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跟大家聊到郑保瑞导演的《澎湖海战》，这位一直扎根香港类型片的导演，其实早早就打破了地域局限，和内地团队展开过深度合作。

不光是他，如今我们熟悉的很多香港导演，早就不只在香港拍电影了。

这种香港导演北上的行业趋势，算下来已经走过了 20 多个年头。

尤其是最近两年，《长津湖》《红海行动》这类登顶影史的大片，看似是内地主旋律的高光时刻，实则每一部背后都藏着香港与内地电影产业深度融合的轨迹。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些作品，好好聊聊 “合拍片” 这一特殊存在 ——

它如何从拯救香港电影寒冬的救命稻草，一步步成长为推动中国电影崛起的核心力量，以及这 20 多年里，两地电影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与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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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没细想过，现在习以为常的 “合拍片”，最开始其实是为了帮香港电影走出寒冬才出现的。

2002 年，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刘伟强的《无间道》将香港警匪片推向新高度，拿下第 22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等 7 项大奖，成为了香港电影最后的一抹曙光。

之后便风光不再。

可与此同时，张艺谋的《英雄》以宏大的视觉奇观、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吹响了内地商业大片的号角，票房突破 2.5 亿元，让整个行业看到了内地市场的潜力。

彼时的香港电影，早已不是那个年产近 200 部的东方好莱坞。

亚洲金融危机断了资金链，好莱坞大片又抢占本土市场，再加上人才外流、题材老一套，电影年产量锐减至不足 50 部，传统东南亚及中国台湾市场持续萎缩，行业陷入阶段性迷茫。

诚如吴思远、陈可辛等导演当时所说：不打开中国内地市场，香港电影就没有希望。

转折点出在 2003 年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EPA）正式签署，2004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这里面针对电影产业的核心条款特别有突破性，简单说就是：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就能享受国产片待遇，通过审查后不用受进口配额限制。

相当于直接给香港电影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

要知道，当时内地影院数量已经突破 1000 家，观众基数有好几亿，是香港本土市场的几十倍。

寰亚传媒集团高级副总裁郑剑锋，作为最早从内地去香港发展的电影人之一，在采访里就说CEPA 落地后，政策红利实实在在盘活了行业。

到 2024 年底，也就是 CEPA 实施满 21 年的时候，国家电影局公布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总数大概有 750 部。

这个数字背后，其实就是两地产业从试着合作到批量出片的真实情况。

如今每年香港电影产量的 50%~80% 都是合拍片，足以见得这种合作模式已经成了行业主流。

今年 5 月，国家电影局又发布了《港澳服务提供者投资电影制作业务管理规定》，进一步放宽了限制：

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包括香港、澳门籍个人和当地企业）在内地投资开电影制作公司，而且还能作为第一出品单位提交影片立项审查。

也就是说，之前合拍片在出品资格上的限制被打破了，香港电影人不仅能真正融入内地产业链，还能更深入地对接市场资源，创作空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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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策是基础，合拍片能站稳脚跟，关键还是香港电影人的专业经验和内地叙事需求能结合起来。

林超贤就是个典型例子。

这位出身香港电影工业体系、曾参与《逃学威龙》系列制作、以高强度拍摄著称的导演，北上后将港式类型片技巧与内地主旋律题材结合，形成独特风格。

2016 年的《湄公河行动》，改编自真实的湄公河惨案。

电影里密集的枪战、追车戏保留了港片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又紧扣跨国禁毒的主旋律核心，最后拿了 11.86 亿元票房，成了主旋律商业化转型的标志性作品；

2018 年的《红海行动》，票房突破 36.5 亿元，还让林超贤拿了第 34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第 32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等荣誉。

2025 年上映的《蛟龙行动》更是把这种融合推向了新高度。

徐克、陈可辛这些香港导演，则走出了不一样的融合路子。

徐克的《智取威虎山》，用香港电影擅长的类型化手法重新拍红色经典，让老故事有了新节奏，把剿匪故事拍得悬念十足、很有张力。拿了 8.83 亿元票房；

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把港片细腻的情感融入内地创业故事，实现了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

陈嘉上的《画皮》，则把香港的特效技术和内地的古典美学结合，打造出既有东方韵味又有商业吸引力的玄幻大片，证明了香港导演跨题材创作的能力。

还有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都是把港式类型优势和内地元素融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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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阵容的多元化搭配，更是合拍片文化融合的生动体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内地主要演员占比不少于三分之一” 确实是 CEPA 初期的核心规定之一。

