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作出重大战略判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重大理念和政策主张。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关键保障。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而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根本性改革创造基础，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本文系统探讨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与经济平衡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剖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矛盾和根源，阐述了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积极贡献，并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提出优化提升路径。本文为理解当前全球金融治理困境及中国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IMI财经观察”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以飨读者。

全球经济再平衡与

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的又一重大全球性倡议。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关键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与国际经济格局不匹配，不利于全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全球经济失衡也不利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需要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我国应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强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建公平治理新秩序，为全球经济再平衡注入更强动能；协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助力实现金融治理与经济平衡的良性互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

一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与经济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

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曾为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二战后，美元确立国际主导货币地位，辅以相关配套国际组织和规则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多数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逐步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支撑。这一体系的核心构成包括：货币与汇率方面，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固定汇率制度及后续浮动汇率调节机制结束了二战前货币体系混乱局面，为跨境经贸往来提供了可预期环境；跨境资金流动方面，依托美元主导的支付清算体系、美国国债等成熟金融市场，提高了跨境交易效率并便利外汇储备管理与资本配置；国际治理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为核心，搭建了金融协调与救援机制，履行监督成员国汇率与外汇政策职能，并提供融资、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等服务。在该体系支撑下，全球经济和贸易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实现了快速发展。

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已不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弊端愈发明显，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近5年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占比超40%、货物出口占比为44.7%，较20世纪末分别提升超20个和10个百分点，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金融治理仍延续二战后旧框架，未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这种失衡导致国际主导货币流动性变化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生显著外溢风险，全球金融安全网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需要援助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够。事实证明，金融治理体系与全球经济格局的错配会阻碍经济发展和削弱风险防控效果，改革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选择。

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需要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各国经济发展和全球产业分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进而带动跨境资本流动，并推动跨境支付、国际金融组织的发展。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不仅反映了金融本身的问题，更反映出深层经济结构失衡。当全球经济严重失衡时，试图建立稳固的金融治理体系会面临诸多困境。国际主导货币的发行国通过长期经常项目逆差向全球提供国际货币，同时借助国际主导货币地位大量融资，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强化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单极格局，进而阻碍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导致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难以走向真正的多边主义。此外，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也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汇率争端和加剧脆弱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大跨境资金流动和全球外汇市场的波动性，使得原本资源有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更加难以负担。可见，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环境下，单纯在金融层面进行“治理”容易面临较大掣肘，调整完善的难度比较大。

二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衡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等。供需平衡是短期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普遍的动态的。从国际贸易往来看，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各国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国家分工合作，从而有效提升全球经济效率和福祉。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错综复杂，是全球产业分工、各国国内经济结构、储蓄投资行为、人口结构以及财政金融体系共同驱动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自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全球经常账户主要逆差国为“低储蓄、高消费”的个别发达国家，主要顺差国则动态演变和相互交替。

“低储蓄、高消费”发展模式导致个别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经济失衡问题。二战结束后，出于提升经济效益的考量，个别发达国家制造业持续向海外迁移，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显著降低。与此同时，经济结构长期呈现“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使得对商品的需求规模超过其国内生产供给能力，货物贸易逆差成为常态。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能够将要素资源投入创新和管理环节并带动产业升级，消费者在获得更多选择的同时也降低了生活成本，服务业繁荣发展并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但服务贸易不足以完全弥补货物贸易形成的较大逆差，使得经常账户长期保持逆差。

全球经常账户主要顺差国伴随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动态变化。在当前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全球贸易体系下，经常账户收支变化主要反映经常项目下货物收支变化，经常账户顺差国大多为货物出口较多的国家，除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部分能源大国外，经常账户顺差国主要为商品生产制造国。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GDP数据，日本在1986年为3.6%，是全球主要顺差国；此后德国、中国逐步加入主要顺差国行列，2007年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GDP分别为6.4%和8.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链布局转向在东盟等地区分散布局，供应链多元化和区域化加速演进，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国分布也同步出现分散化趋势。韩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GDP于2015年达到6.8%的历史阶段性高位，泰国于2016年达到13.6%的历史阶段性高位；2018年以来，全球经贸摩擦和产业链转移使主要顺差国再度发生变化，印度尼西亚、越南于2022年分别达到3.5%和3.7%。另有部分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大额顺差，如墨西哥在1983年为9.1%，沙特阿拉伯在2005年高达32.1%等。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无益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年来，个别国家的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战、关税战，试图缓解本国经济失衡问题，但这种行为的结果损人不利己。世界贸易组织在2025年4月指出，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等因素可能导致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量总体萎缩约0.2%，全球贸易增长前景被严重拖累。增加的关税成本大部分将转嫁到本国消费者身上，物价上涨也会导致额外的家庭支出，并且容易受到贸易伙伴报复，影响本国出口。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综合考量贸易伙伴之间相互关系、国内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多边合作和调整国内政策，实现更均衡、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循环。这一过程离不开高效的全球分工体系，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通过加征关税、技术封锁、推动产业链“脱钩断链”等举措，强行割裂各国产业关联，反而放大全球经济失衡。而且，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削弱全球贸易政策的可预期性，抑制全球资本流动与市场活力，导致各国间信任缺失和国际协调沟通机制失灵，削弱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从根本上腐蚀全球经济发展根基，更难以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三

