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许小凡、肖一之、汪天艾2026年8月16日在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圆桌谈“英语经典：从莎士比亚到伍尔夫，看英国女性的觉醒之路”。

许小凡：我们先从《三枚金币》这本书说起。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它往往并不在我们讨论伍尔夫最核心的视野之内，但这次重读，又是中文版，令我非常感动。这次我阅读的入口，是思考伍尔夫的晚期风格。《三枚金币》出版于1938年，在这之后她还写成了《幕间》这本最后的小说，还有一系列她的笔记，比如像尚未出现在中文世界的、题为《匿名》（“Anon”）的笔记，试图把历史和文学从作者和印刷术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把它还给普通人和读者。无论是在《三枚金币》还是《幕间》这些写作里面，伍尔夫都力图打破文学与非文学、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界限，这个历史不仅仅是作为过去的历史，也包括她所生活的两战之间、包括二战之前的历史。《幕间》的设定是在1939年6月的英国乡下，当众人演出露天历史剧的时候，战机就在他们的头顶轰响，二战一触即发。

在《三枚金币》当中，伍尔夫借用书信体的方式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女性，作为“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女儿”，如何阻止战争。这个身份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比较陌生，但在伍尔夫的时代，提取出这样一个群体是十分切实又敏锐的。在她写作的两战之间这一时期，有大量的女性虽然富有才华，或者有强烈的求知愿望，或者像伍尔夫本人一样饱学，但接受大学教育并取得学位仍然并非常态：她们所受的正式教育，无论是父母允准的还是社会允许的，都尚未让她们完全获得“有教养的女性”这一称谓。但伍尔夫想调动这一新近获得经济和政治自由的群体（女性刚在此前二十年获得参政权），将关于性别的思考与反战的议题相结合，重新定义何为行动：一种对以暴易暴逻辑的重审与反制。她们的砝码就是手中的“三枚金币”：女性教育、女性就业，以及文明和文化的自由氛围。

肖一之：小凡提出了伍尔夫的晚期风格，大家会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看到关于伍尔夫的介绍，更多的都是年轻忧郁少女的侧像，那是1902年20岁的伍尔夫和她的爸爸一起去家族影院里面一套全家合照里面选出来的。这个照片选得很好，但我认为也是她非常不幸的事情，就是因为拍得太好了，被用得太广，就把伍尔夫的形象锁定在这样一个柔弱少女身上。大家要记得伍尔夫是1882年出生的，我一般有一个参照系，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伍尔夫就比鲁迅小一岁。

所以，到1937年的伍尔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1938年出版《三枚金币》的伍尔夫，大家可以算一下，她已经50多岁了，这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作家的思考。如果大家对这个时候伍尔夫的形象有兴趣的话，1936年《时代周刊》做过一期伍尔夫的封面，这个时代的伍尔夫，头发看起来短短的，正面看着大家，是一个思考者的形象。

著名的批评家萨义德写过一本叫《论晚期风格》的书，他在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是说我们一般认为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是越来越成熟的，随着他们的年纪越大，我们会期待他们在晚期呈现出一种圆融的状态，萨义德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晚期风格恰恰是一种非常不圆融的，有一种倔强的态度在里面。我用一个最简单的阐释，就是可以放飞了。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看到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写作态度。如果你对伍尔夫之前的作品比较熟悉的话，包括《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个脉络里的作品，提到伍尔夫想到的就是意识流，想的就是非常幽微的内心活动，想到我们是追随着一些非常琐碎的日常进入人物的内心，她是这样一种写作风格。但是如果去看她1930年代的写作，这样的时刻基本上就没有了。伍尔夫很明确地从个人的内心里浮上来，像小凡说的，去到世界，去到历史，她要回答更大的问题，也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伍尔夫在20世纪30年代的写作因此就有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许小凡说了《三枚金币》是1938年出版的，1937年伍尔夫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岁月》，这是伍尔夫写得最久，写得最挣扎，也是她写得最长的一本。伍尔夫的小说都是10万字左右，她写得很快，《到灯塔去》写了差不多100天就写完了，《达洛维夫人》也是三四个月，但是《岁月》这本书从1932年开始写到1934年，第一稿写了20万字，伍尔夫的写作习惯是先自己手写，然后再用打字机打一遍自己的手稿，边打边修改，等于是二轮创作的过程。如果看《岁月》的手写稿和打字稿基本上是两个小说了，她把打字稿打出来压缩到十七八万字的状态，接下来还要修改，还要一轮轮改校样，对她来讲是漫长的过程，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36年。

伍尔夫自己后来管《岁月》叫洪水，她说“这是一场要把我冲走的洪水”。《三枚金币》跟《岁月》是很难分开的创作，两本书都可以看到30年代的伍尔夫把视野投向历史，投向回答我们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另一方面伍尔夫作为一个作家进行了全新的尝试，把自己讲过的故事或者是素材再讲一遍，你在读《岁月》的时候会发现还是她童年的故事，还是她家族的往事，连主人公家里的孩子数目都和她爸爸莱斯利·斯蒂芬家一样。虽然把自己的人生历史又讲了一遍，但是跟之前不一样，她不再跳到每个人内心当中，而是让更大的社会背景更明确地展示出来，每个人站在社会潮流当中，她让我们看到更大的历史潮流和个人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互相作用的。

