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会议期间会见了多国财长、央行行长以及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

摆在各国政策制定者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难回避的问题：贸易摩擦反复、保护主义升温之后，全球经济失衡应该怎么调整？

潘功胜给出的答案，并没有把焦点放在人民币汇率本身。

他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解决全球失衡，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国家调整汇率，而需要各国推动自身的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全球贸易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家安全问题被更多带入经贸政策，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贸易顺差、逆差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因此被反复讨论。

潘功胜认为，近年来全球失衡加剧，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家安全问题泛化以及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关。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只要求顺差国家调整，也不能把责任简单归到汇率上。

潘功胜的建议是，逆差国需要削减财政赤字、提高储蓄率，顺差国则应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各国都需要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这一点其实触及了全球失衡背后更难处理的一层。

贸易顺差本身只是结果，并不天然等同于汇率政策的产物。

分析全球失衡，既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既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国，中国积累的经常项目顺差又会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配置到不同地区和产业。

从这个角度看，汇率只是其中一个变量。

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存在财政赤字、储蓄不足，单纯要求另一个国家调整汇率，并不能自动改变这种结构。反过来，顺差国家如果居民消费不足、投资结构需要调整，也不能仅靠人民币升值来完成经济再平衡。

这也是潘功胜此次在G20强调结构性改革的原因。

但结构调整从来不是短期政策可以完成的事情。

扩大消费，需要收入和预期发生变化；推动投资，需要寻找新的增长领域；逆差国家削减财政赤字，则会直接面对增长与财政约束之间的矛盾。全球失衡因此很难通过一次G20会议得到解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也强调，全球失衡的持续再平衡需要顺差国和逆差国同时采取行动：顺差经济体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扩大国内消费、促进投资，逆差经济体则需要通过适当的财政整顿提高储蓄、重建财政空间。

这使得汇率问题回到了它更准确的位置。

对于中国而言，不以汇率贬值换取竞争优势，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和保持开放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对于G20而言，真正困难的部分并不是认识到全球失衡的存在，而是让每一个国家都愿意为解决它承担自己的那部分调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