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支柱，在稳增长、促创新、扩就业、惠民生等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战略性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广泛分布于各领域，是经济稳定的关键支撑。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已超过5600万户，在企业总量中占比提升至92%左右。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更是高达95%。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正式出台，必将更加有力地促进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推进、减税降费发力、要素市场化机制完善，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环境，使其轻装上阵。在此环境中，民营经济韧性强、活力足，在多领域成果丰硕。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其面临发展环境复杂的挑战。不过，民营经济凭应变能力抓住机遇，且基础坚实，仍具潜力与动能。因此，梳理其机遇挑战，从政策、创新、营商环境等多维度谋划发展路径，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指出要“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25年3月17日，全国工商联与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积极落实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

商业银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

信贷支持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4年，民营企业超5600万户，占企业总量的92%，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商业银行通过表内信贷与表外融资相结合，逐步提升对民营企业的授信规模。截至2024年末，全国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71.8万亿元，同比增长9%，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33万亿元，覆盖超6000万户经营主体，信用贷款与保证担保贷款占比超50%，商业银行通过专项服务方案（如建设银行“善科贷”）加大投放力度，科技型企业贷款增速达18%，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带动民企发债规模增长13.34%，显示金融支持的可得性显著提升。商业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信贷规模显著扩大，头部银行表现突出：建设银行民营企业贷款达5.99万亿元，农业银行余额达6.73万亿元，中国银行超4.42万亿元（2024年数据）。直接融资渠道逐步拓宽，A股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占比近三分之二，科创板、创业板民企占比超80%。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金良在“助民企‘建’行动向未来”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透露，建设银行将致力于触达更广泛的市场主体，创新科技型企业专属金融产品，力争到2027年末为各类民营经济主体提供融资规模不少于8万亿元。

服务模式多元化。从传统抵押融资向“信用+场景”模式转变，针对科创企业推出知识产权质押、科技成果转化贷，针对供应链企业开展订单融资、仓单质押等业务。部分银行建立“一行一品”特色服务，如中信银行“繁星计划”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兴业银行“绿色金融”专项支持低碳转型民企。

区域与行业支持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依托产业链集群，民营经济贷款占比超60%，而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贷款占比较低；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创新融资工具集中、民营经济获取融资支持力度较大，农业及中小微企业融资依赖政策性扶持，融资支持力度存在区域和行业分化。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的融资环境有较大改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日趋多样化，融资成本也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与经济秩序面临重大不确定性，经济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较大。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由于缺乏抵押物、信用评级较低等原因，仍然面临融资难的问题，相对于国有企业，其融资成本仍然较高。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服务民营企业的过程中，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产品服务创新滞后、风险管理粗放以及综合化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可见，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银行业统一认识、统筹发力。

内部机制制约：风险与效率失衡。第一，抵押担S保体系僵化。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风险规避机制与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特点存在错配。超70%的民营企业因固定资产不足、产权不清晰，难以满足传统抵押要求，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抵押率不足30%。第二，审批流程冗长。“首贷难”问题作为解决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抓手，需要花大力气从体制机制、产品服务、科技支撑、考核激励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审批周期达20-30天，远不能满足企业“短频急”的资金需求，导致35%的企业转向非银渠道。第三，风险偏好保守。金融机构在信用风险评估中存在制度性堵点，难以充分为民营企业服务：一是信用风险评估中的隐性所有制歧视问题仍然存在，二是大数据风控体系滞后于民营企业经营形态新变化。部分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不良贷款容忍度仅为1.5%，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惧贷”“惜贷”现象在经济下行期尤为突出,隐性所有制歧视、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梗阻，导致民企融资渠道拓展受限。