《岁月》是这样一本书，那么《三枚金币》又是哪儿来的？伍尔夫一开始计划《岁月》的时候，书名想叫《此时此刻》，这里面的主人公叫帕吉特一家，所以她在想要不要题目就干脆叫《帕吉特一家》算了。她最开始想写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然后在每一段虚构的故事中间，她会加一个过渡章节，她管这个叫“interchapter”。这个过渡章节就是非虚构史，她把社会评论的内容夹在虚构故事当中，尝试过写作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种状态非常矛盾，你在写小说和社会评论的状态不停地切换，她在1933年放弃了这样的想法，但是材料还在，她就把准备好的关于社会评论的材料抽出来，重写成了《三枚金币》。也就是说，今天看到的《三枚金币》诞生于伍尔夫1930年代更大的跟社会历史相关的创作当中。大家对伍尔夫的印象是她写的东西特别倾注于内心，所以她不需要做太多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太多的材料，其实并不是。尤其是写这本书开始，她从1930年代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新闻剪报，我们在《三枚金币》中看到她不停地引用最近这条新闻怎样怎样，因为她有好几本剪报，从1930年代初贯穿到1930年代末，她有充分的历史材料，可以让她证明作为一个受过教育人的女儿生活在1930年代会是什么的感觉。

1930年代欧洲最大的背景是西班牙内战。这是欧洲良心被测试的时候，而且对伍尔夫的亲人有直接的影响。纳粹的兴起，西班牙内战，是1930年代整个欧洲政治文学最大的背景，不光是伍尔夫，所有的1930年代作家都需要处理这个问题。尤其到了30年代末当战争变得非常明确的时候，中国文学里面也有类似的时刻，比如现代文学著名的国防文学时刻，你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作家能做什么，写作能做什么，这是所有的作家都要回答的。伍尔夫在《三枚金币》里面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她作为女性作家在战争威胁到来的时候能做什么，这些都会构成我们会聊的伍尔夫晚期风格的几个大背景。

许小凡：肖老师说到战争对伍尔夫的亲人的影响，也就是她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的阵亡。朱利安本人其实经历了从反战青年到一名战士的心路历程，在参战之前，他跟伍尔夫有长期的讨论和意见的分歧，我认为这些都围绕着一个词就是行动。“行动”，action，也就是战争。在大概1934年到1936年间，伍尔夫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她的丈夫伦纳德，还有奥登、福斯特、赫胥黎等等，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在欧陆和英国本土的反法西斯活动和组织。这些知识分子也有一系列关于反战思想的讨论，以小册子的形式传播，比如罗素有一本叫《哪一条道路通向和平？》，再比如赫胥黎的《拿它怎么办》，他们都希望以反战思想干预现实。但伍尔夫的这本书写于1938年，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战争迫在眉睫，而反战不仅仅是反对战争本身，更复杂的一点在于这是保家卫国的战争。两者不可避免地冲突了。罗素在开战后就退出了对反战组织的支持。这样的冲突也反映在朱利安·贝尔和伍尔夫的讨论之中。内战前的朱利安在战争与反战之间摇摆不定，其实他1934年还参加过海德公园的反战大游行，但他逐渐坚信要通过行动和战争解决问题，认为他这代人虽然主动并且热切地抵制过战争，但也最有可能采取革命性的“行动”。他认为善在行动之中。但这种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助长暴力升级的冒进英雄主义，伍尔夫对此始终要打一个问号，这也是伍尔夫《三枚金币》的核心问题。

这本书刚出版时自然是很有争议的。肖老师刚刚说的是历史的洪流。《普通读者》第一辑的末篇叫《对当代文学的印象》，其中就引用了马修·阿诺德的一个比喻，什么是现场，现场就是燃烧的大地，一片火海。《三枚金币》就见证了伍尔夫投身到一片话语和争议的火海之中。这就回到伍尔夫的晚期风格问题，一个人的晚期风格并不是越来越圆熟。它不是成熟风格。当一个人成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比较高，或者说这个人跟市场，或者是社会通行话语对这个人的要求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但是一位作家对现实的深入往往会把她带到一片孤独的地域。这其实是《三枚金币》，或者说《幕间》的处境：她想走向非文学，想探索文学跟历史之间的一片思想可能之地。这两个文本某种程度上都关于文学的失败，关于向不可能性的奋发。我非常钦佩她在书中做出的努力。

汪天艾：刚刚小凡和肖老师都提到了《三枚金币》所创作的背景，跟1930年代欧陆整个大的历史背景是息息相关的，我作为一个做西班牙文学，尤其是主攻内战及内战后文学的人来说，听得很感动，因为他们刚刚所说的《三枚金币》创作背景的这段历史，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亲近的东西。

在这里跟大家稍微介绍一点当时西班牙内战的背景。为什么说这场内战是对整个欧陆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非常大的震动，为什么当时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作家前赴后继在完全不了解这个国家以及为什么打仗的时候都跑到西班牙这个战场互相打成一团，包括大家更熟悉的奥登、海明威，包括他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英国作家，朱利安·贝尔也是在西班牙战场上牺牲的。

