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业务扩张过程中，浙商银行频频收到监管罚单，其规模增长似乎并未同步带来风控能力的提升。

9月5日，浙商银行因互联网贷款等业务管理不审慎，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罚款1130.80万元，相关责任人谭飞被警告。同日，其北京分行因承兑业务调查审查失职、商票保兑业务授信及交易背景审查不到位，被北京金融监管局处以100万元罚款。

此前，该行多家分支机构也接连受罚：8月4日，温州分行因贷款“三查”不到位、金融产品销售不审慎，被罚135万元；7月15日，兰州分行因员工行为管理不善被罚140万元；7月9日，广州分行因个人经营性贷款严重违规、向关系人违规放贷、询证函回函不实等问题被处以160万元罚款。

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21日，浙商银行年内累计罚单金额已达3908.01万元，较2024年全年的918.1万元大幅上升，增幅超过三倍。

除了罚单压力之外，浙商银行的财报数据也呈现喜忧参半的局面。

营收、净利负增长

今年上半年，浙商银行营收与净利润双双下滑。这家以“浙商”命名的股份制银行后起之秀，正面临业绩考验。

财报数据显示，浙商银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32.48 亿元，同比下降 5.76%；实现归母净利润 76.67 亿元，同比下滑 4.15%。这也是该行自 A 股上市以来，首次出现中期营收与净利润双双负增长。

浙商银行营收下降的核心原因在于利息净收入与非利息净收入的同步收缩。财报数据显示，浙商银行上半年实现利息净收入230.46亿元，同比下降2.52%；非利息净收入102.02亿元，降幅高达12.33%。

在股份制银行普遍受非息收入拖累的行业背景下，浙商银行的跌幅远超同类机构，凸显其金融市场业务对利率波动的脆弱性。此外，浙商银行正在调整资产结构，还加大了拨备计提力度，也对其利润形成了压力。

此外，浙商银行在资产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负债快速增长的挑战，这为其盈利能力和资本管理带来压力。

财报数据显示，浙商银行资产总额33464.8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0.63%，其中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18885.3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9%。负债总额31421.03亿元，比上年末增长0.62%，其中吸收存款20658.1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35.25亿元，增长7.47%。

再有，浙商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呈现分化，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微升但资本充足率下降。财报数据显示，浙商银行资本充足率12.31%，比上年末下降0.30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9.62%，比上年末上升0.01个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39%，比上年末上升0.01个百分点。

总之，面对监管处罚与业绩下滑的双重挑战，浙商银行当务之急是夯实内控与合规基础，以此修复短板，为业绩的持续企稳与市场信心的重塑奠定根基。

浙系“一哥”宝座易主

在浙江这片民营经济活跃的金融热土上，一场关于浙系“一哥”的宝座之争悄然落幕。

财报数据显示，宁波银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71.6亿元，同比增长 7.91%；实现归母净利润147.72亿元，同比增长8.23%。截至6月末，宁波银行总资产规模34703.3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1.04%，超过浙商银行摘得“浙系一哥”宝座。

更为严峻的是，在“浙系三杰”的竞争中，浙商银行成为唯一出现营收、净利润双降的银行，折射出这家股份制银行在战略执行、风险管控与科技创新方面面临的多重挑战。

在战略执行方面，自2022年确立“深耕浙江”首要战略以来，浙商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长三角这个中国金融业竞争最激烈的区域，银行间的产品同质化日益严重，服务差异逐渐缩小，人才争夺持续加剧。

与竞争对手相比，浙商银行的战略执行效率显露出疲态。宁波银行凭借11.04%的资产增速，总资产达到34703.32亿元，成功实现反超；杭州银行也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的双增长。而浙商银行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资产增速仅为0.63%，差距可见一斑。

在风险管控方面，浙商银行个人贷款风险的持续暴露，不仅影响了当期盈利，更对银行的信贷策略和风险文化提出了严峻考验。

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商银行个人贷款不良金额达91.91 亿元，较 2024 年末增加 6.93 亿元，不良率也从 1.78% 攀升至 1.97%。此外，wind数据显示，2019 年至 2024 年，浙商银行个人贷款不良规模从24.85亿元一路震荡攀升至84.98亿元，2025年上半年该行个人贷款不良规模再创新高。

在科技创新方面，面对传统业务的竞争红海，浙商银行着力构建“以人才银行为底座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试图通过创新实现差异化竞争。

截至6月末，浙商银行已服务科技型企业超3.46万户，提供融资余额超4400亿元，服务高层次人才超4100户。同时，银行还首批发行了首期科技创新债券50亿元，展现出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创新力度。

然而，这些创新成果尚未充分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与宁波银行稳健的盈利增长和杭州银行强劲的利润增幅相比，浙商银行的科技创新投入还未带来相应的财务回报。

对于浙商银行而言，失去“一哥”宝座或许不是终点，而是一个重新审视自身、深化改革的新起点。在浙江这个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省份，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如何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是其重夺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高管持续动荡，合规风险犹存

在中国银行业的版图上，作为全国十二家股份制银行之一，浙商银行的经营表现与战略动向始终是市场焦点，其管理层的稳定与否，不仅关乎自身发展，更牵动着整个金融市场的神经。

2025年7月9日，浙商银行公告陈海强正式出任行长，仅一天后，董事长陆建强亦宣布到龄辞任。这看似常规的人事变动，却被市场拿着“放大镜”仔细审视。原因在于，这不过是浙商银行近七年来高管持续动荡的最新一幕。

据《节点财经》统计，2019年到2025年，浙商银行每年都有高管落马。

2019年以来，浙商银行多名高层陆续被查。原上海分行行长顾清良于2019年7月被留置，后因受贿罪获刑14年；2020年，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邹建旭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2021年至2023年间，风暴持续蔓延：原副行长张长弓因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被移送司法；执掌近八年的原董事长沈仁康于2023年落马，涉案金额数亿元；原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刘龙也在2024年末失联，据称与沈案有关。

2024年8月，时任行长张荣森突然辞职，据报被带走调查。2025年4月，外部监事高强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显示该行高层治理问题仍在持续。

这种“塌方式”的高管更替，正在对浙商银行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是，经营战略的连续性受损。频繁的高管变动使得银行难以保持战略定力，每个新领导上任都可能带来方向调整，这不仅影响内部执行效率，也动摇市场信心。

二是，风险管控出现漏洞。高管层的动荡往往伴随着风险意识的松懈和管理盲点的产生。近年来浙商银行个人贷款不良率持续攀升，资产质量承压，与内部管理的薄弱不无关系。

三是，市场信誉遭受重创。作为上市银行，稳定的管理层是投资者信心的基石。浙商银行高管频繁涉案，无疑在其信用体系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对于刚刚完成换帅的浙商银行而言，结束这场持续七年的高管震荡，重建市场信心，需要的不仅是新的人事任命，更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和文化重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穿越风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