外部环境挑战：信息与生态缺陷。第一，信息不对称严重。信息不对称及其带来的融资问题普遍存在，但在民营企业融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与民营企业的具体特征及我国金融体制特点相关。一方面，民营企业绝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缺乏抵押物，往往也缺乏现代化的内部治理和财务体系，这造成了财务数据不健全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是以大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制，与民营企业融资之间存在一定的不适配性。60%的民营企业缺乏规范财务报表，财务不规范、缺乏抵押资产，银行依赖人工尽调，风控成本高企，银行依赖“硬信息”（如不动产）授信，轻资产企业（如科技型）难以满足条件。第二，政策传导梗阻、效率低。不少地方政府优先支持国企项目，政府补贴、担保增信等政策覆盖范围不足40%，且存在“数据孤岛”，银企对接依赖线下渠道，金融机构尽职免责机制不完善，基层信贷员“不敢贷”。第三，市场竞争失衡。头部民企获得超60%的信贷资源，中小微企业融资覆盖率不足20%，中型民营企业陷入“融资断层”，既无法享受小微普惠政策，又难以匹配大型企业融资标准，“马太效应”加剧融资分化，一些金融政策在传导中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一是银行体系中货币宽松与信贷分层并存，二是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存在挤出效应）。第四，融资结构性矛盾突出。产品同质化严重，“首贷难”问题突出，约1.2亿经营主体未获银行授信，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仅占全部企业的约22%，2024年，民营企业信用债发行仅为1.2万亿元，仅占全年信用债总额的5%，信用债发行90%集中于建筑业；同时，应收账款周期延长（平均超120天），中小民企依赖短贷，期限错配加剧流动性压力。第五，融资难与融资贵。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长期未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银行依赖不动产抵押，民企缺乏有效担保，信贷资源向国企倾斜，中小民企首贷覆盖率低；据统计，2023年民企债加权平均票面利率为4.86%，高于国企的4.29%和央企的3.32%，隐性成本（如财务顾问费）推高综合成本。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与融资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银行为例，其发放贷款给企业，目的是获得财务回报。但是在贷款发放决策过程中和发放之后，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背后依然存在着总量问题，但更本质的问题是，经济转型期制度性摩擦与金融市场化滞后叠加形成的结构性矛盾。融资难、融资贵从市场角度看是风险定价不匹配，而风险定价不匹配的背后是资源错配。

商业银行优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创新驱动的核心引擎和就业民生的坚实保障，正处于战略机遇期。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内需市场加速扩容、技术革命纵深推进，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深入实施，民营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然而，当前民营经济仍面临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生产要素获取存在结构性失衡、技术迭代压力持续增大、企业现代化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等诸多现实与挑战。

创新信贷机制，破解抵押瓶颈。商业银行建立了“轻资产+大数据”授信体系、“主体信用+交易信用”双维评估体系，将纳税记录、订单流水、知识产权等纳入评估维度，试点“供应链核心企业增信”“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模式，提高信用贷款占比至40%以上；构建差异化服务体系，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对中型企业开发专属信贷产品；针对科技企业推行“技术流”评价体系，替代传统“资金流”审贷模式，推广“首贷户”培育机制，对科创型企业实施“数据+信用”免抵押授信。

精简流程与考核，提升服务效率。商业银行搭建智能化审批平台，运用AI技术实现80%的小微企业贷款“秒批秒贷”，同时建立差异化考核机制，对民营企业贷款不良率给予3个百分点的容忍度，激发基层服务积极性，将民企贷款占比纳入MPA考核，提高普惠金融不良容忍度至3%以上，落实尽职免责制度。

完善外部生态，强化政策协同。打通数据孤岛，推动“政银企”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整合税务、工商、司法等10类数据，接入税务、社保、供应链等“替代性数据”，建立“主体信用+交易信用”双维风控模型，降低信息收集成本；扩大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范围。

商业银行平衡支持民营经济与防风险的关系

风险防控与业务拓展的核心矛盾

民营企业天然的风险特征。民营经济发展挑战多，抗风险能力弱，年均存活率不足50%，经营稳定性差；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比国企约高15个百分点，债务压力大、资金链紧张，且因经营灵活、业务多元，传统风控模型难捕捉经营波动风险、预警潜在危机，加剧脆弱性。

监管要求与市场约束的平衡压力。资本充足率考核下，银行要在普惠金融投放与风险加权资产占用间权衡；且投资者对不良率上升敏感，限制银行提升风险偏好空间。

平衡风险与发展的关键路径

构建全周期风险管控体系。商业银行贷后管理粗放，应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体系的“事前、事中、事后”机制。事前：开发“民营经济风险热力图”，整合多维度数据，实现客户分层，提升高潜力企业授信审批效率。事中：构建“资金流向穿透式监控”，用区块链追踪贷款用途，设置“风险预警—重组响应”机制，对偏离主业资金流实时预警。事后：完善“不良贷款市场化处置”机制，试点债转股等工具，目标将回收率提高。