如果时间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1931年西班牙建立了第二共和国，在那之前西班牙是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在1931年的时候，他们变成了一个共和国，国王流亡到法国去，那个时候西班牙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政党执政最为兴盛的时期，也就是1931年到1933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内部的左和右的矛盾激化，与此同时法西斯政党开始兴起，无论是德国还是意大利，包括其他国家，互相之间都有交互，包括肖老师说伍尔夫有做新闻剪报，西班牙在1936年8月份爆发西班牙内战，也就是佛朗哥从非洲群岛起兵打回西班牙，掀翻民选的共和国政府，这场战争很快就变成所有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想要在西班牙的战场上寻回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孱弱到无法实现的一些理想。

与此同时，西班牙内战的另外一方，立刻得到了纳粹希特勒的支持，也就是说西班牙战场很快在1937年就变成了二战的预演，变成了德国跟意大利的试兵场。比如纳粹德国空军轰炸，考文垂很多城池被他们夷平，这个前奏是1937年德国纳粹空军出兵炸平了西班牙的格尔尼卡，如果熟悉毕加索那幅画的话就会知道，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北部的一座小城，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那里根本没有军队。德军觉得西班牙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虽然在二战期间没有参战但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因为它是欧洲通往非洲的门户。德军也想试验一下，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军机轰炸平民城镇，全部被夷平了，那是非常惨重的。

当时有很多在那场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孤儿，都是被英国的志愿军从西班牙战场用船接去了英国，这些消息在当时的英国媒体上铺天盖地，他们大概救了好几百个孩子，那些孩子都在英国长大，他们到伦敦去，被分散在很多慈善家的家中，被他们收养。我看到伍尔夫在1939年有一则日记，那个时候伦敦已经开始被轰炸了，描写她自己在泰晤士河畔看到的风景，“泰晤士河雾蒙蒙的，有几缕烟，可能是从燃烧的房子里冒出来的。然后我坐地铁到了伦敦圣殿教堂，在那古旧荒凉的庭院废墟中走了一会儿，伤痕累累，墙体倒塌，古旧的红砖变成白色的粉末，就像一片建筑工地，灰色的尘土，破碎的窗玻璃，一切完整性都被破坏了。”这里提到的圣殿教堂就是Temple Church，现在伦敦已经没有这个教堂了，只剩下一个地铁站叫Temple，就在伦敦市中心，就在KCL Strand校区旁边。

这是1939年写的日记，那个圣殿教堂旁边就是当时从西班牙内战逃出去的流亡知识分子，以及收养那些孤儿的家庭经常聚会的地方，就在那个Temple旁边，有一个大厅，实际上从西班牙流亡出去，有一位从西班牙流亡出去的诗人恰好也在1939年写下一首诗叫《流亡印象》，这首诗开头写的就是在伦敦这个圣殿教堂的中厅，他描写了这个中厅还描写了那个窗户，就是伍尔夫写的破掉的窗户，描写了这个房子背后，后面就是泰晤士河，河水有灰色的闪光，他说一切都是灰色的，一切都很疲倦，就像一颗病态珍珠的虹膜，还描写了当时的聚会。但是写的是前一年的春天，即1938年的春天，当时还是完整的房子。

他描述的地点跟伍尔夫写的1939年伦敦被轰炸之后描写的是一模一样的地方。我当时读到的时候有一种后背发凉，历史场景被叠加的感觉，可以想象在当时当刻，欧洲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着西班牙一步一步走到这样的境地，从1937年觉得法西斯不会赢，还来了国际纵队，里面还有中国的志愿军过去，到意大利法西斯下场参加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的兵器和武器都很厉害，很快这个局势就开始转变。到了1939年1月，有大批的西班牙人开始往外逃，智利的大诗人聂鲁达是智利驻法国的外交官，他用好几艘船救走了很多当时走投无路的西班牙左翼知识分子，费了很大的劲。欧陆很多知识分子和作家都眼看着西班牙要落入法西斯战争的魔爪，西班牙内战1939年4月1日结束，而二战是1939年9月1日爆发。很多人已经知道欧洲很快要陷入战火当中，而且这个东西是精神上的摧毁。刚才说到一个作家开始意识到我为什么要深入历史，聂鲁达当年最著名的诗集是《二十首情诗与一首绝望的歌》，他刚到西班牙的时候，每天写的都是爱来爱去的诗，大家后来知道聂鲁达变成了著名的斗士，是写革命诗的，他的起点是西班牙内战，他站在西班牙的战场上，他意识到自己之前写的东西没有用。同样的，他们开始考虑什么东西有用，除了像朱利安·贝尔身体力行上战场之外，有时候用语言的力量，甚至抒情或者虚构是不是有别的用处。

当年西班牙战场上，大家会把反战主题和斗争革命主题的诗歌印在小的折页和像纸花一样的东西上，从飞机上往下撒，站在街头、在山上往下撒。他们在摸索其他的方式，开始思考人类的未来，并不是思考这场战争能不能赢，后面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不然不会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有著名的“奥斯维辛之后无法写诗”。你会考虑人的精神状态，人的价值、尊严可以被摧残至此的时候，人本身还有什么价值？写作这个行为，当他不能抵挡一颗子弹的时候有什么价值？英国当代女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写了一本小说叫《回归》，写的是西班牙内战，里面有一个情节是母亲的儿子死在西班牙战场上，旁边的邻居说你儿子死了，杀死你儿子的是共和军还是佛朗哥的长枪党？他妈妈说是一颗子弹。这就是我们讲伍尔夫开始把个人融入历史的洪水中，但是要保持私人视角的时候，你怎么去寻一条路，无论是火海还是洪水，你的逃生梯在什么地方？

