中重构盈利模式。

新任董事长李大龙虽具农行背景，但短期内难以扭转资本补充依赖上市、而上市又需先改善基本面的"死循环"。

未来或需通过引入战投、剥离不良、聚焦大湾区产融结合等组合拳，方能为重启IPO创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