差异化风险定价与容忍机制。商业银行针对科技型民企推行“风险共担+期权定价”的模式，允许以未来收益权作为还款源。对传统制造业民企采用“基准利率+浮动调整”的模式，依纳税信用最高享30%利率优惠，设置不良率动态阈值；并引入非财务指标风控模型，如某银行采集企业能耗数据，使得绿色企业授信提高30%、不良率控制在1.2%以下。推动科技保险创新，制定协调机制，健全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保险体系；以共保体开展重点领域试点，鼓励保险资金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强化合规与生态共建。商业银行建立“黑名单共享机制”，联合协会、监管部门披露恶意逃废债企业信息，惩戒失信。引入保险开发“民营企业履约保证保险”，分担信用风险，形成“银行+保险+担保”风险缓释共同体；政府、银行、担保按比例分担风险，如浙江100亿元担保基金撬动1200亿元信贷，担保费率降至0.5%，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3%。推动金融机构加大S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引导其依据科技项目融资特点理顺贷款机制，按风险可控等原则确定贷款价格、期限等，鼓励政策性银行在业务内支持科技创新。

数字化与风控升级。“尽职免责下合理提高民企不良贷款容忍度”意义重大，能平衡风险防控与金融支持，避免信贷收缩，确保银行稳健可持续。实现此要求，一方面银行要加强科技赋能，整合内外数据，构建信用评估体系，开发信贷产品，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另一方面，落实尽职免责制度，灵活设计容忍度，完善风险定价等机制，平衡支持民企与自身经营。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监控资金流向，如江苏银行区块链平台风险识别准确率提高50%；大数据风控整合多类数据构建模型，如微众银行“微业贷”实现快速申请审批；线上平台提升中小民企融资可得性，全国一体化平台累计放贷37.3万亿元，其中信用贷款9.4万亿元。

商业银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创新举措

政策和制度创新：顶层定调重点支持

2025年5月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两个毫不动摇”，在市场准入、融资支持、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规范，为民营经济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从政治高度重视民营企业金融工作，对优化金融供给侧结构、破解民企融资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体系转型升级意义深远。在此背景下，银行构建“党建+业务”双轮驱动机制，将民营企业服务目标纳入党委督办事项，健全“善贷”“愿贷”“敢贷”长效机制，切实把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转化为提升民企贷款占比、降低融资成本等量化成果。

在金融专项政策方面，债券融资领域成果显著。2018年推出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不断拓展覆盖范围，2024年科创债发行规模增长35%，政策性机构增信支持占比超40%，有力推动民营企业债券市场发展。股权融资政策持续发力，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扩大至18个城市所在省份，同时支持商业银行、保险资金参与股权投资试点，有效引导中长期资金流向科创领域，为民营企业特别是科创企业注入发展动能。

产品与服务创新：精准对接多元需求

全生命周期服务“与民企共成长”。创新多元金融服务，赋能民企全周期成长。注重客户体验，创新多维度产品服务，针对不同客群定制方案，优化业务模式，畅通多种融资渠道，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建设银行提供务实资源保障，保障专项信贷资源，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降低融资成本。细化客户服务，针对差异需求提供“场景化+定制式”方案，提升各类民企金融服务水平。建设优化长效机制，强化激励，提升审批效率。寻求深入多方合作，搭建“政银企”平台。这些举措能破解融资瓶颈，降低成本，扩大服务覆盖面，促进民企发展，激活内生动力，推动产业升级，构建服务生态，形成政策合力。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建设银行于2025年3月份发布了《建设银行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行动方案》，提出了16条具体行动措施，希望为民营企业提供“优先配置精准直达”的金融资源支持。建设银行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支持力度，针对民营企业差异化需求，提供“场景化+定制式”的金融服务方案；同时，做好科技型企业“股贷债保租”综合金融服务等；截至2025年2月末，建设银行的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6.2万亿元。

科创金融突破轻资产融资瓶颈。聚焦前沿领域，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商业银行以行业研究为核心推进服务举措，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和科技前沿领域，加大研究投入力度，推动民营业务发展。推出“知识产权质押组合贷”，试点“投贷联动”模式，如中信银行设立科创母基金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建立银行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机制，制定企业识别标准与推荐机制，鼓励增设专门机构、探索绩效考核方案、建立免责机制，开展科技企业并购贷款试点，提高贷款比例、延长贷款期限。建设银行创新推出了“科创贷”，联动政府为科技企业提供纯信用贷款，推动优化知识产权质押机制，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建设银行浙江衢州分行一改传统的“看砖头、押厂房”的信贷思维，走访中国科学院论证技术可行性，调研下游龙头企业评估市场空间，建立动态专利价值评估模型，经过3个月调研，为拓烯科技首期授信2亿元。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重研发”特点，衢州分行创新“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将企业拥有的发明专利纳入授信考量，逐步将授信额度提升至8亿元。目前，拓烯科技带动形成了产值超百亿元的新材料产业集群。2025年3月14日，建设银行江苏苏州分行为某民营上市科技企业办理并购贷款放款，此次贷款的并购方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设银行为该企业并购贷款授信1.9亿元，期限8年，为科技企业并购注入长期资金的“活水”。并购贷款已成为建设银行服务科技金融的抓手，借助企业估值引擎和“技术流”“投资流”企业评价工具，增强科技企业并购贷款的可获得性。截至2025年3月初，建设银行科技企业并购贷款余额突破200亿元。