当年像本雅明很努力往外逃，他最后去世在逃亡的路上，他其实是过了西法边境，在那里听说好像逃不掉了，他自杀的时候是觉得自己逃不走了。像茨威格，都已经去了巴西，已经去到了未来之国，正如他那本书的标题《巴西：未来之国》，他也觉得没有出路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来到了伍尔夫写《三枚金币》，包括她写《幕间》的时候，这是她在思考的东西。

肖一之：因为提到了纳粹参加西班牙内战和大轰炸，有几个细节补充一下。朱利安·贝尔是1937年6月从伦敦出发去西班牙参军，他本来是想加入国际纵队的，但是所有家里人都反对，没办法了，就像小辈和长辈之间妥协的故事，你妈、你姨妈，你家里所有亲戚都反对你，但是你还是要坚定地去，所以你最后妥协不是加入国际纵队，而是去开救护车，他跟海明威是一个工种，都是开救护车的。朱利安·贝尔是1937年6月到达西班牙，参军开救护车，1937年7月被纳粹空军炸死，他在西班牙参战一个月就阵亡了。

1937年的夏天本来对于伍尔夫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夏天，因为她之前挣扎了那么久的书，终于要出版了，《岁月》是伍尔夫在世卖得最好的一本书，是伍尔夫写的畅销书，之前的书当然有很好的评论，但是没有《岁月》卖得那么好。而且本来因为改《岁月》改得太艰难，中间一度伍尔夫精神崩溃，对她来说那么难的一个步骤已经过去了，因为这本书出来，所以她本来对自己接下来要走的小说道路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她知道我有新的小说形式可以尝试。

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一件好的事，关于伍尔夫和她的先生开的霍加斯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一开始是给伍尔夫当心理疗愈用的，通过一些手工来做心理疗愈，因为他们的排版是自己做的，自己排版自己印刷自己装订，慢慢变成了最成功的文学出版社之一，那么自然有很多事务性的事情，伍尔夫已经不想管了。1937年夏天的时候把霍加斯出版社的版权卖了一半给奥登的好朋友约翰·莱曼。这个时候等于业余项目卖了3000英镑，挣了钱然后琐事又可以不管了，身体也恢复了健康，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写，在这样一个时刻，她突然被用最惨烈、最直接的方式拉到了历史和战争当中。伍尔夫和她的丈夫没有孩子，一直跟她姐姐的孩子们关系很好，她姐姐的几个孩子包括朱利安还有昆汀（就是给她写传的侄子），他们的关系都非常近，在这样的状态下，亲人的去世是一种没办法抗拒的被拉到历史当中的力量，你必须要去看纳粹和你之间直接的关系。

另外一层关系就是二战对我们来说是既定的事实，是一个已知的时间线在运转，到了1939年好像一切都是必须发生的，但是伍尔夫他们当下和我们现在一样，未来是未知的，2027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伍尔夫的《三枚金币》是1938年出版的，其实整个写作过程贯穿30年代，出版的时候伍尔夫的反战态度遭到了很大的批评。其中骂得最狠的那个人，是英国著名的批评家利维斯太太（Q.D.Leavis），在杂志《细察》（Scrutiny）上狠狠骂了伍尔夫的《三枚金币》，直接骂伍尔夫的想法是社会寄生虫空想出来的生活艺术。她周围的家人和朋友都觉得这本书写得不太合理，伦纳德没有直说，但是用他能够说的方式说这是伍尔夫写得最糟的书。这对伍尔夫来说也是特别大的挫折，这里要特别注意，伍尔夫到底试图在《三枚金币》里面讲什么？她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题目，或者是奇怪的形式？

这里会涉及一直在说的文学和行动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文学采取行动的时候，或者是行动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其实整个1930年代都给了答案，包括像朱利安·贝尔用自己的行动参战。另外就是那一代更年轻的作家和诗人跟伍尔夫关系非常近，因为那一代诗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的，比如奥登和他的朋友们，奥登在30年代的诗作大家清楚很多都是檄文，奥登的名诗《西班牙1937》写的就是大家抗争的精神汇聚在一起，最后变成一支人民的军队，这基本上可以是刷到墙上的标语。伍尔夫对于说教的态度是极力避免，这是她写《岁月》尤其痛苦的地方，伍尔夫觉得文学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是说教，英文用的是“preach”，我做文学是要讲述这件事。写《岁月》的时候，写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叶全部的历史，小说最后写成的是1880到当下，也就是30年代末，她最初想从1880年一路写到2012年，如果最后实现的话，等于伍尔夫写了科幻小说，她要怎么样想象一下2012年的世界，我很好奇，可惜没有写出来。