我国新发展格局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重要贡献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总结了自主和开放、发展和安全、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辩证关系，为我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科学路径，也为全球经济再平衡提供了中国智慧，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原创性成果。

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缓解全球供需错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需一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充分发挥我国资源禀赋优势创造条件，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夯实基础。但依靠外需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也面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通过多方面举措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推动经济向“内外均衡”转型，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从21世纪初的超过60%下降至当前的不足四成，近年来经常账户顺差与GDP的比值处于合理均衡区间，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重要贡献。近年来，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贷款贴息等促消费、扩内需政策密集出台，并着力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加大消费基础设施投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等，持续激发消费潜能。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助力内需潜力释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我国扩大内需战略不是以增发债务为基础的“超前消费”，而是聚焦制约内需增长的体制机制问题，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共同发力，扩大内需既能提振需求，也能消化供给，同时为发挥强大生产能力优势提供了动力和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了供给，也更好满足不断升级的需求，同时又引领创造出新的需求，促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上升到16.3%、34.6%，制造业全球占比上升至30%左右。国内大循环注重构建完整产业体系，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形成从研发到售后、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制造能力。这种产业韧性有效缓解了全球供应链因地缘冲突等冲击导致的断裂风险，避免供应链区域化、碎片化加剧的生产与需求错配，保障全球生产要素稳定流通。

以高水平开放为重点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下的国际循环并非简单嵌入全球价值链，而是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优化升级。一是以开放的大门与世界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我国是唯一举办国家级国际进口博览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积极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给予零关税待遇、简化审批流程等措施，充分体现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包容性与普惠性。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我国产业发展的规模优势日益稳固，门类体系更加完整，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并积极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方向发力。同时，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凭借长期积累的品牌、品质、产业集群等优势，持续拓展海外市场，从代工生产、贴牌出口逐步转向品牌与服务出海。我国着力构建与对外投资贸易发展相适应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14万亿美元，连续8年排名全球前三，境外企业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动其他国家产业链协同升级，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让更多国家在分工中获得合理收益。三是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目前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工程机械、装备和技术，同时进口当地特色产品，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增强其经济增长动能。这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促使更多共建国家从地区发展洼地转向地区繁荣高地，让全球资源配置更趋合理。

四

未来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集中力量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夯实新发展格局基础。一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打造消费新场景释放内需潜力。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有效投资，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激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筑牢国内大循环产业根基。另一方面，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服务业等领域开放，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以内外循环相互赋能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打破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坚定秉持多边主义。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经济结构、政策选择、发展阶段差异长期交织的结果，无法依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解决。国际社会需摒弃“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和“责任外推”的霸权思维，利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中国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正是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实践范例。只有更多国家加入这一进程，才能形成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合力。主要经济失衡国家更应积极推动内部经济改革。逆差国需着力优化国内消费储蓄结构、改善财政收支，而非以关税转嫁矛盾；顺差国可适度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部市场依赖。

共建公平治理新秩序，协同破解经济失衡。各国需立足自身定位协作发力，完善全球治理制度保障，形成“优势互补、责任共担”的良性格局。发达国家需把控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减少对新兴市场的外溢冲击，切实履行援助承诺，缩小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应深化结构性改革，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双向赋能合作，为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注入普惠动力。同时，国际社会需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围绕数字贸易、绿色金融、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制定统一规则，抵制单边制裁与规则碎片化。唯有携手完善治理机制、深化协作，才能筑牢均衡发展根基，让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五

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改革现有全球金融组织体系应该在提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机构作用基础上，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支持新型多边平台发展。一是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已经形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和世界银行股权改革共识基础上，有效落实提升发展中国家份额相关措施，使相关国际金融机构代表性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基本适应。二是支持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机构发展，更大范围增进国际对话交流协作，为支持全球南方国家走好现代化道路注入强劲动力。

坚持多边金融治理模式。全球多边金融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以规则为基础，各国平等参与、权利共享、风险共担，依靠沟通协商解决全球性金融问题与挑战的模式。一是坚决摒弃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共同抵制单边金融制裁和技术封锁行为，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二是加强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与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沟通合作与规则衔接，更好发挥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在全球债务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绿色发展以及科技金融等领域的积极作用。

丰富金融务实合作机制。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一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能力援助，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提升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金融网络便利性。二是加强国际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弱化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提升国际货币体系韧性。三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用好全球金融资源，优先用于解决本国发展急需的重大工程、薄弱环节等民生工程，坚决打击涉恐、涉诈、涉毒等违法犯罪金融活动。

筑牢金融风险防控网络。目前全球大部分国家经济金融市场实现互联互通，主要经济体货币金融政策对全球外溢效应明显增强，部分国家政策调整甚至多次引发区域乃至全球性货币金融危机，构建全球性风险防控网络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议题。一是主要经济体共同协商本国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和力度，维护全球跨境资本有序流动，适时扩大全球经济金融政策协调范围。二是建立覆盖股票、债券、信贷等传统金融市场，以及数字货币、金融衍生工具等非传统金融市场的全面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提升金融监管协调性，防范风险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