供应链金融实现“大数据化”转型。构建“大数据供应链融资平台”，基于核心企业订单、物流数据为上下游中小民企提供无抵押融资；农业银行“农银智链”服务上下游民企，依托核心企业构建应收账款融资平台，整合物流、资金流数据，2024年融资超500亿元，成本降1.5%；2024年，兴业银行通过该模式为3000家供应链民企投放贷款超200亿元；依托核心企业信用流转，发展“区块链应收款凭证”，如微众银行实现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三流合一”。

跨境金融助力民企“出海”。开发“一带一路”专项融资工具，提供跨境并购贷款、境外发债担保等服务，如中国银行2025年计划为民营跨境企业提供超50亿美元授信，配套汇率避险产品覆盖80%以上的结算需求；商业银行联合中国信保推出“出口信用保险+贸易融资”产品，如传音控股通过该模式在非洲市场融资成本下降18%，汇率损失减少超5000万美元。

模式与机制创新：激发基层服务动能

考核机制重构。筑牢“考核牵引+人才筑基+品牌赋能”保障机制，提升服务能力。一是优化考核激励，构建“短期+长期”考核体系，设置专项荣誉评选挂钩绩效等，实现“双轮”驱动。二是强化人才支撑，整合专家智库、优化客户经理成长体系，打造专业团队。三是深化品牌建设，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联动打造标杆案例，提升影响力与竞争力。将民企客户数等纳入KPI，如天津农商行设立了专项考核，推动民企贷款增长。

政银担协同推进风险缓释。打造“研究赋能+精准施策+流程优化”风险管控体系，提升民企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能力。一是以研究驱动风险识别，整合团队、引入人才、建设专班，打造三位一体赋能机制。二是实施差异化授信，综合多维度明确风险点，配套定制产品与缓释工具。三是优化全流程风控，推行审批前移，强化贷后管理，形成风险管控闭环。推广“再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模式，如浙江设立纾困基金，撬动信贷，降低担保费率等。

服务渠道智能化。搭建“线上一站式金融超市”，整合贷款申请、财务顾问、政策匹配等多项功能，运用AI客服实现7×24小时响应，建设“一键式”融资对接系统，如工商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平台”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审批时效从7天压缩至24小时。商业银行可制定更加明确的“首贷”投放计划，在信贷规模、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等方面进行专门安排；主动破解信息不对称，加大行内数据整合应用，并对接支付类数据、政务类数据、商务类数据等“替代性数据”，研发S针对性产品，更好地满足民营小微企业“短、小、频、急”融资需求。

生态合作深化。银行需优化信贷流程、创新产品、借助科技、构建生态，提供精准高效便利的服务；还应发挥专业能力，深化与多方常态化合作，提供综合服务方案，以非金融服务强化金融支持，实现银企共赢。2024年银行在全国范围内与工商联等共建“金融服务站”超5000个，服务企业超20万家，融资对接成功率提高40%；截至2025年2月末，通过接入“信易贷”平台，银行机构累计发放贷款37.3万亿元。此外，针对行业集群设置“产业金融事业部”，如江苏某银行对汽车零部件企业定制授信，不良率控制在1.8%以内。

关于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

国际经验借鉴与本土化实践

发达国家经验为金融支持体系构建提供了多元化范式：美国通过小企业管理局（SBA）的7(a)贷款担保计划，以政府信用为中小企业融资增信，仅2022年就撬动1270亿美元商业贷款投向科技创新领域；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创新“转贷模式”，将政策性资金通过商业银行定向投放，使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低于基准利率0.8个百分点；日本信用保证协会与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的双层架构，通过82%的代偿率保障和保险赔付机制，使制造业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控制在1.2%以下。这些经验体现了制度化、专业化和分工明确的风险共担体系，有效缓解了“银行不敢贷、企业贷不到”的供需错配问题。此外，这些国家多以税收优惠、研发补贴、技术外包等形式实现政府对企业的间接引导，避免因过度干预而造成市场失灵。这种“政府退一步、市场进两步”的金融治理模式，使得真正具备成长性和技术优势的企业能够优先获得资本青睐，优化了民营经济的整体质量。