还有战争跟他们的切身关系，除了朱利安的关系，还有伦纳德的关系，伦纳德是犹太人，纳粹德国的兴起和纳粹入侵阴影对于伍尔夫另外一个切身利害就在这里，如果德国入侵的话，很有可能他们活不下来的，甚至在1939年有名单流传出来，他们在纳粹德国要处死的名单上。伦纳德和伍尔夫之间有一个约定，如果德国登陆的话，他们最后的选择是自杀。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以切身的形式逼迫着他们进行选择。

许小凡：刚刚肖老师提到了利维斯太太对伍尔夫的攻击，她对《三枚金币》的攻击说的是你做过饭吗，放在中文语境下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你完全不知道真的女性生活的艰辛，我认为这是刻意的误读。

肖一之：伍尔夫肯定做过饭，她是烤面包爱好者。

许小凡：是啊，或者说做饭（包括利维斯太太继续拎出来说的养育小孩）仅仅是生活众多面向里的一部分。其实利维斯太太想针对的是一种特权的位置。《三枚金币》里面也没有讳言这一点：伍尔夫用的是“受教育的人的女儿”，只能如此，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可避免只能占据社会的一部分，人如此有限，只能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尽可能做一些伸展的活动。伍尔夫认领了这个阶层，同时问“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或许也只能首先通过在所擅长的事上多行好事。伍尔夫不可能通过做饭帮助别人，只能通过写作。《三枚金币》也是这样的一种期望，用一种非文学的方式来突围到现实中去，试图通过反战动员，让一些人的生命或许免于夭折。

我这次重读《三枚金币》很惊喜，对我来说这是天真与精明的结合，天真是因为她占据的阶层就是文化阶层。精明的部分在于，当我有一枚金币时，我可以做什么：她充分利用了钱对于决策的力量。有了我自己挣来的钱，我的政治理念和决定就可以不附庸于家中的男性。比如我想把金币捐给这个学校，资助某一个学院，但我的资助是有条件的：你们不得从事任何支持战争的工作，你们的教育也不可以明里暗里支持战争。听上去现实吗？既现实又不现实，因为伍尔夫并不要求我们打开现实主义之眼，她让我们打开一种未来的潜能之眼，要求我们跳脱我们任何因袭或者是继承的结构，打开一些想象力。她邀请我们想象用手里的金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她非常关心周围在发生什么的，比如肖老师说到的新闻剪报，这本书一开头就写到了西班牙发回的现场报道，虽然不是真正的图片而是文字再现，“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死亡的图景，非常具体的死亡的图景，看上去并不令人愉快，大部分是死尸，房子的残骸，一枚炸弹炸毁了房子的一侧，原本多半是起居室的地方，还挂着一个鸟笼，但房子的其余部分不过是悬挂在半空中的一串木棒。”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开头就引用了《三枚金币》这里，由此展开在战争与全球灾难的报道之中，观看他人受苦的伦理后果

汪天艾：刚刚肖老师提到奥登和他的朋友们，奥登和伊舍伍德有一张特别好看的合影，在中国抗战期间还来过中国，在上火车之前在火车站有一张合影。奥登和他的朋友们这一小群人，当年他们要挑战自己的父辈，以及自己所属的阶级，要写这种真正的体验诗歌和经验诗歌。奥登当年被伍尔夫嫌弃是preaching，不管是《西班牙1937》还是1939年9月1日那首写二战爆发的92行长诗，他在自己中晚期的创作阶段完全把它们放弃掉了，他甚至不让门德尔森把这两首诗收进他的选集，他觉得自己当年很伪善，是假的，是个gesture，伍尔夫说得完全没有错，是可以印出来，刷在墙上当标语的。

奥登去过西班牙内战，他在西班牙开救护车，但是一个月就跑回了英国，他说他受不了那个场景，他也来过中国，为中国写了十四行诗，他是见识过战争的，他在自己年事已高的时候，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他觉得自己不够真诚，他不让自己的编著者门德尔森把这两首诗收进去。现在引用的是他《悼念叶芝》的那首诗里面说的“For 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所以，其实每个人在观看和亲历他人痛苦的时候，自己也在变，因为他们都已经是专业作家、职业作家，对于文学和写作作为志业的用途，想法一直都在变。

我们现在只能停留在《三枚金币》和《幕间》，也没有写到2012年的科幻小说，但我们知道，其实她一直在持续思考，她跟她的周围和体验也有互动。

肖一之：顺着奥登说一句，奥登1939年做了一件事之后，把他之前一切都cancel掉了，1939年二战爆发的时候，奥登的选择是作为一个英国人去了美国。所以之前所有的慷慨激昂，在那个时候就突然崩解掉了，你很难再为自己辩护了。

刚刚小凡提到了其他人写的反战小册子，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一个蛮重要的事，包括天艾说奥登的时候，我也在想，伍尔夫和伍尔夫那一代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他们那一代人的反战是基于上一次战争切身体验得到的，当新战争阴影可能来到的时候，上一代年长的人反战并不是出于一种年纪更大的人的审慎或者是保守，而是因为这些年纪更大的人已经经历过一次战争，就比如为什么罗素和赫胥黎会写反战的册子？其实他们两个在反战册子里面提出来的方案跟伍尔夫没有什么区别，在1936年那本书里面写了这场仗不是非打不可的，我们是有保持和平的方法的，英国政府作为当时欧洲强权帝国之一，是可以对德国说，我们现在做出一个态度，而不是用“张伯伦绥靖政策”来纵容德国，我们可以在此时采取行动。