2003 年 CEPA 生效后，配套的实施细则就明确提出，合拍片要享受国产片待遇，必须满足这个条件，同时还要求 “故事核心与内地关联”。

这相当于用政策硬性推动两地演员合作。

比如2006 年的《我要成名》，刘青云搭档内地演员霍思燕。

这部聚焦演员追梦的作品，既保留了港片对娱乐圈生态的犀利洞察，又通过霍思燕饰演的内地赴港追梦女孩，埋下了两地文化碰撞的伏笔。

还有2009年的《十月围城》，它不仅改变了观众对主旋律大片的固有印象，更证明了两地融合的可能性。

这部聚焦清末民初革命志士保护孙中山的电影，看点十足。

黎明、张学友、谢霆锋、甄子丹、梁家辉等港星，搭配范冰冰、周韵、李宇春、巴特尔等内地演员，阵容豪华。

香港团队擅长的动作设计、紧凑叙事，与内地注重的历史厚重感、家国情怀结合，让 “保护革命火种” 的故事既有曲折情节，又有高尚情怀，还带着独特气质。

有趣的是，这部在香港本土票房仅 1665 万港元的电影，在内地却拿下 2.9 亿元票房。

巨大的市场反差，更印证了香港电影扎根内地的必要性。

后来《十月围城》还拿下第 29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等 16 项大奖，成了合拍片早期探索的标杆，甚至被央视反复重播，足见其影响力。

《十月围城》金像奖最佳导演陈德森的首部文字作品《把悲伤留给电影》！成龙作序深情推荐，100余幅珍贵照片，立体呈现50年电影人生。

不过，随着两地产业融合加深，政策逐渐放宽，后期合拍片不用再严格卡三分之一的比例门槛。

但不可否认的是，早期的比例要求为两地演员搭建了合作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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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香港电影人和内地市场的绑定，早就不只是单一项目合作了。

越来越多香港电影人选择在内地扎根，通过开公司、参与产业布局，从候鸟式创作变成了本土化深耕。

陈可辛的产业布局就很有代表性：2009 年，他和黄建新、保利博纳一起组建了人人电影公司，正式开始在内地深耕产业；

之后成立的亚博思电影发行（北京）有限公司，作为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让他能深度参与内地电影的制作、发行全流程。

陈嘉上则联合创办了霍尔果斯壹点意念影业有限公司，把香港的制作经验和内地的产业资源结合，参与投资制作了多部合拍片。

更不用说 CEPA 后来还放开了发行和影院建设限制，允许香港在内地独资建影院、设公司发行国产影片，这些都让两地产业绑定得更紧。

当然，20 多年的融合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化差异和创作理念的碰撞，曾经让两地团队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

香港团队习惯高效快速的拍摄节奏，注重现场即兴创作；内地团队则更强调细节打磨和审查规范，看重剧本的严谨性。

香港电影擅长聚焦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追求对个体命运的细腻刻画；内地电影则更强调宏大叙事和家国情怀，注重呈现集体精神。

这种差异在早期合拍片里特别明显，但随着合作的碰撞，两地电影人慢慢找到了平衡点，实现了有机共生的状态。

比如前文提到的刘家昌的《我要成名》，就以娱乐圈追梦这一跨地域的共通主题，弱化了文化隔阂；

陈德森的《十月围城》，用港片的动作美学包裹内地的历史情怀，让主旋律故事更有感染力；

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用细腻的港式人文视角讲述香港抗战故事，让家国情怀更动人；

刘伟强的《建军大业》，试着用港片的镜头语言诠释革命历史，虽然在叙事平衡上有争议，但也为主旋律电影的年轻化表达提供了宝贵经验。

还有《打擂台》《岁月神偷》这样的作品，既保留了香港的人文精神，又能让内地观众产生共鸣。

就像电影研究专家张燕说的：

“两地合作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互补，更是文化观念的求同存异。香港导演的创作技巧与内地的叙事需求形成了情感共振，这种共振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基于对观众需求的共同理解。”

而这种共振越深入，行业也越清晰地走向融合 —— 当合拍成了主流，曾经的纯港片自然越来越远。

聊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感慨，曾经的港片，那些充满市井烟火气的警匪故事、带着无厘头笑点的喜剧、藏着细腻情感的爱情片，如今随着合拍片成为主流一去不复返了。

确实，纯粹以香港本土故事、本土班底打造的纯港片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们缅怀的同时，也得面对一个现实：香港本土市场就那么大，要拍能让更多人看见的故事、做更有分量的作品，和内地融合几乎是必然选择。

行业的规律、市场的选择，从来都不是单靠情怀就能扭转的。

就像陈可辛说的：“港片的魂不会消失，它会变成一种创作基因，融入到更广阔的华语电影里。”

现在，2025 年新规落地，香港电影人能在内地开独资公司，新一代年轻人也能通过创业基地找到机会，这些变化都在让融合变得更自然。

回头看这 20 年，香港电影从低谷爬起来，和内地一起把华语电影的盘子做大，其实已经是很珍贵的故事了。

最后想问问大家：你记忆中印象深刻的合拍片是哪部？而那些让你难忘的经典港片，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