根据国际经验，中小企业融资无固定最优模式，需结合经济发展历史路径与当前阶段来选择；本地化金融机构可利用本地信息网络降低信息不对称，提供灵活信贷；以需求驱动融资，债务融资须进行多样化创新，提供多种工具匹配不同需求；规范政府行为，提供稳定产权环境与法律框架，审慎监管；提高制度灵活性，适应中小企业特殊需求，为个性化服务预留出空间。

长效支持机制构建

政策传导与监管优化。建议监管部门建立“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专项评价”，将考核结果与机构准入、资本占用挂钩；央行通过再贷款、专项债等工具，向支持民企力度大的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预计可降低融资成本0.5-1个百分点。

能力建设与生态培育。推动银行建立“民营企业金融研究院”，聚焦行业研究、风控模型开发，如巴曙松提出的“非财务指标评估体系”，将研发投入、ESG表现纳入授信模型；同时，开展企业家金融素养提升培训，每年开展万场“金融知识进民企”活动，提升融资规划能力。

风险文化与长期主义。倡导“伴随式服务”理念，对优质民企提供10年以上长期授信，允许贷款期限与企业生命周期匹配；建立“风险投资损失补偿基金”，对早期投入科技民企的银行给予20%的损失补贴，引导资金“投早、投小、投长期”。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健全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降低担保机构风险，提高其为民营企业提供担保的积极性。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商业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提高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推出专项创新融资产品，引导鼓励保险公司等为其发债增信。进一步优化股权融资通道，以构建“区域股权交易所—新三板—北交所—沪深交易所”转板衔接机制为抓手，助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股权融资。加强对民营企业上市辅导和培育，提高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成功率。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试点科技企业并购贷款。

企业自我革新与外部生态优化。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自我革新与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诸多民营企业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与工商联开展“财务健康诊断”。但企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还有待提升，应推广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优化治理架构、加快数字化转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推广“创新积分制”，优化指标、分层分类管理，健全与贷款和担保计划的联动机制。民营经济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而完善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其重要支撑。民营企业要重新定位、积极转型升级，完善内部反腐、审计、财会等制度，构建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凭借制度建设转化优势、拓宽发展空间。

夯实数字基建与数据治理。通过开发标准化的数据接口，实现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企业、个人之间的数据互通，加强数据算法透明化监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统一的、集成多类核心数据的“企业信用共享平台”。完善金融数据分级流通标准，制定授权、交易和追溯机制，确保数据在安全合规下高效流通。民营经济投融资活动将借助前述标准化数据，打破“数据孤岛”，实现金融服务的精准触达。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积累了新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依托大数据构建民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有助于破解融资难题。

未来趋势与战略定位

在民营经济加速向绿色化、数字化、国际化转型的浪潮下，商业银行唯有主动重塑核心能力，方能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以绿色金融作为战略核心，推出“碳中和转型贷”，支持民企节能降碳等领域，提供低成本长期资金，配套考核机制，将规模、覆盖率纳入KPI。数字金融，用前沿技术打破数据孤岛，构建1亿家中小民企数字信用画像，整合多维度数据，结合算法评估风险，实现差异化服务，如简化高评级企业贷款流程、为科技民企设计质押产品。生态金融，搭建“产业互联网金融平台”，融合多模块功能，以供应链金融切入，为上下游民企提供融资服务，联动物流监控，引入第三方完善生态体系，提供综合金融方案。商业银行通过前述能力重塑，既能为民营经济转型注入强劲动力，也将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开辟新的增长曲线，实现社会效益与商业价值的双赢。

结语

推动民营经济行稳致远，需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力”的协同发展生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多元化融资渠道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局；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系统性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通过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研究院等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广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公司治理架构、数字化转型、风险防控体系等维度全面提升企业治理现代化水平。唯有凝聚多方合力破除发展梗阻，方能持续释放民营经济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唯有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民企成长的每一阶段，方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根基。

商业银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需在“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中寻求破局之道。通过强化政策协同效应，打破制度性壁垒；借助金融科技赋能，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效率；通过机制创新、科技赋能与生态共建，商业银行有望在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实现自身转型，构建“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商业银行需从“信贷供给者”转向“综合服务商”，通过制度创新（如尽职免责）、科技赋能（大数据风控）、生态共建（供应链金融）三轨并进，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激活民营经济“一池春水”。展望未来，需持续完善法治保障体系，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结构，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构建“政策护航有力、市场服务贴心、创新驱动强劲”的民营经济金融支持新格局，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本文为基金项目建行研修中心〔研究院〕“金融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29〕）

作者宋效军系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陈哲系北京交通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