包括像伍尔夫的同道E.M.福斯特，他作为小说家，大家都知道他在后期不写小说之后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福斯特他们也在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想要凭借当时已经有的国联这样一个国际政治组织发挥作用来遏制战争。对于1930年代的人来说，和平是一个选项，战争也是一个选项，伍尔夫想选和平，她跟她那一代的人是一样的，对于她来说我们要回答的是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怎么样让pacifism（和平主义）变成现实，伍尔夫在跟朱利安通信的时候会说我们会尊重你们这一代人的观点，但是你们家所有的长辈在上一场仗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CO”，“CO”的英文叫“conscientious objector”，意思是出于良心原因反战的人，她和她的男性友人们都是反战的，哪怕是蹲监狱也不参与战争。这两代人之间的经验差也是历史错位带来的。

关于《三枚金币》再说两句，英文叫“Three Guineas”，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英国18世纪开始铸造一种本来专门用来做外贸的金币，它比一般的英镑更重，它是一英镑一先令。最后的结果是，它的流通范围其实只限于英国中上阶层。伍尔夫在题目里面就给了一个线索，为什么这本书是关于“受教育的人的女儿”，因为是中上阶层的人买东西计算价格的时候，才会用“Guinea”做计价的标志。如果是一个英国人，当时一看“Guinea”就知道，这不是一个下层人，劳动人民一个星期可能还挣不到一个“Guinea”。

整个本书的背景，伍尔夫在这里用了虚构的形式，是书信，作为受过教育的人的女儿收到了一位绅士发出的邀请，请她回答：我们现在要加入到反抗战争的活动当中，作为受过教育的女性应该怎么做？伍尔夫在这里设置了一系列的虚构的来信对话，你让我来回答，但是我不能轻易做出决定，她分别从三方面来说明。最后她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在1938年的人非常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呢？她把男性主义的霸权和希特勒纳粹的霸权等同起来了，她说我们作为女性在家里尚且受到你们压迫的时候，还要反过来跟你们一起发动一场战争维护压迫我们的体制，如果我们真的要追求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的话，那么女性权利的提升，跟反对纳粹其实是一个事情，我们要的是所有人的平等。而且她在书中有一些地方会说，早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大家追求的不仅仅是女性的而是所有人的公平跟自由。

许小凡：这里需要提到《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这本我们和胡笑然老师一起翻译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很有启发的细节，伍尔夫的姑妈卡罗琳·斯蒂芬参加过一个反女性投票权的运动，现在听上去很反动，但其实是不希望女性进入议会之后延续一种基于武力的政治逻辑。她们的表述是，“女性与开明男性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作为人的潜在贡献，是发扬利他主义精神和道德，以制约基于武力的公共力量。”

肖一之：我找到了书中的一页，给大家念一下伍尔夫所写的，如果你没有读过《三枚金币》的话，你脑子里面还想的比较习惯的是女性主义的伍尔夫的话，这些话会让你很意外。这段应该让女性来念。

许小凡：那就由我来为大家念一下：

让我们为这个新时刻发明一种新的庆祝仪式，还有什么比扔掉一个旧词，一个有恶意的错用的，给当时带来危害，如今更过时的词更恰当呢？这个词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这个词根据词典的解释，是指“倡导女性权利的人”。既然唯一的权利——谋生的权利，已经获得，“女性主义者”这个词就失去意义了。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就是个死词，是个错词。因此，让我们用焚烧这具尸体的方式来庆祝这个时刻吧。让我们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用黑色大字写下这个词，然后郑重地用火柴点燃纸张。看啊，它烧起来了！多么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现在让我们用鹅毛笔把灰烬在研钵里捣成粉末，然后团结一致地齐声宣告，今后谁再使用这个词，谁就是那种按了门铃就跑的捣蛋鬼，是搬弄是非的人，是在旧骨头堆里乱摸索的，脸上沾着的污水，就是他们卑劣行径的证明。烟散尽了；这个词被销毁了。看吧，先生，我们的庆祝仪式带来了什么。“女性主义者”这个词消失了；空气变澄澈了；在更澄澈的空气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男人和女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并肩奋斗。

这是伍尔夫对女性主义的修正：真正意义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并肩奋斗。岔开一句，念到火的时候，突然想到天艾老师所说的奥登1939年那首诗，结尾也是火，“一束肯定的火”。大概能理解他为什么反悔这首诗。等到二战一切都结束之后回看，焚尸炉的灰烬让这句话变得十分苦涩。但在1939年的当时，这首诗也是试图在绝望当中强行注入一些希望。

又想起来刚才与肖老师说到利维斯太太说伍尔夫没做过饭，这其实很不公平，因为伍尔夫对家务劳动的辛苦是很敏感的，非常有先见之明地专门提出女性家务劳动的报酬问题，给了家庭妇女充分的尊重。

肖一之：我再来读一段，“但是妻子、母亲和女儿她们整日劳作，没一天停歇，没有她们的劳动就要亡国，没有她们的劳动，先生，就没有你们的儿子们，但她们拿不到一文钱。”

这是伍尔夫在1930年代就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对母职这个经济问题和经济报酬问题进行讨论。这一章讲的是女性的财产地位，在历史上，不光是母职报酬的问题，作为一个英国女性，获得独立的财产地位都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对于伍尔夫来说，是他们这一代人都能记得的历史。英国法律在很长时间当中是这样规定的，一个女人一旦结婚，她在法律上就是covered woman，也就是feme covert，她失去了她的法律人格，法律上不承认已婚妇女是单独的人，你的财产自动归于你丈夫名下，你没有任何的财产，只能仰仗你丈夫生活，然后一直到1870年才开始有所谓的已婚妇女财产法案，认定妇女在结婚之后可以拥有独立于丈夫的财产，也就是在她出生之前十年才发生的事。而且这还只是初步法案，还有很多对女性的限制。按照伍尔夫在《三枚金币》里写的，女性是在1919年才拿到了自己的六便士，关于女性财产权利的确立和女性投票权的确立，都等到20世纪初才有，对于她们那一代女性来说，经济独立给人带来的影响非常明确，伍尔夫在《三枚金币》和《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面都是非常一贯地不停强调，如果Q.D.对她的指责是这个人没有生活不讲现实的话，她在这一点上非常现实。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面，你会非常明确地感觉到伍尔夫的论点可以用一个非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概括，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一切都无从谈起。这件事是在《三枚金币》有了进步，她会说OK现在已经过了，因为《一间自己的房间》是1929年的，现在过了将近10年，她可以回过来说现在有了更多的进步，但是在此时此刻，伍尔夫要说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还在讨论的问题，她会拿出当年的年鉴，特别像马克思写《资本论》一样，论据都是年鉴里面来的，大家现在说职业向女性开放了，我们可以看英国公务员名录，一个部长一个主教一年是15000镑的工资，这个名录里面要到最低等级的秘书，这个地方你才能看到女性的名字。比如主教一年挣15000镑的时候，最低等级的秘书一年的收入可能才150镑。伍尔夫说实际上在哪怕到了1930年代，一年能够挣250镑的女性都是非常少的。所以她在《三枚金币》里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当时来说都是非常进入生活才可以提出的问题，我一直认为Q.D.对她的攻击，就是基于我是劳动人民出身的，我要占据道德的高地，要不停指责你，其实整个布鲁姆斯伯里的人，在1930年代往后都会一直受到攻击。

汪天艾：关于经济基础的问题，其实在很多其他国家，在20世纪初的时候，女性要去争取所有其他权利的前提也是这个，因为像西班牙一直到20世纪初的时候，女性是没办法自己出去租房子的，要么得有个丈夫，要么就是她父亲为她担保，她不可以自己作为一个职业女性，或者是她有一份收入就可以出去租房子，人家不会租给她，不存在可以把一个租房合同签给一个没有男性担保，或者说没有男性亲属担保的女性。她无法拥有一个所谓的自己的房间，你没有空间可言，只是有一个依附的状态，这是一个要被探讨和看到的东西。

肖一之：突然想要另外一个细节，是伍尔夫第一章里不停提到的女性受教育的限制。人这个生物最大的麻烦就是代际之间的经验不能灌输，前一代人的切身体感不能直接灌输给下一代人。伍尔夫在第一章关于女性教育会提到一些什么细节呢？我们现在几乎难以想象，一个艺术史上著名的细节，传统艺术史上，女性学画画、传统艺术是有一个排位的，最高等级的是画历史、肖像和人物画，为了画人物画要有一个基本功都会练习画人体模特，在传统艺术史上很长时间女性被禁止学习人物画，以道德败坏的理由，你是女的，你不能去画裸体模特，所以在艺术史上很长的时间女性只能画水彩和风景画，这是非常直观的限制。

在伍尔夫关于女性教育这章还提到一些细节，比如古典语言在19世纪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出版物里头这种涉及淫秽的部分都会变成拉丁文，也就是黄笑话都是用拉丁文写的，这背后默认的是只要你上过大学，你会念拉丁文就知道我这里开了一个黄笑话，懂的都懂。在19世纪女性不能进入大学，很少有女性有机会能够学习古典语言，直接用一个语言符号把你排除在外。

伍尔夫成长经历中最特别的部分是，她爸爸根本不限制她读什么书，她的爸爸是一个学者，她是她爸爸最喜欢的女儿，他会教她读古英文、古希腊文，伍尔夫有比较强的古典语言阅读能力，她有一次精神崩溃的时候，她觉得鸟会用希腊语唱歌。跟同时代的其他女性相比，伍尔夫在这个方面很幸运，但是她也会说我们并没有给女性该有的教育。

她也不觉得我们仿照男性的学院，再建一个女性的大学，就把男性该有的那一套照搬过来有什么意义，这里也有直接的历史背景，在第一章也讲了。大家如果看英国的高等教育史会看到牛津和剑桥在19世纪晚期都设立了女性学院，大家会觉得OK，19世纪晚期女性可以去大学了，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大学学习经历，因为女子学院毕业生不被视为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现在大家拿了毕业证过来都知道你拿了文学学士，但是女子学院毕业的人不被授予学位。

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的投票，女子学院的人push学校出面，我们再做一次讨论，投票的结果就是委员会大比例认为不应该授予女性学位，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剑桥的男生在女子学院的门口堵了，把她们的雕像推倒了，还在门口放了一把火，这就是剑桥学生的素质。这件事在高等教育史上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时刻，伍尔夫在书里说占据传统社会优势地位的男性，在明确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直观性行为，他们的行为可以被掩盖过去，但是女性的反抗，当时女性投票主义运动者她们做冲进议会砸了几扇玻璃，用马鞭打了几个人，就会被“大书特书”叫作残暴血腥抗争之类的。这些都是伍尔夫在《三枚金币》里面讲出来的故事。

回到刚刚晚期风格的话题，因为在三几年伍尔夫五十多岁，对于这样的事不遮掩，不停地把男性、父权和暴政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到了结尾著名的时刻。大概就是在二战的背景下，父权现在长这样了。我读一下原文，在这样的一个种种的历史讨论之后，父权事实累加之后，“另一幅画面逐渐清晰起来，那是一个男人的形象；有人这么说，也有人否认：他就是‘男人’本身，是阳刚气概的精髓，是完美的典范，其余一切不过是不完整的虚影。他无疑是男人。他目光呆滞；他眼神凶狠。他的身体摆出不自然的姿势，被紧紧裹在制服里。制服胸前缝着几枚勋章与其他一些神秘符号。他的手按在剑柄上。在德语和意大利语中，他被称为‘元首’或‘领袖’；在我们的语言中，他被称为暴君或独裁者。他身后是废墟与尸体，男人、女人与孩子的尸体。”

在《三枚金币》的结尾，伍尔夫把男性的形象和纳粹的暴政结合在一起，她一直强调这是施加在所有人身上的暴政，你不能支持我去保卫它的一部分，去反对它的另一部分。

艺术在某些时代有分等，传统有影响力的男性写作就是历史写作，尤其是伍尔夫他们成长的年代，她爸爸的头衔是历史学家，她爸爸著名的代表作是《18世纪英国思想史》，然后在英国文学历史上占据极高地位的吉本的《希腊罗马衰亡史》、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就是男性牢牢占据了历史的线索。小说其实是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不严肃的，它是留给女性发挥的空间，因为男性不屑于去做这个事，在小说史上是有这样一个时代的。所以，伍尔夫用自己的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对抗这样一个文学分级，或者说在对待严肃文学或者是严肃文学写作到了这里可以从文学读回历史，我要占据历史的讲述方式，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历史。

汪天艾：《三枚金币》这本书很有意思，后面有一个很长的注释及引用出处，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从186页开始就是，里面最厉害的一些话都出自注释。

肖一之：这个注释不是编者和译者加的，是伍尔夫自己写的，如果《三枚金币》里面正文里面也有一些话，说得非常狠，其实她把更狠的话都埋在注释里面的，甚至在一条注释里面把圣保罗比作希特勒，在基督教语境下这是非常逆天的行为。

汪天艾：一开始讲了比较多的《岁月》这本书，如果同时读伍尔夫的传记会发现，在1917年，她35岁那一天，从那一年开始她每年都写一本日记，到了1940年她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卢梭说的那种坦诚态度写下的女性自传。她写了非常多的文体练习作品，包括《往事素描》，包括《岁月》，她会把自己的素材碎片进行非常多种方式的拼合和运用，而她开始于1917年也就是一战中期的日记，一直持续到她的生命结束。这成为了她对于她所处时代的私人记录。

1926年的时候她说，我的目标是等我60岁的时候，要坐下来写一写我的人生，会把这些日记作为她将来60岁要写的那部杰作的原材料，小说是她后面完成的文章，要把日记作为原材料。

虽然今天围绕伍尔夫聊得比较详细一点，但也是将伍尔夫作为一个切面，无论是英国女性的觉醒，还是女性文学的写作。因为伍尔夫作为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大作家的人物，有着复杂的多面性，无论是内在的心灵肖像，还是外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的剧烈变化跟推进，其实同时呈现出来了，也跨越了世纪，呈现为非常多面的思考对象和阅读对象。

肖一之：刚刚天艾说到了伍尔夫的多样性，今天最后基调都讲得比较严肃，其实这并不是你看《三枚金币》会感觉到的氛围，这是我要澄清的，它并不是一本苦大仇深的书。伍尔夫也有尖酸刻薄、非常聪明机灵的一面，在《三枚金币》中表现得非常彻底，该嘲讽就嘲讽，这样的态度在她的人生当中也是一如既往贯彻的，还有一些在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合适的时刻。

前面提到1930年代的纳粹的阴影，1935年伍尔夫跟她的丈夫开车去欧洲旅行了一圈，也去了德国，就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一年多，经过慕尼黑还是别的地方，刚好赶上了一场纳粹的集会，1930年代非常标准的一个广场的人都穿着制服站在那里喊口号举手的时刻，他们开着1930年代英国老电影经常出现的车身比较长的敞篷车。伍尔夫的丈夫从商店里面救了一只来自南美的小猴子，家里有一个宠物是一只小绒猴。等于是敞篷车上过来了一对外国人，然后这帮人一边举手行希特勒的礼，一边看着他们，然后伍尔夫在这里做了一件她非常会干的事，她开始挥手，检阅了所有列队的纳粹群众。伍尔夫就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